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社會的沉淪與希望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說，“新冠肺炎”大瘟疫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期之後遭遇的一個歷史性的大事件。新冠肺炎瘟疫在2019年末爆發以來，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社會嚴重而普遍內耗的事件。一方面，徹底終結了改革開放並且把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成果消耗殆盡；另一方面，社會正常秩序與活力完全毀滅並且喪失走向未來的正確方向。 大瘟疫本來屬於一種單純的疫病災難，而在中國大陸，卻演變成為一場整體的社會性問題。對於瘟疫的防範和治療，本應屬於一個專業醫療部門的具體事務，對於染疫人員，要由醫療衛生系統擔綱進行防疫和救治，防疫措施不能夠“一刀切”的按下“暫停鍵”。民眾正常的工作與生活秩序，不應該受到防疫的嚴重和不自願的影響。民生的要義在於自由的勞動和生活。 “新冠肺炎”大瘟疫本身即是中國人的一場大災難，面對大瘟疫的對策似乎註定會衍生為一場連續性的更大規模的社會停滯與其它形式的災難。在短期的未來，各地的糧食供應、飲水、電力等方面都會出現嚴重問題。如果正常的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發生問題，民眾的日常生活則難以保障，那麼，一場普遍的社會動盪便會不可避免的爆發。
正在執行的防疫措施，成為全社會的一場嚴重的“內耗”。 目前看，如果現行的防疫措施不變，極有可能導致類似1958年“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對“大瘟疫”的處理方式，有可能將導致一場類似1958年“大煉鋼鐵”式的整體性社會災難。事實上，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清零”是無法做到的一種極端選擇。
中國大陸必須避免20世紀中葉即20世紀50—70年代的類似現象的發生。經歷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大陸，應該也必須具備發生整體性錯誤的智慧。然而，看現實情況，許多決策似乎正在導向一種錯誤的路線上。而對於我們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場無法估量的災難。 然而，經歷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人，仍然普遍缺乏良好的文明價值的教育和洗禮，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中國大陸缺乏良好的決策程序與及時有效的糾錯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在錯誤的決策影響下，根本無法進行抵制。
大瘟疫演化為其它形式的社會災難的條件正在積累中。
2019年末發生的“大瘟疫”以及處理方式，在實質上與1958年“大煉鋼鐵”有着極其相似之處，雖然在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上完全不同。一個重要的實質性的相似之處，即是無可估量的社會生產力浪費、消耗與無效。所謂的全社會按下“暫停鍵”，把發生疫情地區的城鄉居民封閉在家中、所有的公共場所禁止進出、大多商業活動停滯運營，人們只能排隊每天做一次甚至兩次“核酸檢測”，一至於一周甚至更長的時間都是如此。其它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必須為此讓步，並且，此項工作成為疫情地區人們生活的全部內容，以全社會的“靜默”進行防控，是無可估量的生產力浪費和社會大停滯。第二個實質性相似之處，是把一項不屬於社會工作重點或者本來就錯誤和偏離正常秩序的單一決策視為第一的任務去執行，其它的工作與任務幾乎全被擱置和忽視不顧。如此狀況的持續，必然導致更多的、更嚴重的社會惡果。 1958年大躍進和大煉鋼鐵的後是持續三年的大饑荒。現在，從2019年末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清零”式的防疫政策已經執行了兩年有餘，眼下，全國的多數省份仍然存在疫情。在大瘟疫持續中，中國南北方的持續高溫天氣，勢必對2022年秋季農作物的生長與產量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同時，南方許多地區的乾旱嚴重，電力缺乏，這樣的並發的自然災害與社會情勢，就國際形勢而言，俄烏戰爭的持續會直接影響到全球糧食生產與市場，中國的糧食進口也會受到直接影響，這一切因素綜合起來，正在導致中國大陸社會朝着發生大規模饑荒的方向轉化，即是我們可以避免大饑荒的出現，至少，在未來一兩年中，食品與副食品的漲價不可抑制，糧食短缺的現象會普遍發生。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創造社會物質財富最多最大的一個時期。然而，此從2019年末大瘟疫爆發以來，伴隨着中國經濟增速的急劇下滑以及產能的大萎縮，經濟大蕭條局面已經成為現實。
