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2年1月22日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号召对大贪污犯全面进攻】

刘景范秘书长接着指出：在已往十九天中，我们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不少贪污犯，特别是大贪污犯，在这一运动中还刚刚开始露头，还未完全突破。机关内部的坦白、检举和工商界的坦白检举的材料还刚刚开始结合。为此，各机关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引向新的高潮。各级领导，应即组织力量、抓住要害，一方面要充分发动群众，同时，要作好调查研究工作，以对大贪污犯展开全面的进攻。

会议批准了刘景范的报告，并号召中央一级机关，除继续普遍清查贪污、浪费外，应即把主要精力，转入对大贪污犯的斗争。薄一波主任最后并宣布：凡犯有贪污行为者，能在一月二十六日前把自己的问题彻底交代清楚，均作为自动坦白论，除罪大恶极者外，均可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否则，一定依法严惩。

》编者注

中共建政之后，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量刑标准。“坦白从宽”的意思是，犯罪嫌疑人如果能够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判刑将从宽。“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公安人员威逼下的口供。这样做必然要产生许多冤假错案，因为不依据犯罪的事实——很多的时候公安人员无法找到罪证，而依赖口供。为了获取口供，公安部门更多地使用刑讯逼供，这一政策直到2001年才引起注意。届时党报承认，“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一项审讯政策一直在司法界被广泛使用。然而这个做法过分依赖口供，在某种程度上重视打击犯罪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①

即便在中共建政早期——多少还有法制观念的时期——也不可避免地使用刑讯逼供。“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一文的作者李之琏——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兼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纪凯夫案件”发生在1951年4月12日。纪凯夫是武汉市二医院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他发现总务科的保险柜被打开，1200万元（旧币）被盗，报告了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被监守自盗的王诬陷，纪凯夫被刑拘。②医院认为案发时纪凯夫不在现场，而王即在现场且疑点甚多，因此提出保释纪凯夫。但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以及副市长周季方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纪在案发后表现积极，这被视为有意图陷害党支部书记王清，而王是老党员。李之琏同医院一名保卫人员去公安局四分局要求释放纪，纪凯夫最终被释放。但是释放后不久，副市长周季方命令公安局再次刑拘纪，说是纪可能逃跑。时任市委书记的张平化认为这样处置正确。“纪凯夫在公安局被关押，就一直从政治上被追究，昼夜逼供，失去了被告人正常的提出证人、物证和申述的权力。”由于得到市委的支持，王清就给中央、中南局写信，控告李之琏等人。事实，这时已经查明配置保险柜钥匙是在3月22日下午，只剩配置者相貌的识别，而只有王清可能配置钥匙，但武汉市委仍旧坚持不释放纪凯夫。市委书记张平化认为盗案的可能性很小，政治陷害的可能性很大。市长吴德峰甚至讲，王清盗窃的证据越多，恰恰就是反证越多。③而市公安局，“追究他（纪凯夫）的政治问题、家庭和社会关系、亲属朋友的政治身份，一切社会活动的细节，追究不出问题就刑讯逼供，带镣、带铐、动手脚，连续60多个小时的审讯不准休息。”最后，中南局纪委在上级的支持下组成联合检查组，结论是王清盗款并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公安机关在8个月的时间里对纪凯夫的审讯，使纪“受到严重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但是纪保持了实事求是的立场，没有按照审讯人员的诱供、指供的要求，胡编乱造虚假的情况以换取审讯人员的好感，解脱自己。”④

之后此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此时已经展开了“三反”运动。因为“三反”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毛泽东认为武汉市委对王清贪污一案的处理是官僚主义，他要求中南局立即开除周季方的党籍，逮捕法办。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认为处分有些重，其他官员包括时任中南局组织部部长兼中南局纪委副书记的钱瑛，还有李之琏本人也持有同样的认识。但是由于毛的意见，联合检查组的处分结论是：开除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党籍；开除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党籍；开除副市长周季方党籍。中南局的处理意见是：钱没有被偷走，如果能够及时交代认错，调动王清的工作就可以了。但因王诬告他人，须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给予张平化从轻处理，降为副书记；给予吴德峰撤销工作处分(根据就是他说的，王盗案证据越多，恰恰是反证越多——这是什么逻辑啊！)；给予市委第二书记谢邦治撤销工作处分；给予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批评，记一大过处分。尽管在审讯中发生逼供和肉刑，及拘留锁匠等错误，但结论是这属于朱局长教育干部不力检查不严，但是事后检查深刻，⑤因此从轻处理。

党报报道这一事件时措辞严厉，⑥但是阅读案件中所发生的一错再错的一幕一幕，无人可以否认这是制度的问题。事情虽然发生在五十年代，但是之后冤假错案并没有断绝。2010年党报还在强调，“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强调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等，不能作为定案根据。”⑦不过，这也只能听听而已。

文章还有后续一段，是各种翻案和许多官员表示处分偏重。王清出狱后当上武汉市红旗服装厂副厂长，宋瑛当上铁路总医院的副院长，而备受折磨的纪凯夫却再也没有人提起。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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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报》2001年2月7日“辽宁司法机关不再依赖口供　沉默权引起广泛关注”

②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中“武汉市二医院发生盗款案，报案人纪凯夫反被刑拘”一节

③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中“是王清盗窃案，还是纪凯夫阴谋陷害案，认识对立，分歧严重”一节

④同上③

⑤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中“联合调查组的正确结论不被重视，毛泽东主席出面干预，纪凯夫案轰动全国”一节

⑥《人民日报》195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 全面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 武汉市长吴德峰和谢邦治等庇护不法分子被撤除党内外职务”

⑦《人民日报》2010年6月2日“根除刑讯逼供需制度配合(来论)”

⑧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中“黄克诚建议中纪委组织力量复查，五部委审理组究根问底，实事求是提出处理意见”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