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执政者的一面镜子（1952年-01-01）-梁蘭-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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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时代：执政者的一面镜子（1952年-01-01）	2022-06-27 00:51:27

《人民日报》1952年1月1日

【以高度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迎接一九五二年】（全文）

我国人民在胜利中度过了一九五一年而进入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对于我们将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中，我们将完成在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准备工作。我们将使抗美援朝斗争获得更大的胜利，更大地加强国防力量，并将在全国范围内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使生产一般地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并使许多部门大大地超过这个水平。

抗美援朝斗争在过去十四个月中间已经得到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一起，在过去的十四个月中歼灭了敌人四十九万多人，其中包括美军二十一万多人。英勇的中朝人民军队已经把侵略军赶到三八线附近，使敌人认识到我方的陆军和空军的威力的增长，因而不能不接受停战的谈判。敌人在将近半年的谈判中虽则仍然再三拖延，但是这只能表现敌人内部的矛盾混乱而并不表现敌人对于战争前途的信心。朝鲜和中国方面将继续争取谈判的成功，但是谈判的成败与否现在是决定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说：“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现在的情形仍然是如此。如果停战谈判成功，朝鲜和中国将进而争取朝鲜问题和其他东方问题的和平解决；如果停战谈判失败，朝鲜和中国将使敌人遭到更重大更悲惨的失败。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我们全国人民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总的目的。过去十四个月的事实证明，抗美援朝不但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而且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动力。同我们的敌人所预料的相反，这个斗争不是推迟了而是加速了我们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建设的准备工作的进行。因此，在一九五二年，我们完全有信心一方面争取抗美援朝斗争的更大的胜利（包括和平解决的胜利），而另一方面争取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准备工作。

对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中，我国人民已经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完成了国家的空前的统一，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的政权机关，并且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们稳定了财政状况和金融状况，恢复了交通和国内外的贸易，并且着手发展了合作事业。我们着手恢复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并且着手改革了国营企业的管理和调整了工商业。我们剿灭了二百几十万土匪，有效地镇压了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们在新解放的一亿五千万以上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恢复了文化教育事业，并且在文化教育事业中有了初步的发展和改革。我们发展了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了工人群众、青年群众和其他群众的组织工作。我们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且着手加以整顿和巩固。所有这一切，都是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即工业化事业的。但是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在一九五二年，我们应当在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完成这种准备工作。

在一九五二年，我们应当用极大的努力来加强国防。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和朝鲜的侵略，证明我们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我们就不能保卫自己，而我们的一切建设遇到敌人的轰击就会化为乌有。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发展一九五一年所已经着手的加强国防的工作，建设我们的现代化陆军、空军和海军。我们的一切建设工作都应当以国防为中心。我们应当充分地发展民兵工作，为实现徵兵制创造条件。

在一九五二年，我们应当进一步铲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这就是说，除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应当在今年内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一九五一年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当认真做好结束土地改革的工作。这就是说，应当在今年内全部地完成在城市中在工矿和交通等公私企业中的反封建主义的民主改革。这就是说，应当在今年内继续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使一切对这一斗争进行得不彻底的地方以及尚未触动的地方都能彻底解决问题，并且在已经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地方展开经常性的防奸工作。

在一九五二年，我们应当在全国农村实现了土地改革、全国工矿交通企业实现了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发展增产节约运动。在一九五一年，由于全国工人农民的努力，一部分工业品（例如铜、烧碱、轮胎、纸张、纱布、钢材、水泥）和一部分农产品（例如麻、棉花、烤菸）的生产量已经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没有赶上过去的纪录。在一九五二年，应当经过增产节约运动，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并使许多生产部门超过或大大地超过这个水平。

在农业方面，我们应当更有计划地把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的组织中去，并且更有计划地在农民中间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品种，以便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使农民走向初步的集体化。为了向农民示范，并且使国家直接掌握一部分重要的农产品，应当在一九五二年大大地发展国营农场的工作，争取每省、每专区、每县乃至每区（在有土地的条件下）都办起和办好国营农场。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和各专区都应设立国营的农具工厂或修理厂，以新式农具供应农村。

在工业方面，应当普及东北区一九五一年增产节约一千三百万吨粮食的财富的经验，在全国各地区各产业各工矿各车间小组展开订立生产计划、实现增产节约的工人群众运动，以求进一步发挥现有生产设备的潜在能力，改进技术，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加强资金管理和生产管理，消灭基本建设中的浪费现象。经过一九五二年的努力，应当不但使国家积累起为今后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的一个相当数目，而且使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取得较多的经验，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增产节约的大敌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因此，目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一九五二年增产节约计划的实现有决定的意义。必须认真发动群众，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使它贯彻到每个机关，每个工厂，每一条街和每一个村庄，使严重的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不再有发生的可能。

