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说干就干。易干事侧重清查那些五花八门的个人档案，特别注意找历史疑点；马干事集中整理整风记录，研究群众反应的各种问题；黎明则把所有材料归总，结合个人历史问题和现实表现进行排队，确定重点审查对象。别说，“带着问题找问题”这一招还真灵，黎明他们很快就有了重大突破。第一位怀疑对象是民运股长王和顺，他参加过反动组织“同志会”，在阎锡山的部队中当过一年兵。前几天检查时，自己交代过几次违纪行为，别人揭发他平时爱讲二话，外号“二话篓子”。五一大扫荡期间，上级宣传咬紧牙关渡过最困难的两年，他到处散布一个老太婆的笑话：俺满口的牙都掉光了，咬不紧了。政治态度极不严肃。第二个是十团的宣传干事杜修贤，现年二十一岁，原为冀南挺进支队成员。支队失败后被俘，送到东北当苦力，挖煤炭，据他说是乘机逃脱。回来后一直态度消沉，成天闷着头不说话，行为极其可疑。第三位是个后勤干部，叫齐仲云，入伍时就交代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有特务嫌疑。

“从现实表现看，民运股长材料最多，把他列进怀疑对象应该没有问题。”马干事舔舔嘴唇说：“宣传干事嘛，也说得过去，毕竟他被俘虏这一段的情况也应该搞清楚。麻烦的是这位后勤干部，群众对他的反映很好，说他待人和蔼，能团结人，工作积极，打仗也很勇敢。”

“复兴社本身就是个特务组织，特务要搞大的破坏，总要先取得组织信任。我认为应该把他列为重点对象。”易干事说。

“人家的特务身份可是入伍时自己交代的，历次填表也没有隐瞒。既然要长期潜伏，干吗自己暴露身份？”马干事反驳道。

易干事听了此话也有点犹豫，他想想后说：“还是应该找个重点突破口。我觉得杜修贤问题最大。他被俘是确确实实的。至于到东北当苦力，乘机逃脱，全凭自己讲，谁知道是真是假。敌人好容易抓到一个八路，能让他随随便便逃回来？”

“老马，以前有过类似情况吗？敌人把我们的人俘虏了，又放回来当特务？”黎明问。

“当然有，而且比较普遍。一般说来，敌人对这种被俘叛变人员要进行一些短期训练。杜修贤被俘一年多才回来，比较符合这种情况。”马干事本已经说完，但突然想起什么又添了一句：“黎科长，我们要特别小心。这种受过训练的特务分子原本就熟悉我军的情况，所以搞起破坏来危害也大。”

黎明好像看见一颗炸弹马上就要爆炸：“嗯，这事儿马虎不得。就这么决定了，先突击杜修贤。挑几个政治上最牢靠的同志和他编成一组，火力要猛一点。”

“那，齐仲云怎么办？”马干事问。

“敌人比想像的更狡猾。小易说得有道理，我们不能太天真了，还是列上他的名字。”黎明想了想，又说：“依我看，干脆三个人一起上。杜修贤由我亲自抓；老马负责王和顺；易干事，你负责齐仲云，怎么样？”

“我同意。三个人一起上，还可以减少审查对象的心理压力，让他们感觉不是那么孤立。”老马说。

“不过，对其他人的材料，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易干事，你的感觉呢？”黎明问。

“人数好像少了点。”易干事又翻了翻材料说：“山主任搞了五个对象，龙主任搞了九个。”

“九个？”黎明有些吃惊：“我们是不是有点右倾？”

一时无人言语。

“刘行淹怎么样？”易干事打破沉默：“整风开始以来，他老是讲怪话。”

“刘行淹？”黎明不以为然，打断易干事的话：“他不就太原一穷学生嘛，能有什么问题？还是龙主任说得对，我们没必要搞得草木皆兵。另外，我们组也不大，就五六十号人。山主任，龙主任那儿动辄八九十，甚至上百，比比看也不算太差。就这样，把三人的材料同时上报，我们是油盐酱醋一锅烩。”

十三

杜修贤个子不高，身体显得很单薄，看上去还像个娃娃。黎明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眼睛：眼眶凹陷，犹如路边干枯的水坑，两只尚未脱去灵性的眼珠挂在水坑内，活摇活甩，就如同筷子挑起的拔丝土豆。

