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德國聲音：區分反猶主義與政治抗議、以色列政府和猶太民族

“政治正確”是專制政治、“取消文化”的武器，用來壓制言論自由，取消異己聲音，肆行政治迫害。

“反猶主義”是“政治正確”迷誤中最大的標籤、帽子、棍子之一。也是猶太極端激進分子的最大保護傘。血腥的加薩戰爭，正在使之澄清和改變……

請看《世界新聞網》報導：

以巴衝突掀德國歷史包袱 牽動藝文界反猶敏感神經

下圖橫幅上的口號是“錫安主義=種族主義 終結種族滅絕”。

BDS運動全名為「抵制、撤資、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是由多個巴勒斯坦民間組織於2005年發起的國際運動。圖為位於南非的BDS活動倡導人員。（Getty Images）

納粹大屠殺後，德國為彌補歷史錯誤，官方向來將捍衛以色列的國家安全視為對猶太人的義務。但在以巴衝突餘波下，德國卡塞爾文件展數名遴選委員因被控支持抵制以色列的「BDS運動」而集體辭職，挑動德國社會「反猶」敏感神經。

BDS運動全名為「抵制、撤資、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是由多個巴勒斯坦民間組織於2005年發起的國際運動。它旨在通過對以色列施加非暴力壓力，爭取巴勒斯坦人在加薩和約旦河西岸的基本權利，並獲得歐洲社運和文化界的支持。然而，這同時引起許多以色列支持者的反彈。

2019年，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一項譴責BDS運動的決議，指出BDS運動的策略和言論具有反猶太主義傾向，例如對以色列商品貼上「不購買」標籤等做法，讓人聯想到納粹時期對猶太人的迫害。

德國聯邦議會的這項決議當時在人權、藝術和學術界引發辯論，支持者認為這是對反猶主義的必要譴責，而批評者表示它限制了言論自由，將合法的政治抗議與反猶太主義混為一談。

德國學者赫弗（Shir Hever）分析，德國將BDS運動犯罪化是為了擺脫對大屠殺的罪惡感。

赫弗的觀點揭示德國官方對反猶太主義的過敏反應。長期以來，德國官方將以色列的安全和存在視為國家根本利益的一部分，這不僅凸顯德國在納粹大屠殺後對以色列的特殊責任，也成為當代德國處理以巴問題的外交政策核心。

前總理梅克爾於2008年在以色列議會的演講中首次提出「國家理性」（Staatsräson）這個概念，強調德國對猶太人的歷史義務，即捍衛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她說：「這不僅是一個政治目標，更是德國政治自我認同的關鍵部分。」以哈衝突爆發後，現任總理蕭茲也不斷重申這一立場。

這種對反猶太主義的嚴格態度近年在德國藝術和文化界引發接連不斷的爭議，許多曾經支持或未公開反對BDS運動的藝術家也受到波及。

例如，位於德國西部的亞琛（Aachen）取消原定頒發給一名黎巴嫩出生藝術家的獎項與獎金，原因是他曾支持抵制以色列運動；2019年，柏林猶太博物館因轉發一篇學者呼籲政府改變對BDS運動態度的連署請願信而遭到譴責，館長謝弗（Peter Schäfer）為平息爭議請辭。

近期的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風波，起初是以色列藝術家艾丁格（Bracha Ettinger）不堪承受加薩慘況退出，隨後多名委員也因深陷反猶爭議辭職。

印度策展人霍斯科特（Ranjit Hoskoté）在離職聲明中表示：「我被要求接受一種囫圇吞棗且站不住腳的反猶概念，它將猶太民族與以色列國家混為一談；而相應的，這種概念又將對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同情都誤讀為對哈瑪斯的支持。」之後又有4名藝術家因支持霍斯科特並反對官方對藝術家進行背景審查而退出委員會。

針對集體辭職事件，聯邦文化部長羅斯（Claudia Roth）重申，霍斯科特過去曾簽署BDS運動請願書，請願書中含有將猶太復國主義定義為種族主義的意涵，因此應將霍斯科的言論視為反猶主義。文件展常務董事霍夫曼（Andereas Hoffmann）則強調，文件展的組織者「需要與一切形式的反猶太主義保持距離」。

此外，上週正在籌備中的德國當代攝影雙年展（Biennale für aktuelle Fotografie）也爆發相關爭議。策展人孟加拉攝影記者阿拉姆（Shahidul Alam）在臉書上發布譴責以色列在加薩軍事行動的貼文，被認定具有反猶色彩，導致與主辦城市官方間的信任破裂，最終決定取消展覽。

「藝術能為我們黑暗的時代帶來什麼？」艾丁格在辭職聲明中留下的一句詰問，或許能夠為因歷史帶來的反猶敏感性與當代個人對反猶主義認知與界定的差異，使得類似的紛爭在文化界不斷上演的德國，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與社會對話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