为了准备经济建设，必须准备干部。因此，应当在一九五二年改革教育制度，扩充中级和高级的学校，以便开始大规模地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干部；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以便使现有的和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人民事业。

思想改造的工作不但对于知识分子是需要的，对于全国各阶层人民都是需要的。全国人民都应当了解我们的国家的今天和明天，了解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或不应当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因而改造自己所有的不利于人民、其最后结果一定也不利于自己的错误思想。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必然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地巩固起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的领导者。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奋斗历史中，特别是在过去两年多的奋斗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间已经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同样地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从一九五一年秋季开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着手整理自己的基层组织，这个整理组织的工作将在一九五二年内全面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的整党工作得到了更丰富的内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清算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一九五二年的任务是艰巨的，又是极其伟大、极其光荣的。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高度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向新的胜利前进！

》编者注

朝鲜战争还在继续，中共认为战争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抗美援朝斗争在过去十四个月中间已经得到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一起，在过去的十四个月中歼灭了敌人四十九万多人，其中包括美军二十一万多人。”数字是中共臆想的，没有一点根据。战争结束后美方和韩方都公布了战争中伤亡的人数，但中共和北朝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这些数字，也许中共担心公布真实的数字可能让百姓感到震惊，难以接受。

2010年6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上表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战场失踪25,621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在战争中共死亡183,108人。①按照徐少将给出的数字，中共军队伤亡总人数522,923人（不包括患病住院，但包括失踪的25,621人）。这个数字少于国外学者对朝鲜战争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即便如此中共也没有给予正式的认可。

总结这两年工作成就时，党报称赞道，“对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中，我国人民已经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完成了国家的空前的统一，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的政权机关，并且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们稳定了财政状况和金融状况，恢复了交通和国内外的贸易，并且着手发展了合作事业。我们着手恢复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并且着手改革了国营企业的管理和调整了工商业。我们剿灭了二百几十万土匪，有效地镇压了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们在新解放的一亿五千万以上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恢复了文化教育事业，并且在文化教育事业中有了初步的发展和改革。我们发展了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了工人群众、青年群众和其他群众的组织工作。我们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且着手加以整顿和巩固。所有这一切，都是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即工业化事业的。”

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尽管在宣传上称“思想改造”是思想上的认识问题，不过由于政权并非坚如磐石，因此党报警告，“思想改造的工作不但对于知识分子是需要的，对于全国各阶层人民都是需要的。全国人民都应当了解我们的国家的今天和明天，了解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或不应当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因而改造自己所有的不利于人民、其最后结果一定也不利于自己的错误思想。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必然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地巩固起来。”“巩固起来”指政权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党报的文章中没有直接点出“三反五反”运动，但是新的一年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两项运动。去年，1951年12月1日，中共下发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②三项反对的提法简称“三反”。

中共建政后，党员中蔓延着享乐的气氛，贪污腐败盛行。毛泽东承认，“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共产党已经走到变质的边缘。”③“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到底有多坏呢，党史学者杨奎松给出几个例子。其一，“中南局报称：‘江西金溪县外派干部二十六人，既有十五个人贪污，十一个因此脱离革命逃亡回家。遂川县外派干部五十八人，只二人不贪污。’”其二，“河北省报称：‘石家庄市整风审干中查出两个干部即贪污三千万，军区一个十个连长有八个贪污。’”其三，“甘肃省委报称：‘武都税务局长冯俊明领导干部七人集体贪污受贿。兰州税务局三百零九个干部五十七人贪污。天水专区税务干部百分之三十点九贪污。’”④等等。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配合上述毛泽东起草的《决定》，1951年12月8日中共再下达了一个文件，“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示》中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判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⑤

“枪毙一万至几万”，是指“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腐败的中共党员，表明中共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但是“枪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毛泽东确实考虑过开除一批。他说，“开除四百万党员还有一百八十万”。⑥从总数580万党员中开除“四百万”，数字惊人。当然首要的问题是要找到贪污或者浪费的犯罪分子。一时间，党报以及各类媒体上“我检举，我揭发”成了全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检举、揭发”也成为今后政治运动中常见的现象，即儿子检举父亲，父亲检举儿子，丈夫检举妻子，妻子检举丈夫，外甥检举舅舅，一家检举当家人。⑦

