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的實質與改革方案

隨著中共20大的臨近，人們開始紛紛議論中共最高人事的變動與安排問題。國內關注於政治事務的人士無不在竊竊私語，而國外的一些人士更是不厭其煩的進行評論與猜測。然而，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政治評論中，幾乎沒有對於21世紀中國政治體制與國體改革方案的研討、探索與設計，因此，所有的評論便顯得毫無意義，因為許許多多的評論只是關注於人事安排與派別爭端，卻完全忽視中國政治的實質要義——政治體制的框架設計、國家機構的合理設置以及具體的改革方案與步驟安排。

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後，中國的政體在2000多年的時間裡（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為標誌），都處於家族皇權的世襲更迭與輪迴中，一般說來，我們把這樣的政體叫做“家天下”。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從來沒有自下而上的民眾選舉制度，每個人就像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無法選擇自己的統治者。

在“家天下”的西漢初年，戴聖便針對“家天下”的種種弊端而提出“天下為公”的美好政治理想，然而，直到1911年滿清王朝瓦解，始終沒有找到“天下為公”的具體方法與正確途徑。戴聖的生卒年限不祥，有考證認為，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被人告發為巫蠱咒漢武帝。漢武帝寵臣江充奉命查處這起巫蠱案，用酷刑和栽贓迫使人認罪，此事件牽連者達數十萬人，戴聖的父親戴行被殺，當時，戴聖年僅六歲，和母親逃難才免遭殺害。

在20世紀初，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為標誌，是中國政治“家天下”土崩瓦解的開端，

中國政治的這場偉大飛躍當然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政治領袖開創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滿清王朝，1912年元旦創建“中華民國”。孫中山先生是自周朝之後，第一位為華夏民族的社會設計共和制度的偉大政治領袖，同時，孫中山先生也是為中國社會規劃產業發展方案的首屈一指的思想家。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指導思想和理論體系，“五權憲法”則是孫中山先生制定的具體制度框架，而在《建國方略》中提出的產業與科技革命規劃，是孫中山先生關於中國未來的社會藍圖。

然而，由於一系列極其複雜的歷史與現實困境，華夏民族在1912年元旦於南京成立中華民國之後，沒有能夠鞏固共和國的政體，政黨政治的發育，更是走上了一條以武裝力量而生存的道路。總之，華夏民族沒有能夠在20世紀百年真正走向一條國家成功、社會文明的康莊大道。

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步入21世紀。改革開放時期是華夏民族有文字記載中唯一可以與百家爭鳴時期相媲美的偉大時代。我依然堅信，在華夏民族經歷了40多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之後，華夏民族已經具備了進行一場偉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文明升華的有生力量。這支力量就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廣大民眾之中。

在21世紀的當下，中國大陸迫切需要墨子這樣的偉大科學家和人道主義的踐行者、“興天下利除天下害”的正確建設方法的執行者，迫切需要孫中山先生哪樣的政治體制的設計者和領航者。

對於華夏民族在中國大陸部分，在政治上的一個實質問題，即是任何設計、確立和完善政治體制問題。設計和創建一種具有萬世不易的、穩固性的、合理的政治體制，這才是華夏民族在大陸部分的一項最關鍵的現實使命。

設計穩固而合理的國家體制框架是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改革與政治文明進步的關鍵。同時，新聞界的自由度、基層社會的民主意識、各級公權力部門的法治自覺，等等，都是必要的條件。

可以肯定，在21世紀百年裡，華夏民族在政治方面必將沿着兩條主線運行：一是，從“打天下”向“選天下”的有條不紊的轉型；二是由“黨天下”向“民天下”的制度設計以及完備的方案和細緻的步驟。

中國大陸如果在未來的10—20年裡，不能夠真正解決政治體制的設計、再造和確立的任務，那麼，大陸社會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便很可能再次經歷20世紀像類似的一系列錯誤，並且，深陷於一種內部混亂而不能自拔的狀態中而喪失21世紀剩餘的大好時光。目前看，到21世紀中期的50年代，中國大陸也難以真正實現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和文化形態的科學化、邏輯化和百花齊放的局面。

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看現實，中國大陸內部很難找到並且根本沒有孫中山先生一般的偉大領袖型人物。而且，我們大多數都不會想到，在世界經歷了自1980年代的經濟一體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局面之後，國際形勢會如此這般的急劇惡化，甚至處於一場世界大戰的開端和邊緣。國際機制的再造以及世界格局的重組，可能要通過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才能夠得以成立。但這是全人類的悲哀。20世紀以1945年二戰結束為標誌的和平局面，有可能以俄烏戰爭引發的21世紀世界大戰而打破、而再造、而重生。

我的一些具體的建議在幾年前的文章中已經提出：1、把政協機構改造為一個正常運作的政黨機構，並且賦予她推薦各級政府領導的候選人的職能；2、中共應該在自身理論與意識形態以及政黨運作方面做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改革；3、設立專門的、獨立的從事於選舉的管理機構，推動“人大”選舉的公開性與秩序化；4、政府首腦在中共與政協組織推薦的候選人中通過公平、公開的選舉產生，實現間接直選；5、創建有效的地方自治機制，把民生問題的決策全逐步下移，從而建立起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良好關係。

中國大陸社會一個迫切需要進行的一項文化工作，是自覺的改變對於公權力的認知與觀念。因此，進行一場普及性的公民權益與價值的教育活動，是政治文明升華的一個前提工作。比如“打天下坐天下”、“一山不容二虎”、“新官不理舊賬”、“能當雞頭不做鳳尾”等等的陳腐的觀念，依然構成中國大陸政治進步的障礙。

中國大陸是一個十分難以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國家。因為源自於秦漢王朝形成的一系列惡劣傳統根深蒂固並且在民眾中形成一種固有的習慣。而這些傳承了2000多年的惡劣權力傳統不可能在端時間裡得到根本改變。20世紀孫中山先生開闢的政黨政治先河沒有能夠形成良好的政黨選舉競爭的制度，而共和國的香火由於普遍缺乏民主與法治基礎而難以持續照亮社會生活。

華夏民族的社會，應該湧現一大批深通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領袖、能夠提出正確方法而化解現實問題和矛盾的政治家、以及內心深處具有堅定不移的文明精神的思想家。

人類政治活動的核心是服務於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幫助產業與科技革命的發展、是促進一切文化事業的進步、是引導民族文明的升華、是致力全體民眾的幸福。

中國是一個在卑微而錯誤的權力觀念中沉淪的太久的國家。華夏民族必須以至高智慧和堅韌勇氣而快速實現一場普及性的文明覺醒。

徐國進

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