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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新一轮洋务运动：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出路

编者按：本文源自张雪忠先生的文章《告别改革开放—论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前路》。由于原文长达1.4万字，为了便于观众朋友收看，编者进行了删节。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泽东极权主义的否定，并给饱受摧残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修生养息的机会和空间。与毛主义相比，改革开放是一种不小的进步，客观上也带来了相对于政府权力的社会力量的发育与成长。但改革开放作为中共政权的一种政治方针及政策措施，从来就不是像许章润教授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向更优良政体的过渡。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因应现实形势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和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最初的改革开放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松绑，而政治压迫的放松又会让人们企盼更文明、更民主和更自由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八九学运发生的社会背景。但以邓为首的中共政权对学运的镇压，却无可置疑地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从来就不包含逐步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议程。有意思的是，今天仍在高声颂邓的意见人士，都要刻意忽略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重大政治决策，即决定对学生运动进行军事镇压。这一镇压不但结束了一次以自由民主为诉求的爱国学生运动，而且也断送了一次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机会。

其实，无论是从官方的公开宣示，还是从决策者的内部商讨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有哪个中共实权人物，曾经想过要在中国建立优良的、现代的政体。他们念兹在兹的，恰恰是不惜代价固守一种落后的、前现代的政体；在所谓改革开放名义下推行的各种政策，都要以固守甚至强化既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为前提。

一种由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必然会日益腐败的，其负面效益也会日益显现。今天还在鼓吹改革开放的人，喜欢将2012年视为一个分界线，并将此前的三十几年描绘得特别宽松和美好。但诸如“稳定压倒一切”、“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等完全不讲伦理底线的口号，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盛行已久的。目下中国庞大而无孔不入的内部维稳体系，以及依靠警察治国的施政机制，也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已建立和完备了。任何诚实的人都无法否认，当今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或者说政府机构的普遍腐败和社会治理的全面溃烂，并不是2012年之后才有的事。言论不自由、私权无保障、食品不安全、药品敢造假、环境被破坏、饮水被污染、空气不干净，以及很多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几十年改革开放累积的恶果。

我从来都不否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及其后果当然要好很多。但我不能认同身为学者或意见人士，总是像官方政策的阐释者一样，一味用一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视角来看待几十年的改开路线。即使将个人权利保障和公众政治参与等较为抽象的问题先放到一边，只是从实际的政策后果来看，今天的中国也已到了反思和告别改革开放的时候，而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坚持和保卫改革开放。经过几十年所谓的改革开放，到头来中国人连安全的食品都吃不上，连可靠的疫苗都用不上，连干净的空气都吸不上，如果还要再将这样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那是不是要弄到中国人都灭绝了才罢休？

说到这里，我是希望大家注意，为改革开放张目的庸俗的效用主义话语，本身就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任何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都会有一些人从中得益，另一些人却从中受损，甚至同一群人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得益，在另一方面或另一时段受损。如果那些得益的人可以主张继续这项政策，那些受损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主张放弃这些政策呢？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妇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像家畜一样被强制结扎或引产，不少人甚至因此而丢了性命；很多人的耕地被强占，也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强拆，并且没有得到正当的补偿；很多矿工在缺乏安保措施的矿井中遭遇矿难而丧生，他们遇难的消息甚至不被允许为公众知晓；很多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患上了职业病，他们的维权之路却举步维艰；亿万背井离乡的民工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流尽了血汗，但却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歧视、被驱赶，他们的子女也因城乡隔离制度而无法跟在父母身边学习和生活，从而沦为孤独、悲惨和身心难以健康成长的留守儿童；很多孩子因食用有毒奶粉或其他有害食品而患病或丧生，起而维权的家长却被打压、被判刑；时常有中小学的女学生遭受老师、校长以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奸污，但作恶的衣冠禽兽并不一定会受到及时和公正的法律惩罚，倒是那些披露真相的媒体从业人员被迅速整肃，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被严密维稳；整整一代的大学生因为参加学运一直被当局视为异己，长期过着政治贱民般的生活；很多热心社会公义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受到政治迫害，被长期关押和秘密审判・・・・・・所有这些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凌辱、被损害的人，为什么还要拥护所谓的改革开放？

必须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才可能对公正地评判改革开放的得失。一旦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不但可以对过去的改革开放进行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评价，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看清当前中国的境况，甚至还可为这个国家构想一个更合理、更可靠和更清晰的愿景。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出于庸俗的效用主义心态，为高考的恢复而对邓感恩戴德，但如果我们采用权利的话语，我们就既可以看到恢复高考的举措，相对于文革时的状况是一种进步；又能够明白，在达到适当的条件时就可接受高等教育，这本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而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不但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不平等、不公正的，而且政府对私人办学的限制，还人为地剥夺了一代又又一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在国民教育中长期实施的政治洗脑了。又比如，改革开放时期有限容许和保护私有财产及私营经济，这与改开前相比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个人的财产权和营业权本来就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也能看到，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财产权和营业权仍未得到政府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公权力侵犯这些权利的做法仍极其常见和普遍。

