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衛兵到習近平的巨金詛咒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許多人喜歡用“彩票暴發戶”來形容那些突然暴富又很快破產的幸運兒兼可憐蟲；很多國家都有“彩票中獎者反而悲慘收場”的故事。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的建築承包商傑克·惠特克（Jack Whittaker）在 2002 年中了 3.15 億美元強力球大獎，領獎時還義正辭嚴地說要做好事。但在中獎後的幾年裡，他捲入大量訴訟，被搶被盜，沉迷酒精和賭博，家人接連出事，媒體報道他晚年幾乎破產、悔不當初。

關於所謂“彩票詛咒”，即 “暴富之後走向深淵”的故事，系因為個體的失敗在大金額對照下格外刺眼，也暴露了一個共同問題：財富管理能力與突然到手的資源之間的巨大落差。

許多悲劇都有類似軌跡：中獎者原本來自低收入群體，幾乎沒有理財經驗，也不懂稅務和法律。中獎後沖昏頭腦，親友蜂擁而至，騙子聞風而動，本人又難以抵擋消費誘惑。結果是：用遠超自己理解能力的方式簽合同、借錢、做投資，幾年後不僅巨款消失，還背上一身債務。

這些個人故事說明，財富本身並不自動帶來安全和尊嚴。沒有合適的制度、專業團隊和自我約束，巨額現金更像是一顆定時炸彈，越大越危險。

其實，這種巨金詛咒對於我們並不陌生。文革年代，是一筆 5000 元的經費把一撥少年紅衛兵推上了歧路；今天，則是一筆接近 4 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把一位資歷平平的領袖送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前者的悲劇還停留在個人與家庭的層面，後者卻牽連的是十幾億人的國運，以及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

把巨金詛咒這個比喻挪到政治領域，習近平身上的很多特徵就變得格外扎眼：他不是靠長期治理積累出來的國家實力，而是意外接手了一筆“政治巨獎”；不是在制度約束下穩紮穩打，而是靠個人意志揮霍、下注。等到賬目攤開，才發現許多項目成了“爛尾”，許多資源被鎖死在難以退出的工程里。把這三種故事放在一起看：被 5000 元巨款沖昏頭腦的紅衛兵，被幾千萬美元獎池毀掉人生的普通人，和繼承 4 萬億美元儲備的“爛尾王”。三者之間的共同點，遠比表面看來要多。

1966 年夏天，北京西城紅衛兵糾察隊成立，頭目是出身紅色家族的孔丹。毛澤東時代物質極度匱乏，學徒工月薪十六元，解放軍戰士津貼也不過六塊錢。有回憶材料提到，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批示從國務院辦公費中劃 5000 元，給北京西城紅衛兵糾察隊用於印小報、辦宣傳。對於一群剛離開校園的少年，這就是從天而降的巨款！

而這種突如其來的資源優勢，迅速放大了少年人對權力的幻覺。

孔丹一度揚言，“這一回幹得好，可以當副總理”。他的父親孔原在地下鬥爭和建政歲月里拼了一輩子，也不過是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兒子剛剛戴上紅衛兵袖章，就敢把副總理掛在嘴邊，不只因為家世，更因為手裡那筆從天而降的巨金帶來的自高自大的膨脹感。

這筆巨金最終沒有給孔丹帶來飛黃騰達的仕途，只留下母親含恨自盡、本人被下放陝北的結局。巨金銷蝕的是約束，是對現實的基本估計。這是“政治彩票”的傳統版：權力和資源突然砸下來，而承接者卻既無經驗，也五制度上的剎車。

2012 年習近平接班時，中國外匯儲備已經是世界第一。官方數據表明，2012 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約為 3.3 萬億美元，隨後在 2014 年一度接近 4 萬億美元的峰值。 這種體量，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

這些儲備來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是幾代勞動者、幾屆政府共同積累的結果，並不是新領導人任期內“創收”的成績。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張規模驚人的“支票”，也是一張風險巨大的“彩票”：拿在誰手裡，誰就獲得在世界舞台上大規模下注的能力。

