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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是新一輪洋務運動：當今中國的危局和出路

編者按：本文源自張雪忠先生的文章《告別改革開放—論當今中國的危局和前路》。由於原文長達1.4萬字，為了便於觀眾朋友收看，編者進行了刪節。

文革結束後的改革開放，無疑是對毛澤東極權主義的否定，並給飽受摧殘的中國社會帶來了修生養息的機會和空間。與毛主義相比，改革開放是一種不小的進步，客觀上也帶來了相對於政府權力的社會力量的發育與成長。但改革開放作為中共政權的一種政治方針及政策措施，從來就不是像許章潤教授所說的那樣，是為了向更優良政體的過渡。恰恰相反，改革開放作為一種因應現實形勢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正是為了鞏固和延續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最初的改革開放客觀上是對社會的鬆綁，而政治壓迫的放鬆又會讓人們企盼更文明、更民主和更自由的政治體制。這就是八九學運發生的社會背景。但以鄧為首的中共政權對學運的鎮壓，卻無可置疑地向全世界表明：改革開放從來就不包含逐步建立自由民主政體的議程。有意思的是，今天仍在高聲頌鄧的意見人士，都要刻意忽略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重大政治決策，即決定對學生運動進行軍事鎮壓。這一鎮壓不但結束了一次以自由民主為訴求的愛國學生運動，而且也斷送了一次中國政治和平轉型的機會。

其實，無論是從官方的公開宣示，還是從決策者的內部商討來看，在過去幾十年中，從沒有哪個中共實權人物，曾經想過要在中國建立優良的、現代的政體。他們念茲在茲的，恰恰是不惜代價固守一種落後的、前現代的政體；在所謂改革開放名義下推行的各種政策，都要以固守甚至強化既有的權力與利益格局為前提。

一種由少數人壟斷且不受約束的權力，是必然會日益腐敗的，其負面效益也會日益顯現。今天還在鼓吹改革開放的人，喜歡將2012年視為一個分界線，並將此前的三十幾年描繪得特別寬鬆和美好。但諸如“穩定壓倒一切”、“黨的事業高於一切”等完全不講倫理底線的口號，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盛行已久的。目下中國龐大而無孔不入的內部維穩體系，以及依靠警察治國的施政機制，也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已建立和完備了。任何誠實的人都無法否認，當今中國面臨的種種危機和問題，或者說政府機構的普遍腐敗和社會治理的全面潰爛，並不是2012年之後才有的事。言論不自由、私權無保障、食品不安全、藥品敢造假、環境被破壞、飲水被污染、空氣不乾淨，以及很多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凡此種種，無一不是幾十年改革開放累積的惡果。

我從來都不否認，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改革開放時期的政策及其後果當然要好很多。但我不能認同身為學者或意見人士，總是像官方政策的闡釋者一樣，一味用一種庸俗的效用主義視角來看待幾十年的改開路線。即使將個人權利保障和公眾政治參與等較為抽象的問題先放到一邊，只是從實際的政策後果來看，今天的中國也已到了反思和告別改革開放的時候，而不是像有些人主張的堅持和保衛改革開放。經過幾十年所謂的改革開放，到頭來中國人連安全的食品都吃不上，連可靠的疫苗都用不上，連乾淨的空氣都吸不上，如果還要再將這樣的改革開放繼續下去，那是不是要弄到中國人都滅絕了才罷休？

說到這裡，我是希望大家注意，為改革開放張目的庸俗的效用主義話語，本身就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任何國家的任何一項政策措施，都會有一些人從中得益，另一些人卻從中受損，甚至同一群人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時段得益，在另一方面或另一時段受損。如果那些得益的人可以主張繼續這項政策，那些受損的人為什麼就不可以主張放棄這些政策呢？

