馬伯英先生究竟想幹什麼？

張功耀

昨天，一位朋友轉發過來一個網絡讀者要求發給我的一份材料。這份材料，就是全英中醫藥聯合會主席馬伯英先生在《科技日報》上發表的《中醫學是優質的生態醫學》。

我瀏覽了一下這篇文章。就文章本身來說沒有什麼新東西。許多觀點都是國內一些“護醫派”人士，包括某些“中醫泰斗”都已經表達過的觀點。而且，針對這些觀點，我差不多都已經或多或少地表達了我的意見。比如，這些人總以為我們是在用“西方的科學標準”來衡量中醫，於是就把中醫瞧扁了。針對這個觀點我是說過了許多次的。今天，我再把它完整地表述一遍。

科學存在“中醫標準”和“西醫標準”兩個完全不同的標準，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前蘇聯30年代開始的一些帶政治色彩的生物學家那裡去。正是他們，首先人為地創造了“無產階級的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科學”之間的差異。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很清楚。當時，李森科之流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要“以辯證唯物主義作指導”創造所謂“社會主義的遺傳學”，建立“嶄新的無產階級科學體系”，從而達到他們否定已經得到重新證實的孟德爾遺傳學。這裡所謂“重新證實”，是指1900年荷蘭遺傳學家德•弗里斯重新發現了35年以前奧地利遺傳學家孟德爾發現的兩個遺傳學基本定律：分離定律和自由組合定律。

這個定律為什麼會引起前蘇聯遺傳學家的反感呢？原因還得從達爾文的進化論所遇到的困境說起。

1876年，達爾文的進化論已經發表17年,並且得到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恩格斯的特別青睞。可是，這種理論卻存在變異物種如何才能在後代保持下去的遺傳學疑難。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一位電學家，叫詹金（Jenkin）。他以當時的融合遺傳理論為背景，通過簡單的計算就證明了一個推論，既使生物能夠按照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產生新物種，這些新物種也不能在後代保持下去。這個難題，就是進化論史上的“詹金惡夢”。

達爾文為了回答詹金的詰難，引入了“泛子循環假說”。可是，這個假說的要義必須使進化論重新回到了比達爾文進化論早60年的“拉馬克進化論”那裡去，尤其在物種進化的遺傳學解釋方面。這就導致了“新拉馬克主義”和“新達爾文主義”的興起。
在這個向拉馬克主義回歸的新趨勢中，有一點必須要得到實驗證實，那就是，生物在後天獲得的性狀能否在後代遺傳。德•弗里斯的貢獻在於，他通過自己的遺傳學實驗判決性地證明了，生物後天獲得性的性狀不能在後代遺傳。

由於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需要維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權威性。於是，他們一方面批判孟德爾遺傳學，一方面重新為拉馬克遺傳學辨護。於是，就產生了“社會主義的達爾文主義”和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的生物學派”。從那以後，蘇聯的學閥們開始否認人類已經取得的科學認識，也否認人類兩千多年以來逐步形成的科學規範，並試圖建立“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的所謂“無產階級嶄新的科學”。

這種風氣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在中國曾經發生過的批孟德爾遺傳學，批鮑林的共振論，批量子力學，批相對論，就是這種“以辯證唯物主義作指導”，在我國自然科學領域發生過的鬧劇。最早起來糾正這些鬧劇的是于光遠老先生，還有我的導師許良英老先生。我本人在1999年出版的《相對論革命》一書中特別對我國的批相對論運動做了揭露和批判。

科學是長期的人類文化活動的結晶。科學事業不是那一個民族，那一個科學家所能造得成的。1976年，李約瑟博士最早把科學所具有的可以跨越民族的、文化的、社會習俗的障礙進行文化滲透的文化現象，叫做“世界性”。並創造了“世界性的科學”這個術語。這個術語表明，科學是世界性的，既不是任何民族的，也不是任何階級的或政黨的。在世界性的科學面前，所謂“雙重科學標準”的說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2003年，筆者出版了《科學技術學導論》一書，花了一章的篇幅來講“科學”。儘管關於“科學”定義的表述五花八門，但科學所應該滿足的基本要求，在科學哲學界並沒有什麼分歧。

歸納起來，科學應當滿足以下要求：

1、概念要有明確的指稱，要能夠在經驗世界進行還原。
2、邏輯結構要嚴密，推理前提和推理形式要具有不證自明的公理性，不能帶有任何隨意性。
3、科學理論所依賴的經驗基礎（觀察和實驗）要充分可靠。（通常以“可重複性”作為判據。）
4、科學的理論構造要儘可能地簡單。概念要儘可能地少，能夠相互歸併的概念要相互歸併。在邏輯結構方面，要以儘可能少的前提進行推理。