“三反”运动刚一开始，北京市委就发表报告透露，“据不完全的统计，自解放以来，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六五〇人。”⑧如何处理这些人呢？北京市是这样做的：“六五〇名贪污分子中，已处理了五一二名。其中，有一三〇名被撤职或开除。有一〇五名被判处徒刑。有四名被判处死刑。党员贪污者，已处理了九十五名。其中，有二十七名被开除党籍。”⑨那么“贪污”多少就可以定罪呢？大致情况是贪污1亿元（旧币，下同）称“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⑩同中共历次运动一样，“在‘三反’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由于对情况估计过于严重，政策界限不清，曾发生过盲目追求数量，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等过火偏向。”⑪所谓“逼供信”是刑讯的同义词。建政初期，涉及刑讯时较多使用“肉刑”一词，这个比较好理解但是听起来相当恐怖，之后改为“刑讯”，但本质上还是“肉刑”。上海市规定，“在进行‘五反’检查时，严禁使用肉刑、变相肉刑或其他逼供信的办法。”⑫不过“逼供信”或者说“肉刑”仍旧是公安机关常用的一个手段。

“三反”运动开展后接着展开了“五反”运动。“五反”是反对工商业的“五毒”行为的总称，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建政之初，中共没有能力完全掌控经济的所有方面，尤其是缺乏对私营企业的控制。现在准备通过“五反”运动，肃杀私营工商业主对中共官员进行腐蚀拉拢的风气，借机震慑私营企业主。1月26日中共下发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⑬正式展开“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在1952年10月结束。1952年10月25日，作为“三反”运动的总结，中共批转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所作“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报告中他称，“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三百八十万六千多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一百二十万三千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四；其中共产党员十九万六千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贪污一千万以上的十万五千九百一十六人，占贪污总人数百分之八点八。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中，已做处理的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占百分之十点五。在尚未处理的部分中，一部分案件涉及政治问题，应转公安部门处理。经核实定案后，有相当一部分比较复杂的‘专案’是落实了，一部分已做出结论，但尚未正式宣布。”⑭从数字看并非所有的中共党员都参加了“三反”运动，其中军人没有参加，这并非军队没有腐败，而是因为朝鲜战争还在继续，这可能是军人不参加“三反”运动的主要原因。

作为“五反”运动的总结，中共批转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所作“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报告中他称，“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五大区六十七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见‘五反’运动的工商业总共九十九万九千七百零七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工商户有一千五百零九人（很少数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占工商业户总数的千分之一点五。其中判处有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者一千四百七十人，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二；判处无期徒刑这二十人，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二；已经中央批准判处死刑者十四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者五名，共十九名。”⑮对这19名判处死刑或者死刑缓期执行的根据，是因为“破坏抗美援朝战争，最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罪行。”另外，“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八大城市统计，‘五反’运动中定为守法户的约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5%；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仅占1%。”⑯

如果上述数字准确的话，那么严重违法户加上完全违法户仅占全体工商户总数的5%，从数字上看完全可以通过调查违法问题然后起诉违法户，而非采用政治运动的形式。“镇反”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展示了中共建政后，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治理国家的形象，这为之后毛泽东完全抛开法治实行人治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其遗毒深远。

1987年中共“十三大”作出“不搞政治运动”的决定，⑰清除了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毒瘤。但离开中共向全世界宣告的“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依法治国的新阶段”⑱的目标还很遥远。尤其是习近平执政（2013年）以来，以“廉政”⑲的名义出手打击贪污腐败分子而四处抓人，破坏法治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共建政初期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与习近平以清除“腐败分子”⑳为名义肃清对立面，在手段上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人治。

中共通过“五反”运动震慑了资本家，即使没有“五毒”行为的私营企业主也能感受到中共的凶狠，这为中共一年之后顺利开展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起到了推动作用。届时颤栗的工商业主乖乖地交出了他们的私产，这些资产甚至是通过几代人才积累下来的。

另外，1955年开始将旧币兑换为“新币”，新币与旧币的兑换比例为，1:10000，即1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使用的是旧币。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有关“三反五反”运动一章，却使用新币的币值，譬如“利用职权，盗用公款171万元，进行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并且盘剥治河民工款22万元，从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3.7万元。”㉑如果是旧币的话，3.7万元仅相当于新币的3.7元，这很难说成是“挥霍”。这部中共党史中有很多这类不尊重历史的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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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基百科》“朝鲜战争”中“6 伤亡情况”一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6%88%98%E4%BA%89#%E4%BC%A4%E4%BA%A1%E6%83%85%E5%86%B5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③杨奎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1》“第五章毛泽东与‘三反’运动”中“2.毛泽东力排众议”一节

④同上③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⑥同上③

⑦吴珏著《“三反”“五反”运动纪实》“打响围剿腐败分子的人民战争，各地群众掀起检举高潮”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

⑨同上⑧

⑩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49-1956）》“‘三反’‘五反’运动”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