我想这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一旦我们开始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不但可以超越不同人群的不同主观感受，对改开政策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而且还可清楚地看出，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造成当今中国的种种危机和问题的。若一言以蔽之，造成这些危机和问题的根源，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得不到约束的专政体制。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公共权力不受约束和个人权利没有保障的问题，不仅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时有恶化。这段时期不同主政者的政策侧重点或许各有不同，但在固守专政权力和压制个人自由方面，则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专断权力既可以翻手为云，亦可以覆手为雨。当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时，掌权者既可以在某一时刻出于某种现实需要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也完全可以在另一时刻出于另一现实需要而加强对社会的压迫。

最近，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保护，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但绝大部分评论者都在强调民营经济的作用，比如发展经济、缴纳税款、解决就业等等。这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论调，一方面不必要地拔高了民营企业的道义地位，因为没有谁是为了发展经济、缴纳税款或解决就业而开办企业的，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而做生意，至于提供就业也不过是做生意需要使用他人的劳务而已；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矮化了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好像不能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就不值得尊重和保护似的。

若是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来分析，就很容易看清问题的实质：民营企业的开办与经营，不过是个人行使财产权、营业权等基本权利的表现与结果而已。一个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开办企业，就是在行使处分自有财产的权利，经营企业以牟利就是在行使营业权。在现代社会，财产权和营业权本是每个人都应可靠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能将民营企业经营者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或阶层，因为任何人只要愿意，都随时可以成为或停止成为民营企业经营者。

假如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以承认、尊重和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旨归的（这意味着政府权力得到了宪政规则的严格限制和约束），那就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保护民营企业的问题。人们甚至可以说，民营企业都不会成为一个专门而重要的名词，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就应该是民营的；国营企业才应该是一种例外，并应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但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假如宪政规则付诸阙如，政府权力得不到约束，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就算将民营企业的作用强调到天上去，也不可能真正消除民营企业经营者的不安全感。

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一直就是以一种公共权力缺乏约束、个人权利缺乏保障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的。一旦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几十年的不同阶段虽有不同的政策侧重，但它们背后的政治权力逻辑却完全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民营经济得到更多的容许与鼓励，既是为了补救文革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的危局，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规模仍然比较小，政府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在客观上也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比例水准。但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是要寻租的，也必然是要腐败的。可以说权力寻租现象，从改开初期的价格双轨制起，就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旦政府权力可以用来寻租和获利，那么，不但掌权者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而且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各种门路进入政府，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无限扩大的。这样的趋势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跟不上政府盘剥及消耗社会资源的增长速度了。到这个时候，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除了那些可用权力来攫取财富的人，都会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改革前期权力的相对收缩，以及对社会的松绑，与后期权力的扩张，以及包括国进民退、税负加重等现象在内的对社会的挤压，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权力运作机制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改革后期的各种挤压和收紧政策，完全是改革开放路线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在改革开放路线下，政府给予社会一定的经济活动空间，但严禁任何人挑战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权力，也从未考虑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政规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增长是与压制个人自由、践踏公民权利相伴随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悬殊、环境破坏严重、社会治理溃败等问题。同时，政府规模超常膨胀，公共权力全面腐败，税费负担不断加重，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与扭曲不断加强，最终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再也无力承受政府的盘剥，从而引发全面的财政危机。可以说，当前的政府财政危机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危机，都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路线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以2012年为分界线，并将此前的三十多年描绘得特别美好的人，很有必要扪心自问一下：人们在2012年之后面临的种种社会危机，有哪一个不是在2012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有哪一个不是几十年改革开放留下的后果？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就很容易理解中国近年来加强社会压制和拒斥西方影响的政治运作，本身也是改革开放路线合乎逻辑的结果。西方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而现代化最核心的一环是政治现代化，即在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行国民自我治理的民主政治。

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新条件下的洋务运动，其要害是一面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投资、技术、管理和产品，另一方面却要坚决排斥政治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四个现代化”口号，恰恰不能有政治现代化的原因。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可谓异曲同工。但阉割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议程，迟早又会面临一个有限现代化的社会，与一个拒绝现代化的专制政体之间的冲突。此时的掌权者又要作出根本性的决策：要么启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要么中断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我一直就反对“坚持或保卫改革开放”这样的主张，无论它是由体制内的人还是体制外的人提出的。对过去几十年的改开路线，恰当的做法是反思和告别，而不是坚持和保卫。用“坚持改革开放”的主张，来解决改革开放路线本身造成的危机及恶果，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行不通。

改革开放路线之所以会造成今天的危局，就是因为作为这一路线之基础的政治体制存在根本的缺陷。这种权力由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的前现代政体，就是当前中国种种危机和问题的根源所在。回避这一根本症结的任何政治主张或政策建议，都不可能让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可以说，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一个已经部分现代化并希望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与一个落后的、完全是前现代的政体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最需要的不是向后看，不是留恋所谓的改革开放，而是要向前走，要果断地告别改革开放，并努力革新目下的前现代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