5、科學結論要經得起檢驗。中醫界在理解科學的“可檢驗性”方面是犯錯誤最多的。他們把“科學檢驗”理解為“科學複查”。事實上，科學檢驗是致力於對未來的“檢驗”，而不是致力於對過去的“複查”。科學檢驗的做法是，依據已經得到的科學結論做出一種可被檢驗的預言，然後檢驗這個預言。反歸納主義者說，“過去不能證明未來”。這是歸納邏輯至今還沒有逾越的障礙。因此，對過去的“複查”是不能代表對未來的“檢驗”的。我曾經通過打比方的方式解釋過“檢驗”與“複查”之間的差異。我多次強調，關於針刺麻醉“過去有效”的渲染和複查是沒有意義的，針刺麻醉的有效性，必須能夠在相同條件的“下一個”得到驗證，才能算數。不能達到“下一個”的可檢驗性，針刺麻醉是不夠資格被稱為科學的。

從這裡讀者不難看出，我國護醫派人士，強調中醫是獨立於西醫之外的“另外一種科學”，這個觀點實際上是李森科之流狂妄叫囂建立所謂“嶄新的無產階級科學體系”的翻版，實在沒有什麼新東西。馬伯英先生發表在《科技日報》上的文章，也是如此。

我對網絡上大部分人的觀點，都沒有發表過有直接針對性的意見。所被我反駁的都是一些夠檔次的大人物。這不是我特別喜歡大人物，而是，所有大人物的身份都有些特殊。單是他們的身份就容易欺騙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小人物只知道謾罵，大人物還講些道理。如果不戳穿這些大人物所講的道理的騙局，就會貽害不少人。
網絡上說，馬伯英是“全英中醫藥聯合會主席”。這個頭銜可以通過“谷歌”搜索引擎查到。而且中文和英文的搜索都能得到相同的證明。中文網頁發表的稿子還說，馬先生是“英國皇家醫學院院士”。這個頭銜，我們至今無法通過網絡加以證實。不過，這不妨礙我們的討論。利用“谷歌”搜索引擎，鍵入“ma bo ying”找到完全符合搜索要求的只有三項。其中一項，是他與另外一位作者參加的“第8次國際中國科學史大會”時提交的一篇論文的摘要。這篇論文的題目叫做《中醫從中國傳入英國》。另外兩項與11月17日英國警方打擊盜賣瀕危動物的部分及其製品的行動有關。這麼有名的大人物，只有兩、三項英文網頁符合搜索要求，這恐怕足以使每一個網絡讀者會把馬先生給“瞧扁”去。

據網絡報道，今年的11月17日，英國大都市警察發起了新一輪的打擊非法盜賣瀕危動物身體部分及其製品的行動。因為馬先生是在英國的中醫界的頭面人物，他為這個行動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他表示，“中醫藥聯合會（FTCM），作為中醫生最大的聯合會，中醫批發公司和中醫診所將認同並明確地支持保護瀕危動物，我們不會以任何形式利用或銷售這些物質。”很明顯，馬先生發表在《科技日報》的文章是這個講話的擴展。前前後後，馬先生都仿佛是在英國警方的打擊行動背景下，為中醫做辨護。

從11月17日開始的英國警方打擊非法盜賣瀕危動物部分及其製品的主要注意力，是中草藥批發商和零售商、中醫診所，和在英國銷售的所有中成藥，其中，尤以打擊銷售虎骨、麝香、犀牛角、熊膽和熊掌為重中之重。至於馬伯英先生在英國警方的打擊壓力下，跑到國內來鼓吹“中醫是優質的生態醫學”動機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也用不着去猜想。但是，馬先生的標榜，究竟是不是名實相符？我相信，所有熟悉中醫入藥方式的讀者都可以自己做出判斷。

去年，我去新疆的高昌古城參觀。我在那裡看見，在那乾渴得要命的土壤上，好不容易長了一種艱難圖存的藤本植物。那解說員向我介紹說，“這是一種很難得的藥材”。這話差點沒把我嚇出一身冷汗。

中國被不明不白的醫藥措施毀滅的動植物資源難道還少嗎？所謂“中醫是優質的生態醫學”從何說起呢？難道在英國不能獵殺的動物資源，就可以到中國來獵殺？冠冕堂皇的“生態醫學”究竟是什麼貨色？難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嗎？我們不禁要問：馬伯英先生究竟想幹什麼？

我們還要順便問兩句：《科技日報》發表這樣的文章，是鼓勵科學精神，還是鼓勵用一種不科學、不節約的醫藥措施，進一步毀滅我國的動植物資源？試問，《科技日報》還信“科”嗎？

（2006年12月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