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ron小时候的家离长宁区少年宫不远，就在马路斜对面的愚园路1203弄2号（解放前的门牌号码是峨嵋月路2号，一个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路名）。这同样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据我考证，它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前身——丰田纺机大老板的大宅。这是一栋西洋化的二层日式建筑，南北室内走廊，带有很大一个花园，院子里有一座独立的二层车库楼，有一座高耸的水塔和一间锅炉房。其院子之大大概可以停放十几辆大巴士。

记得花园里有一大片香樟树林和一个很大的草坪，草坪中央有一丛直径约2～3米球形的贴梗海棠。每到春天，绯红的海棠花朵开满枝头，无数蜜蜂在花丛中飞舞……母亲每年都要剪几枝插在桌子上的玻璃花瓶里，成为家里的报春花。

我在这座花园洋房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座大院里度过的。

花园里春天有蜜蜂、蝴蝶；夏天有知了、天牛；秋天有蟋蟀、金铃子；冬天可以堆雪人……

幸运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和弟弟们有自己的大花园可以玩耍，不必出院子和社会上的不良青少年混在一起，免了父母许多担心。

记得80年代初，Aaron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刚退休的日本丰田汽车原董事长丰田英二先生还特地找到这座大宅，追寻他童年时代的旧梦。后来我读过他的回忆录，丰田英二先生在书中说：这里原来是他大伯的家，也就是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看见小汽车，而后来他居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解放后，愚园路上的许多房子都被收为国有，然后又根据一定级别和规定分配给国家干部和无房户居住。像我小时候居住的愚园路1203弄2号，就先后住过三位市局级领导。最后一位叫鲁纪华，生前是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据说还是宝钢最早的建设总指挥，好像是副部级干部。作为同住一个院子的邻居，大家都感觉鲁纪华为人很和蔼，非常平易近人。他们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子女都插队落户到外地去了。文革后，鲁纪华恢复工作以后没有多久死于肝病。追悼会那天，几乎所有的邻居都拿着市政府发出的治丧委员会的请假信到单位、学校请公假一天参加追悼会，那是我亲眼见过的规模最大追悼会，数不清的花圈叠成三层，像一面墙似的从龙华火葬场的悼念大厅一直排到漕溪北路上。

90年代，由于长宁区政府想造一个干部子弟小学，看中了我们的大花园做小学操场，于是有人脑袋一拍，就把这栋保存完好，极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给拆了，只留下一对大门的柱子和一小段围墙作为了历史的见证。

如果放到现在，根据现在的法律，这栋房子肯定会被作为优秀历史建筑给保留下来，可是在当时，区里几个领导一拍脑袋，不管别人怎样解释和劝说都不行，坚决要拆。以至于鲁纪华的爱人，一位三八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愤怒地指着那位主管教育的女副区长的鼻子说道：谁敢拆我房子的围墙，我就用机关枪扫谁。虽然当时镇住了所有在场的领导，房子也拖了几年没有被拆掉。可是，当鲁纪华的爱人一死，这座见证过上海近代历史的优秀建筑还是被无情地从愚园路上永远抹掉了。

有一种说法，房子住久了就会成为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只要房子还在，那部分生命也就存在。当房子被强行拆掉的时候，曾经的一段生活也就被无情地抹去了，生命中的某些东西从此就消失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这样事情在这座城市里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也许要过很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上海城市建设和城市改造的轨迹，那时才会发现为了建设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人民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太高了。

我经常做梦梦到愚园路的老房子，梦见大花园中的那丛贴梗海棠，梦见那棵高大的榆树和那片香樟树林……每次从梦中醒来都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我不禁要问：上海，你还有什么能让我留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