習近平接班時，正好趕上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歐美需求疲弱，中國國內投資過剩、產能過剩，鋼鐵、水泥、建材和高鐵等行業都在尋找出路。龐大的外匯儲備加上國內強烈的擴張衝動，自然推着新領導人走向一個宏大的敘事：走出去、當大國、重塑全球秩序。

這種背景下，一帶一路被包裝成“中國方案”的旗艦工程。2013 年起，中國官方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承諾通過貸款、投資和工程總包，幫助沿線國家建設港口、鐵路、電站等基礎設施。 這套構想，很像一個中了巨獎的年輕人突然決定給整條街都換新房——聽起來慷慨豪邁，實際操作卻千頭萬緒。

巨額外匯儲備在這裡變成了政治資源：可以以國家信用為擔保，通過政策性銀行對外放貸，以工程輸出的方式消化過剩產能，以貸款綁定其他國家。這個邏輯在紙面上自洽，但有一個前提——這些項目最終能賺回錢，或者至少能收回本金。如果這個前提站不住，問題就不再是“賺多賺少”，而是“錢回不回來”。

十多年過去，一帶一路項目的結果已經顯露出一部分。以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為例，這個港口在中國資金支持下建設，造價高昂，使用率卻長期偏低。由於難以償還債務，斯里蘭卡政府在 2017 年把港口 99 年特許經營權交給中國企業，引發全球輿論對“債務陷阱外交”的激烈爭論。

不少研究表明，一帶一路在一些國家確實改善了基礎設施，縮短了交通時間，增加了貿易流。 但問題在於，這些項目的政治考量往往壓倒商業邏輯。許多貸款不是基於嚴格的風險評估，而是服務於外交需要和國內產能壓力。欠發達國家的償債能力本來就有限，一旦項目收益不及預期，債務就很難按計劃償還。

對於中國本身，這意味着一部分外匯資產從流動性極強的美國國債，變成了流動性很差、風險很高的對外貸款和股權投資。賬面上看依然是“資產”，實際上卻很可能是長期收不回的爛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多家研究機構已經把部分一帶一路項目列為“債務可持續性風險源”。

從這個角度看，“大撒幣”並不是網民的情緒化罵街，而是對資產負債表結構變化的直觀反應。那些錢其實不是“撒”出去了，而是以貸款和投資的形式牢牢掛在中國金融系統的賬上。項目一旦爛尾，真正承擔損失的是國內納稅人和儲蓄者。

除了對外“下注”，習近平在國內也心血來潮地大規模上馬政治象徵色彩濃厚的新工程。雄安新區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2017 年，中央宣布在河北設立雄安新區，把它定位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目標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未來之城”。

雄安在規劃圖上光彩奪目：高鐵、高速、地下綜合管廊、湖區濕地，甚至還有各種“科技烏托邦”式的效果圖。但多年過去了，新區的核心功能——大規模疏解北京人口和機構——推進極為緩慢。大量資金用於土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實際落地的高端產業和公共服務卻有限，不少外媒和學者用“空城”“樣板間”來形容它的現狀。

雄安的問題，並非單一工程管理失誤，而是一個模式在重複：從上而下拍板，目標一律拔到“千年大計”的高度，預算以“敢想敢干”為榮，具體收益和退出機制卻沒人敢於認真核算。這種決策風格與一帶一路如出一轍，也與某些地方的“鬼城新區”、金融城爛尾相互呼應。

在民間輿論中，習近平被諷為“爛尾王”，指的是其任內諸多標誌性工程、外交倡議要麼虎頭蛇尾，要麼成本遠超預期。這種說法固然帶有情緒，但背後反映的，是人們對資源錯配的強烈不滿：新冠清零、國企改革、扶貧工程、“戰狼外交”，無一不是投入巨大、成果與代價嚴重失衡的項目群。