在過去幾十年中，很多婦女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像家畜一樣被強制結紮或引產，不少人甚至因此而丟了性命；很多人的耕地被強占，也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強拆，並且沒有得到正當的補償；很多礦工在缺乏安保措施的礦井中遭遇礦難而喪生，他們遇難的消息甚至不被允許為公眾知曉；很多人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患上了職業病，他們的維權之路卻舉步維艱；億萬背井離鄉的民工為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流盡了血汗，但卻一直在自己的國土上被歧視、被驅趕，他們的子女也因城鄉隔離制度而無法跟在父母身邊學習和生活，從而淪為孤獨、悲慘和身心難以健康成長的留守兒童；很多孩子因食用有毒奶粉或其他有害食品而患病或喪生，起而維權的家長卻被打壓、被判刑；時常有中小學的女學生遭受老師、校長以及地方公務人員的姦污，但作惡的衣冠禽獸並不一定會受到及時和公正的法律懲罰，倒是那些披露真相的媒體從業人員被迅速整肅，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被嚴密維穩；整整一代的大學生因為參加學運一直被當局視為異己，長期過着政治賤民般的生活；很多熱心社會公義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受到政治迫害，被長期關押和秘密審判・・・・・・所有這些在過去幾十年裡被凌辱、被損害的人，為什麼還要擁護所謂的改革開放？

必須採用權利和規則的話語，我們才可能對公正地評判改革開放的得失。一旦採用權利和規則的話語，我們不但可以對過去的改革開放進行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評價，而且還可以更好地看清當前中國的境況，甚至還可為這個國家構想一個更合理、更可靠和更清晰的願景。比如，我們經常看到有人出於庸俗的效用主義心態，為高考的恢復而對鄧感恩戴德，但如果我們採用權利的話語，我們就既可以看到恢復高考的舉措，相對於文革時的狀況是一種進步；又能夠明白，在達到適當的條件時就可接受高等教育，這本是現代社會的一項基本人權。而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不但公辦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是不平等、不公正的，而且政府對私人辦學的限制，還人為地剝奪了一代又又一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更不用說在國民教育中長期實施的政治洗腦了。又比如，改革開放時期有限容許和保護私有財產及私營經濟，這與改開前相比當然是一種進步。但如果我們意識到個人的財產權和營業權本來就是一項基本人權，我們也能看到，在改革開放時期，人們的財產權和營業權仍未得到政府足夠的尊重和保護，公權力侵犯這些權利的做法仍極其常見和普遍。

我想這幾個例子已足夠說明問題了。事實上，一旦我們開始採用權利和規則的話語，我們不但可以超越不同人群的不同主觀感受，對改開政策進行客觀而公正的評價，而且還可清楚地看出，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是如何造成當今中國的種種危機和問題的。若一言以蔽之，造成這些危機和問題的根源，就是權力被少數人壟斷且得不到約束的專政體制。在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公共權力不受約束和個人權利沒有保障的問題，不僅從來就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時有惡化。這段時期不同主政者的政策側重點或許各有不同，但在固守專政權力和壓制個人自由方面，則完全是一以貫之的。

專斷權力既可以翻手為雲，亦可以覆手為雨。當權力被少數人壟斷且不受約束時，掌權者既可以在某一時刻出於某種現實需要放鬆對社會的管制，也完全可以在另一時刻出於另一現實需要而加強對社會的壓迫。

最近，民營企業的地位和保護，成了人們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但絕大部分評論者都在強調民營經濟的作用，比如發展經濟、繳納稅款、解決就業等等。這種庸俗的效用主義論調，一方面不必要地拔高了民營企業的道義地位，因為沒有誰是為了發展經濟、繳納稅款或解決就業而開辦企業的，大家都是為了賺錢而做生意，至於提供就業也不過是做生意需要使用他人的勞務而已；另一方面又從根本上矮化了民營企業的法律地位，好像不能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民營企業就不值得尊重和保護似的。

若是採用權利和規則的話語來分析，就很容易看清問題的實質：民營企業的開辦與經營，不過是個人行使財產權、營業權等基本權利的表現與結果而已。一個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財產開辦企業，就是在行使處分自有財產的權利，經營企業以牟利就是在行使營業權。在現代社會，財產權和營業權本是每個人都應可靠享有的基本權利。因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法律上，都不能將民營企業經營者視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或階層，因為任何人只要願意，都隨時可以成為或停止成為民營企業經營者。

假如一個國家的體制是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上，是以承認、尊重和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為旨歸的（這意味着政府權力得到了憲政規則的嚴格限制和約束），那就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保護民營企業的問題。人們甚至可以說，民營企業都不會成為一個專門而重要的名詞，因為在通常情況下，企業就應該是民營的；國營企業才應該是一種例外，並應被限制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但假如情況不是這樣，假如憲政規則付諸闕如，政府權力得不到約束，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那麼，就算將民營企業的作用強調到天上去，也不可能真正消除民營企業經營者的不安全感。