由于黎明预先在小组中做了布置，讨论会没开多久大家就把火力集中到杜修贤的被俘问题。刚开始，杜修贤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怀疑对象。他竭尽全力，回忆每一个细节，试图给大家重现自己被俘的全部过程。按照本人的叙述，杜修贤被俘的经历很简单：部队失败后，他被押往德州，从那儿上火车到鞍山附近的一个煤矿做苦力。幸运的是煤矿小工头是他老乡，看他年纪不大，对他比较照顾，没有下死力气整他。起初，煤矿对他们的看管比较严格，时间长了还是发现有空子可钻。杜修贤就是在一天黄昏下工后乘乱逃脱的。以后靠着打小工和要饭回到了关内。

杜修贤耷拉着脑袋，话音低沉，沙哑，表情痛苦。每当有人追问，他都先茫然地抬起头望望大家，然后神态窘迫，身体收缩，嘴唇颤栗，挤牙膏似地辩解几句。这一切都被黎明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如果你姓杜的没问题，怎么会如此心虚胆怯，坐立不安？有道是“心中没冷病，哪怕吃西瓜”，人正不怕影子歪，有什么话不能理直气壮说出来。久病才讳医，就是五藏六腑疙瘩结太多，你小子才会害怕群众审查。怎么样，狐狸尾巴露出来了？黎明好像吞了个定心秤砣，他显得优哉游哉，看着组内的积极分子盘问杜修贤，享受着一种猫盘老鼠的愉快感。

“还有谁和你一道被俘？”

“嗯，张二旺，孙得贵，哦，还有严股长，他受了重伤，起不来，小鬼子当场就把他扎死了。”

“张二旺，孙得贵后来怎样？”

“叫鬼子拉，拉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就你一人被送到东北？”

杜修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小杜，别紧张，把肚子里的疙瘩都吐出来。”黎明关切地插了一句。

“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基地，为啥偏偏把你弄到那儿去？是不是有心照顾你？”

杜修贤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跳起来喊道：“狗日小日本开的煤矿，就没把俺们当成人。啥叫照顾？叫他先照顾照顾你试试。”

“你不是说，在煤矿那段儿亏得有你老乡照顾嘛？”

“你能保证你老乡不是特务？他照顾你究竟是什么用心？”另一人小声敲边鼓。

“我，我，我是说过，可，可，可，那叫什么照顾，不就没把人整死嘛。”杜修贤脸红脖子粗。

“良药苦口哟，”黎明又善意地插了一句：“修贤同志，不要辜负了同志们的一番好意。”

“还有谁和你一块儿逃出来？”

还没等杜修贤回答，就有第二个人讥讽地说：“恐怕又是你一个人？”

“一个人去东北，一个人有照顾，一个人逃出，又一个人回关内，修贤同志真是千里走单骑，比关二爷还能耐。”

“是呀，煤矿看守那么严，说跑你就能跑出来。”

“东北那么远，不坐火车怎么回来？要坐火车，你又上那儿弄钱买票？就靠你打的几个小工？混个饿不死吧？”

“你逃跑出来，敌人就没有组织追捕？”

“不知道。逃出后我躲玉米地里，呆了好几天。”杜修贤好容易答上一句。

“敌人没动用狼狗追踪？日本人的狼狗厉害得很。”

“逃进山海关，娘子关就没人查？敌人的强化治安搞得这么厉害，你是来去自由呀。”

“…，”

“你说你打过小工，都干些啥活计？”

“嗯，帮人掏粪池，收苞米，卸货，扛东西，还涮过墙，拉过车。”

“都关内还关外？”

“关内关外都干过。”

“这我就不明白了。你打小工，可都是在日本人的统治地盘。尤其是关外，他们统治了十多年，打工都得先看良民证。你一个逃亡犯，从哪儿搞到良民证的？”

“我没有，”杜修贤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顿时蒙了头，刚说了一句没有，突然发觉不对，又说：“我，有，”还是发觉不对，又想转回来，身体像打摆子似地不住颤抖：“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呀，真的，我没撒谎，没撒谎呀。”他蹲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抽泣起来。

这时，五大三粗三连指导员站起身，嗡声嗡气地嚷嚷道：“什么‘有’，‘没有’的，你就老实说吧。日本人抓住八路，都要写悔过书，谁不写就喀嚓谁。就你好，每次都能轻巧蒙混，说得通吗？”

杜修贤真正的目瞪口呆，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好吧，今天的讨论会就开到这里。”黎明放下手中的记录本，严肃地对杜修贤说：“杜修贤，你也要回去好好想想，党的政策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为的都是你好。”

杜修贤抱着头，依旧蹲在那儿，抽泣，颤栗。就只有刘行淹过去，想用手摸摸他的头，又马上像触电似地把手缩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