如果用巨金詛咒把紅衛兵、彩票贏家和習近平串連一線，就會發現一個共通的關鍵字：缺乏約束。紅衛兵的 5000 元巨金詛咒，是在沒有任何財務監督、沒有民主程序的情況下批給一群狂熱少年；彩票贏家的巨獎，則是落在一個沒有理財經驗、也缺乏專業團隊的小人物身上；而狂熱老人習近平繼承的 4 萬億外匯儲備，則是在一個缺乏透明預算、缺乏國會審查、缺乏媒體監督的政治體系裡，由少數高層拍板使用。

制度設計不同，失誤的外在形式也不同，但邏輯很相似：擁有資源的人，不需要為錯誤決策承擔即時的制度性後果。紅衛兵可以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衝擊一切；彩票中獎者在法律上對自己的破產負責，卻很少被提前保護或引導；習近平在黨國體制下對內幾乎不受約束，黨內監督也被濃縮成“核心意識”的忠誠表態。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這種“暴發戶政治”沒有學習機制。成熟的民主國家，執政者濫用財政、搞失敗工程，最起碼要面對選票懲罰，媒體和司法也有機會介入調查。在黨國體制里，重大決策一旦被賦予“領袖意志”的光環，哪怕事實證明效果糟糕，也很難在官方話語中被坦誠承認，更談不上制度修正。

結果就是錯誤疊加，後患無窮。外匯儲備調配到高風險項目，國內金融體系承擔潛在壞賬壓力；雄安這類工程鎖死了土地和資本，卻難以產生相應的稅收和就業；疫情清零政策長期拖累消費和民間投資；對民營經濟的高壓打擊導致資本外逃。單看一個項目，也許還能文過飾非；把這些拼在一起，就是一個典型的“暴發戶式破產流程”。

今天的中國，外匯儲備仍然在 3.2 萬億美元以上，規模依然排世界第一。 但與十年前相比，這筆錢的性質已經變了：一部分被鎖在對外貸款和股權投資里，難以迅速變現；一部分要防止人民幣匯率失控；還要應對老齡化、房地產去槓桿、科技制裁帶來的巨大壓力。

內外環境也已翻篇。全球化在逆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科技和投資限制持續加強；中國國內經濟增速下台階，就業壓力上升，年輕人對未來的信心持續走低。在這種局勢下，再用過去那套“有錢就砸工程、砸海外項目”的邏輯，風險只會成倍放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已經虛度了自己的“政治彩票最佳兌現期”。最寬裕的那十年已經被他用在打造形象工程、擴張海外影響和鞏固個人權力上，現在留下的是一堆需要長期維護、難以收場的爛尾資產。這種局面不是簡單的“運氣不好”，而是制度和人格交互作用的結果。

巨金害了紅衛兵，也害了志大才疏的政治領袖習近平。資源不是原罪，突然的“暴富”也並非註定帶來災難，關鍵在於有沒有一套可以遏制衝動、校正錯誤的制度。

紅衛兵時代的教訓告訴人們，把資源和暴力交到少年手裡，而不給任何約束，最後毀掉的是一代人的信任和倫理。彩票贏家的故事提醒人們，個人在面對遠超自己經驗的財富時，最需要的不是豪言壯語，而是專業支持和冷靜計劃。習近平時代的種種“爛尾”，則在國家層面重演了同樣的劇本：一筆巨額國力落在一個政治暴發戶手裡，在缺乏有效監督的體制中，被當成個人意志的籌碼四處下注。

這種下注方式已經付出了真金白銀的代價。一帶一路的債務糾紛、雄安和各地新區的低效投入、對外關係的急劇惡化、對內經濟活力的持續下滑，全部寫在這場“政治彩票”的賬單上。接下來真正要緊的，不是還要不要再押一次“偉大領袖”的個人判斷，而是這個國家能不能在制度層面按下暫停鍵，停止把國運當籌碼，重新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可以被監督、可以被問責的公共利益上。

歷史已經記下紅衛兵和那 5000 元巨金，也終究會記下 習近平時代4 萬億美元的贏與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