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社会的沉沦与希望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新冠肺炎”大瘟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时期之后遭遇的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新冠肺炎瘟疫在2019年末爆发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社会严重而普遍内耗的事件。一方面，彻底终结了改革开放并且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成果消耗殆尽；另一方面，社会正常秩序与活力完全毁灭并且丧失走向未来的正确方向。 大瘟疫本来属于一种单纯的疫病灾难，而在中国大陆，却演变成为一场整体的社会性问题。对于瘟疫的防范和治疗，本应属于一个专业医疗部门的具体事务，对于染疫人员，要由医疗卫生系统担纲进行防疫和救治，防疫措施不能够“一刀切”的按下“暂停键”。民众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不应该受到防疫的严重和不自愿的影响。民生的要义在于自由的劳动和生活。 “新冠肺炎”大瘟疫本身即是中国人的一场大灾难，面对大瘟疫的对策似乎注定会衍生为一场连续性的更大规模的社会停滞与其它形式的灾难。在短期的未来，各地的粮食供应、饮水、电力等方面都会出现严重问题。如果正常的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发生问题，民众的日常生活则难以保障，那么，一场普遍的社会动荡便会不可避免的爆发。
正在执行的防疫措施，成为全社会的一场严重的“内耗”。 目前看，如果现行的防疫措施不变，极有可能导致类似1958年“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对“大瘟疫”的处理方式，有可能将导致一场类似1958年“大炼钢铁”式的整体性社会灾难。事实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清零”是无法做到的一种极端选择。
中国大陆必须避免20世纪中叶即20世纪50—70年代的类似现象的发生。经历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陆，应该也必须具备发生整体性错误的智慧。然而，看现实情况，许多决策似乎正在导向一种错误的路线上。而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 然而，经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人，仍然普遍缺乏良好的文明价值的教育和洗礼，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大陆缺乏良好的决策程序与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在错误的决策影响下，根本无法进行抵制。
大瘟疫演化为其它形式的社会灾难的条件正在积累中。
2019年末发生的“大瘟疫”以及处理方式，在实质上与1958年“大炼钢铁”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完全不同。一个重要的实质性的相似之处，即是无可估量的社会生产力浪费、消耗与无效。所谓的全社会按下“暂停键”，把发生疫情地区的城乡居民封闭在家中、所有的公共场所禁止进出、大多商业活动停滞运营，人们只能排队每天做一次甚至两次“核酸检测”，一至于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是如此。其它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为此让步，并且，此项工作成为疫情地区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以全社会的“静默”进行防控，是无可估量的生产力浪费和社会大停滞。第二个实质性相似之处，是把一项不属于社会工作重点或者本来就错误和偏离正常秩序的单一决策视为第一的任务去执行，其它的工作与任务几乎全被搁置和忽视不顾。如此状况的持续，必然导致更多的、更严重的社会恶果。 1958年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后是持续三年的大饥荒。现在，从2019年末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清零”式的防疫政策已经执行了两年有余，眼下，全国的多数省份仍然存在疫情。在大瘟疫持续中，中国南北方的持续高温天气，势必对2022年秋季农作物的生长与产量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南方许多地区的干旱严重，电力缺乏，这样的并发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情势，就国际形势而言，俄乌战争的持续会直接影响到全球粮食生产与市场，中国的粮食进口也会受到直接影响，这一切因素综合起来，正在导致中国大陆社会朝着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方向转化，即是我们可以避免大饥荒的出现，至少，在未来一两年中，食品与副食品的涨价不可抑制，粮食短缺的现象会普遍发生。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最多最大的一个时期。然而，此从2019年末大瘟疫爆发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以及产能的大萎缩，经济大萧条局面已经成为现实。
难以得到真是的统计数字的劳动力失业，尤其是青年人失业和大学生的毕业失业现象，并不完全是由于疫情造成的现象。但是，这种严重的劳动力失业现象与大瘟疫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一个难以化解的严峻问题，一方面是防疫措施冲击一切；另一方面是全社会的大停滞。在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档口，这种局面预示着中国未来的不容乐观和下一步社会发展必将遭受的艰难状态。而且，中国的生育率难以在短时间里得到有效的提升，劳动力的青黄不接的局面在未来20年都将是严重困扰经济与社会的一个显著的问题。同时，外国企业的大幅度撤离更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失去外资的中国经济将无法在短时间里重现普遍繁荣的契机。 自2019年大瘟疫爆发以来，我们看到一些伴随信息化而兴起的高新科技企业的衰落，以及房地产业不可逆转的败象，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迅速涌现出一个崭新的行业——快递业。这即是互联网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产业分工和社会阶层分化的需要。但是，这个行业远远不具备承担起经济复苏的动力角色，这个行业只能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辅助性行业而存在，而且，属于流通行业中的一个具体的门类，不管它所承担的物流量有多大，都无法充当整个国民经济繁荣与社会生产力有机构成提升的关键性动力。 尤其严峻的具体问题仍然来自政治领域。回顾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的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型，当时中共内部的第一代领导人许多位尚在世，以邓小平等为代表，这些人能够深刻领会毛泽东的错误，懂得并且能够准确抓住社会转型的大方向。但是，目前看，无论是在中共内部，还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根本没有对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完整、全面的思考、探讨和总结，源自于2008年前后，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有限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没有能够造成普遍的社会影响。现在看，中共与中国已经严重丧失了反思与探索未来正确方法的理论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民族难以走好21世纪百年的剩余之路，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如果在未来的3—5年里，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在现实政策与决策等重大领域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的话，中国便会深陷21世纪的种种泥淖中不能自拔，并且会沉沦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问题，不是某种单一的、简单的方法就能够有效化解。政策和决策既要提纲携领、分清主次，又要同时发挥辐射所有领域和整体的功能。华夏民族迫切需要涌现一大批卓越的政治领袖和思想领袖，从而在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推动和引领全社会走上一条恒久的、持续的、一贯的文明之路。
“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历史时期都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过去。 现实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一种积累动能的关键时刻，中国必须进入到整体性、综合型的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状态中。因此，所有的社会政策与决策，必须服从于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需要。 毫无疑问，华夏民族是一个伟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但是，历史上华夏民族也是一个过于苦难深重的民族。自从公元前221年到20世纪末这样的长达2100多年里，华夏民族在强权的欺骗和压榨下，表现的不善于劳动、发明、创造。 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善于劳动的民族，才由可能创造出崭新的社会文明。因此，从政治和政策的角度说，国家力量必须善于推动、支持和引导全体劳动力从事于一切符合社会文明需要的实践，这是一个具体的政治领域里的问题。 21世纪华夏民族的一场伟大的社会文明升华运动就在眼前。因为，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着的日常生活的诸种苦难，正在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大发展、大繁荣、大飞跃聚集健康的因素。
希望——全中国一切文明力量联合起来，共同造福于现实生活，并且共创美好未来。 徐国进
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