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英先生究竟想干什么？

张功耀

昨天，一位朋友转发过来一个网络读者要求发给我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就是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马伯英先生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中医学是优质的生态医学》。

我浏览了一下这篇文章。就文章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许多观点都是国内一些“护医派”人士，包括某些“中医泰斗”都已经表达过的观点。而且，针对这些观点，我差不多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意见。比如，这些人总以为我们是在用“西方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于是就把中医瞧扁了。针对这个观点我是说过了许多次的。今天，我再把它完整地表述一遍。

科学存在“中医标准”和“西医标准”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前苏联30年代开始的一些带政治色彩的生物学家那里去。正是他们，首先人为地创造了“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之间的差异。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很清楚。当时，李森科之流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创造所谓“社会主义的遗传学”，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科学体系”，从而达到他们否定已经得到重新证实的孟德尔遗传学。这里所谓“重新证实”，是指1900年荷兰遗传学家德•弗里斯重新发现了35年以前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发现的两个遗传学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

这个定律为什么会引起前苏联遗传学家的反感呢？原因还得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遇到的困境说起。

1876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发表17年,并且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的特别青睐。可是，这种理论却存在变异物种如何才能在后代保持下去的遗传学疑难。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电学家，叫詹金（Jenkin）。他以当时的融合遗传理论为背景，通过简单的计算就证明了一个推论，既使生物能够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产生新物种，这些新物种也不能在后代保持下去。这个难题，就是进化论史上的“詹金恶梦”。

达尔文为了回答詹金的诘难，引入了“泛子循环假说”。可是，这个假说的要义必须使进化论重新回到了比达尔文进化论早60年的“拉马克进化论”那里去，尤其在物种进化的遗传学解释方面。这就导致了“新拉马克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
在这个向拉马克主义回归的新趋势中，有一点必须要得到实验证实，那就是，生物在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否在后代遗传。德•弗里斯的贡献在于，他通过自己的遗传学实验判决性地证明了，生物后天获得性的性状不能在后代遗传。

由于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于是，他们一方面批判孟德尔遗传学，一方面重新为拉马克遗传学辨护。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生物学派”。从那以后，苏联的学阀们开始否认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认识，也否认人类两千多年以来逐步形成的科学规范，并试图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所谓“无产阶级崭新的科学”。

这种风气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批孟德尔遗传学，批鲍林的共振论，批量子力学，批相对论，就是这种“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发生过的闹剧。最早起来纠正这些闹剧的是于光远老先生，还有我的导师许良英老先生。我本人在1999年出版的《相对论革命》一书中特别对我国的批相对论运动做了揭露和批判。

科学是长期的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晶。科学事业不是那一个民族，那一个科学家所能造得成的。1976年，李约瑟博士最早把科学所具有的可以跨越民族的、文化的、社会习俗的障碍进行文化渗透的文化现象，叫做“世界性”。并创造了“世界性的科学”这个术语。这个术语表明，科学是世界性的，既不是任何民族的，也不是任何阶级的或政党的。在世界性的科学面前，所谓“双重科学标准”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2003年，笔者出版了《科学技术学导论》一书，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讲“科学”。尽管关于“科学”定义的表述五花八门，但科学所应该满足的基本要求，在科学哲学界并没有什么分歧。

归纳起来，科学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概念要有明确的指称，要能够在经验世界进行还原。
2、逻辑结构要严密，推理前提和推理形式要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不能带有任何随意性。
3、科学理论所依赖的经验基础（观察和实验）要充分可靠。（通常以“可重复性”作为判据。）
4、科学的理论构造要尽可能地简单。概念要尽可能地少，能够相互归并的概念要相互归并。在逻辑结构方面，要以尽可能少的前提进行推理。

5、科学结论要经得起检验。中医界在理解科学的“可检验性”方面是犯错误最多的。他们把“科学检验”理解为“科学复查”。事实上，科学检验是致力于对未来的“检验”，而不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复查”。科学检验的做法是，依据已经得到的科学结论做出一种可被检验的预言，然后检验这个预言。反归纳主义者说，“过去不能证明未来”。这是归纳逻辑至今还没有逾越的障碍。因此，对过去的“复查”是不能代表对未来的“检验”的。我曾经通过打比方的方式解释过“检验”与“复查”之间的差异。我多次强调，关于针刺麻醉“过去有效”的渲染和复查是没有意义的，针刺麻醉的有效性，必须能够在相同条件的“下一个”得到验证，才能算数。不能达到“下一个”的可检验性，针刺麻醉是不够资格被称为科学的。

从这里读者不难看出，我国护医派人士，强调中医是独立于西医之外的“另外一种科学”，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李森科之流狂妄叫嚣建立所谓“崭新的无产阶级科学体系”的翻版，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马伯英先生发表在《科技日报》上的文章，也是如此。

我对网络上大部分人的观点，都没有发表过有直接针对性的意见。所被我反驳的都是一些够档次的大人物。这不是我特别喜欢大人物，而是，所有大人物的身份都有些特殊。单是他们的身份就容易欺骗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小人物只知道谩骂，大人物还讲些道理。如果不戳穿这些大人物所讲的道理的骗局，就会贻害不少人。
网络上说，马伯英是“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这个头衔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查到。而且中文和英文的搜索都能得到相同的证明。中文网页发表的稿子还说，马先生是“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这个头衔，我们至今无法通过网络加以证实。不过，这不妨碍我们的讨论。利用“谷歌”搜索引擎，键入“ma bo ying”找到完全符合搜索要求的只有三项。其中一项，是他与另外一位作者参加的“第8次国际中国科学史大会”时提交的一篇论文的摘要。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中医从中国传入英国》。另外两项与11月17日英国警方打击盗卖濒危动物的部分及其制品的行动有关。这么有名的大人物，只有两、三项英文网页符合搜索要求，这恐怕足以使每一个网络读者会把马先生给“瞧扁”去。

据网络报道，今年的11月17日，英国大都市警察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非法盗卖濒危动物身体部分及其制品的行动。因为马先生是在英国的中医界的头面人物，他为这个行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中医药联合会（FTCM），作为中医生最大的联合会，中医批发公司和中医诊所将认同并明确地支持保护濒危动物，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利用或销售这些物质。”很明显，马先生发表在《科技日报》的文章是这个讲话的扩展。前前后后，马先生都仿佛是在英国警方的打击行动背景下，为中医做辨护。

从11月17日开始的英国警方打击非法盗卖濒危动物部分及其制品的主要注意力，是中草药批发商和零售商、中医诊所，和在英国销售的所有中成药，其中，尤以打击销售虎骨、麝香、犀牛角、熊胆和熊掌为重中之重。至于马伯英先生在英国警方的打击压力下，跑到国内来鼓吹“中医是优质的生态医学”动机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用不着去猜想。但是，马先生的标榜，究竟是不是名实相符？我相信，所有熟悉中医入药方式的读者都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去年，我去新疆的高昌古城参观。我在那里看见，在那干渴得要命的土壤上，好不容易长了一种艰难图存的藤本植物。那解说员向我介绍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药材”。这话差点没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中国被不明不白的医药措施毁灭的动植物资源难道还少吗？所谓“中医是优质的生态医学”从何说起呢？难道在英国不能猎杀的动物资源，就可以到中国来猎杀？冠冕堂皇的“生态医学”究竟是什么货色？难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我们不禁要问：马伯英先生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还要顺便问两句：《科技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鼓励科学精神，还是鼓励用一种不科学、不节约的医药措施，进一步毁灭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试问，《科技日报》还信“科”吗？

（2006年12月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