難以得到真是的統計數字的勞動力失業，尤其是青年人失業和大學生的畢業失業現象，並不完全是由於疫情造成的現象。但是，這種嚴重的勞動力失業現象與大瘟疫疊加在一起，就構成一個難以化解的嚴峻問題，一方面是防疫措施衝擊一切；另一方面是全社會的大停滯。在中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的檔口，這種局面預示着中國未來的不容樂觀和下一步社會發展必將遭受的艱難狀態。而且，中國的生育率難以在短時間裡得到有效的提升，勞動力的青黃不接的局面在未來20年都將是嚴重困擾經濟與社會的一個顯著的問題。同時，外國企業的大幅度撤離更使得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失去外資的中國經濟將無法在短時間裡重現普遍繁榮的契機。 自2019年大瘟疫爆發以來，我們看到一些伴隨信息化而興起的高新科技企業的衰落，以及房地產業不可逆轉的敗象，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迅速湧現出一個嶄新的行業——快遞業。這即是互聯網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社會產業分工和社會階層分化的需要。但是，這個行業遠遠不具備承擔起經濟復甦的動力角色，這個行業只能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輔助性行業而存在，而且，屬於流通行業中的一個具體的門類，不管它所承擔的物流量有多大，都無法充當整個國民經濟繁榮與社會生產力有機構成提升的關鍵性動力。 尤其嚴峻的具體問題仍然來自政治領域。回顧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國的由“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的轉型，當時中共內部的第一代領導人許多位尚在世，以鄧小平等為代表，這些人能夠深刻領會毛澤東的錯誤，懂得並且能夠準確抓住社會轉型的大方向。但是，目前看，無論是在中共內部，還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根本沒有對於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完整、全面的思考、探討和總結，源自於2008年前後，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有限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沒有能夠造成普遍的社會影響。現在看，中共與中國已經嚴重喪失了反思與探索未來正確方法的理論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華夏民族難以走好21世紀百年的剩餘之路，對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如果在未來的3—5年裡，在理論和意識形態、在現實政策與決策等重大領域無法實現根本性突破的話，中國便會深陷21世紀的種種泥淖中不能自拔，並且會沉淪到萬劫不復的境地。 目前的中國大陸社會問題，不是某種單一的、簡單的方法就能夠有效化解。政策和決策既要提綱攜領、分清主次，又要同時發揮輻射所有領域和整體的功能。華夏民族迫切需要湧現一大批卓越的政治領袖和思想領袖，從而在經歷了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之後，推動和引領全社會走上一條恆久的、持續的、一貫的文明之路。
“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的歷史時期都已經成為華夏民族的過去。 現實的中國社會，處於一種改革開放時期之後的一種積累動能的關鍵時刻，中國必須進入到整體性、綜合型的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狀態中。因此，所有的社會政策與決策，必須服從於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需要。 毫無疑問，華夏民族是一個偉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但是，歷史上華夏民族也是一個過於苦難深重的民族。自從公元前221年到20世紀末這樣的長達2100多年裡，華夏民族在強權的欺騙和壓榨下，表現的不善於勞動、發明、創造。 在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首先成為一個善於勞動的民族，才由可能創造出嶄新的社會文明。因此，從政治和政策的角度說，國家力量必須善於推動、支持和引導全體勞動力從事於一切符合社會文明需要的實踐，這是一個具體的政治領域裡的問題。 21世紀華夏民族的一場偉大的社會文明升華運動就在眼前。因為，我們每個人正在經歷着的日常生活的諸種苦難，正在為中國社會的進一步大發展、大繁榮、大飛躍聚集健康的因素。
希望——全中國一切文明力量聯合起來，共同造福於現實生活，並且共創美好未來。 徐國進
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