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

【上海北新书局编辑部 对“结婚医学”一书发生错误的检讨】

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所载袁瑞芳、李俊民两同志对牟鸿彝编、本局出版的“结婚医学”一书的批评信中，指出该书有盲目宣扬反动的唯心的孟德尔—莫尔根学说的错误；袁、李两同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编者注

党报继续批判“反动的唯心的孟德尔—莫尔根学说”，莫尔根现在译作“摩尔根”。

遗传学从1900年孟德尔在豌豆杂交实验中发现的孟德尔定律，经过1910年至1920年间摩尔根通过果蝇的研究创立了遗传基因的染色体理论，到20世纪五十年代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一系列经过验证的成果形成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摩尔根获得1933年的诺贝尔奖，沃森和克里克获得1953年的诺贝尔奖。孟德尔被称为“遗传学之父”。

不过这些科学成果并不为中共所认可。党报在八十年代中期终于承认，“建国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进行过三十多次‘学术批判’。受到批判的有共振论、控制论、摩尔根遗传学说、相对论、分子生物学、电子计算机万能论、宇宙大爆炸学说、人工智能、绿色革命、热力学第二定律、黑洞学说、能源枯竭，等等，涉及的学科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力学、农学、地学和心理学等等。”①也就是说，中共掀起的这几十次对科学领域的批判运动，针对的对象是包括现代科学的方方面面。不用怀疑，这些“学术批判”的背后都有着毛泽东的身影，甚至可以说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

打着“学术批判”的幌子，但其中并没有任何学术的味道，所有的批判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也就是要论述的是，哪些科学是无产阶级的，还是哪些科学是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党报承认科学是没有“阶级性”，只是认为同社会制度有关。中共认为“好的”社会制度，科学就发展得快些|。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道，“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们同社会制度的关系，仅仅在于：在不好的社会制度之下，这些科学要发展得慢些，在较好的社会制度下就能发展得快些。”②这里“好的”制度，当然是指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六十年代，中共不再遮遮掩掩，“阶级性”应用到了科学上。党报刊登遗传学家谈家桢（1909年-2008年）的一篇文章，谈先生写道，“在思想上，总以为自然科学反映的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本身没有阶级性，专了就有办法，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利。这种脱离政治为科学而科学的想法，是长期受了资产阶级教育迷惑、影响的结果。自然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掌握自然科学的人却有阶级性，自然科学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为哪个阶级服务。”③意思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掌握在“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手里，因此这些科学为资产阶级“服务”。经过“反右”运动，科学家不仅要完成专业上的任务，同时也要完成这些政治任务。

五十年代执行毛的“一边倒”政策的恶果之一，就是把“苏联科学”奉为圣旨。可以这样讲，共产党国家为了独树一帜，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在宣传上，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视为“唯心”，视为“反动”，并独创出所谓“苏联科学”、“中国科学”④。他们走的道路正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走过的道路。

毛死后，“一边倒”造成的恶果，党报居然解读成，“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总结了苏联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的错误做法和我们在解放初期学术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夏天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明确提出遗传学也一定要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各个学派之间，应互相尊重，可以自由讨论，不要随便贴上什么‘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的’等标签。”⑤

毛泽东真的给予遗传学界“百家争鸣”的自由了吗？他允许“自由讨论”，甚至还曾反对过对科学随便贴标签的行为了吗？肯定没有。毛泽东不懂遗传学，对其他科学也是一窍不通。之所以在1956年召开“青岛遗传学会议”，并非他终于认识到“一边倒”政策的错误，而是因为1956年是中共与苏共分裂的开始。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认为他是共产世界当然的领袖，为了表示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在其他方面也要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遗传学界才有可能召开这次会议。

事实，1956年8月10日召开的“青岛遗传学会议”，并没有像党报说的那样得到任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中共演奏的一段催眠曲，很多天真的知识分子陶醉于其中。建政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展开对知识分子围剿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是随着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各个共产党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松动。中共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受到“解冻”的鼓舞，以为现在可以畅所欲言了。但是，曲终人散后他们受到的却是棒杀般的打击。毛泽东自己解释这是“引蛇出洞”⑥。

“青岛遗传会议”从10日延续到25日，约有130人参加，会议上发言热烈。但好景并不长，“反右”运动中，把学习“米丘林学说”、“反对摩尔根学说”同运动的最终目的——修理知识分子——联系到一起，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挂上了钩。⑦

党报宣传的所谓“畅所欲言”，不过是中共装出来的谦和。如果科学家真的要“欲言”的话，他们最好认真想一想后果。因为所讲的内容不一定会得到中共的允许，也就是说任何“争鸣”最终有可能会被贴上“‘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的’等标签。”

农业经济学家叶笃庄（1914年-2000年）对毛在科学上的“一边倒”政策的结论是，“在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的强大政治压力下，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千篇一律地赞扬‘无产阶级的、先进的、唯物的米丘林学说，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学说’”，最后还把自己放进去“臭批一通”。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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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报》1986年8月31日“

②《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讲话”

③《人民日报》1960年4月11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 谈家桢委员的发言”

④《人民日报》1952年9月4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八日）”

⑤《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3日“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⑥《炎黄春秋 1999年第一期》“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⑦《炎黄春秋 1997年第8期》“我国遗传学发展中坚持‘双百’方针的艰难历程——记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二）”中“六、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前后”一节

⑧《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我国遗传学发展中坚持‘双百’方针的艰难历程——记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二）”中“五、摩尔根学派齐俯首”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