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路線，一直就是以一種公共權力缺乏約束、個人權利缺乏保障的政治體制為基礎的。一旦看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明白，這幾十年的不同階段雖有不同的政策側重，但它們背後的政治權力邏輯卻完全是一致的。在改革開放的前一階段，民營經濟得到更多的容許與鼓勵，既是為了補救文革導致的國民經濟崩潰的危局，也是因為當時的政府規模仍然比較小，政府對社會經濟資源的汲取，在客觀上也處於一個相對較低的比例水準。但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是要尋租的，也必然是要腐敗的。可以說權力尋租現象，從改開初期的價格雙軌制起，就一直伴隨着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一旦政府權力可以用來尋租和獲利，那麼，不但掌權者的胃口會越來越大，而且還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利用各種門路進入政府，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規模的不斷膨脹和無限擴大的。這樣的趨勢一旦達到某個臨界點，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跟不上政府盤剝及消耗社會資源的增長速度了。到這個時候，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社會各階層，除了那些可用權力來攫取財富的人，都會覺得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改革前期權力的相對收縮，以及對社會的鬆綁，與後期權力的擴張，以及包括國進民退、稅負加重等現象在內的對社會的擠壓，其背後的政治邏輯與權力運作機制是完全一樣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改革後期的各種擠壓和收緊政策，完全是改革開放路線自然而合乎邏輯的結果。在改革開放路線下，政府給予社會一定的經濟活動空間，但嚴禁任何人挑戰被少數人壟斷的政治權力，也從未考慮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政規則。由此導致的後果是，經濟增長是與壓制個人自由、踐踏公民權利相伴隨的。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必然會帶來貧富差距懸殊、環境破壞嚴重、社會治理潰敗等問題。同時，政府規模超常膨脹，公共權力全面腐敗，稅費負擔不斷加重，政府權力對市場的干預與扭曲不斷加強，最終使得社會經濟資源再也無力承受政府的盤剝，從而引發全面的財政危機。可以說，當前的政府財政危機以及各方面的社會危機，都是幾十年改革開放路線不可避免的後果。那些以2012年為分界線，並將此前的三十多年描繪得特別美好的人，很有必要捫心自問一下：人們在2012年之後面臨的種種社會危機，有哪一個不是在2012年以前就已經存在的，有哪一個不是幾十年改革開放留下的後果？

如果將視野放得更開闊一些，就很容易理解中國近年來加強社會壓制和拒斥西方影響的政治運作，本身也是改革開放路線合乎邏輯的結果。西方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現代化的地區，而現代化最核心的一環是政治現代化，即在尊重和保障個人自由的前提下，實行國民自我治理的民主政治。

文革後的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新條件下的洋務運動，其要害是一面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的投資、技術、管理和產品，另一方面卻要堅決排斥政治的現代化。這就是為什麼當年的“四個現代化”口號，恰恰不能有政治現代化的原因。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法，可謂異曲同工。但閹割了政治現代化的發展議程，遲早又會面臨一個有限現代化的社會，與一個拒絕現代化的專制政體之間的衝突。此時的掌權者又要作出根本性的決策：要麼啟動政治現代化的進程，要麼中斷社會現代化的進程。

我一直就反對“堅持或保衛改革開放”這樣的主張，無論它是由體制內的人還是體制外的人提出的。對過去幾十年的改開路線，恰當的做法是反思和告別，而不是堅持和保衛。用“堅持改革開放”的主張，來解決改革開放路線本身造成的危機及惡果，這在邏輯上說不通，在事實上也行不通。

改革開放路線之所以會造成今天的危局，就是因為作為這一路線之基礎的政治體制存在根本的缺陷。這種權力由少數人壟斷且不受約束的前現代政體，就是當前中國種種危機和問題的根源所在。迴避這一根本癥結的任何政治主張或政策建議，都不可能讓中國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可以說，當前中國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一個已經部分現代化並希望全面現代化的社會，與一個落後的、完全是前現代的政體之間的矛盾。中國人最需要的不是向後看，不是留戀所謂的改革開放，而是要向前走，要果斷地告別改革開放，並努力革新目下的前現代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