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仗我已打过----曾慧燕与你分享38年记者生涯
感谢大家今天愿意「偷得浮生半日闲」,給我一個感恩的机会,各位多年如一日关怀鼓励陪伴我,共同走过來时路。我有今日成績,是你們成就了我。在座不少朋友都是由最初的读者或采访对象,最後與我成了好朋友。我感恩人生道路上帮助鼓励過我的每一位貴人! 我今天在這里,不是要跟大家說自己有多成功,而是要感恩,跟大家分享「钢铁是怎樣煉成的」。 我生来没有玫瑰花,也沒有童年。從懂事開始,伴隨我的便是无穷无尽的苦难。我形容自己:就像一头负荷沉重的駱駝,跋涉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不知何时才能看见绿洲。 幸而,前半生苦难成了我的财富,我牢记贝多芬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妄想使我屈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历史的机缘凑巧,天时地利人和,使我到达理想的彼岸。 我于1979年1月,经历五年多來不屈不挠的申请,終於获准到香港。谁知道投亲不着,被我的亲生母亲赶出家门,她嘲笑我痴心妄想。只能去烧腊店打工,不可能做記者。 我从少女時代起就立志做记者,以笔为武器,鞭撻黑暗,歌頌光明,主持公道,守护良知,捍卫真相。 尽管在当时来看,这的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沒有放弃,最初在电子厂做女工,同时投稿香港明报,第一篇投稿即获刊用,令我信心大增。 1979年12月,香港《中报》創刊,我去应聘,幸运获得一个进入报社工作的机会。 總編輯胡菊人先生让我挑选做資料员还是校對,資料员月薪是1500港元,校對只有1200港元,相差300港元,当時對我不無小补,而且校对在報社編輯部,不但薪水低,地位也最低,我仍然选择做校對, 因為考慮到香港採用的是繁体字,我在国内虽然偷偷看了許多繁体字的旧书,但大多一目十行,只会看不会写,若做校對便一定要逐字逐句地看,這樣就會在短時間內迅速學會書寫繁體字,實現做記者的夢想。 事後證明我的選擇完全正確。 由於我工作認真負責,短短時間被专栏作家譽為「零錯字校對」。不久副刊編輯給我開闢「大城小景」專欄,逐漸讓報社上下看到我的寫作能力。 八个月後《香港日报》創刊,中報副總編輯帶著我跳槽转任《香港日報》記者,香港日報為我開辟「外流人材」專欄,使我有机會採訪到中國改革開放後外流到香港的各界精英人才,也引起香港社會對外流人材的重視。 1980年代的香港报业,正是百花齊放的“战国时代”,竞争激烈。当时我充满使命感和旺盛精力,隨著一篇篇採訪稿的刊登,一個個「外流人才」的面世曝光,大家開始關注「林下風」(我的筆名)何許人也?因為“文笔非常细腻、流畅,而且有很好的古典文学修养”(见1982年4月号《镜报》),成为《香港日报》吸引读者重要的“票房保证”,不少人好奇打听作者是谁?有人猜我是一個四五十歲歷盡滄桑的中年人。 当时香港《镜报》创办人徐四民发现“外流人材”后,非常激动,他说:“这个‘林下风’是谁?我们镜报想做没有做到的事,居然被这个人做到了。” 香港日報僅出版八個月就倒閉了。幸而出版商看中我的「外流人材」,主動為我出書,處女作《外流人材列传》出版後,引起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重視。 (圖一、二:曾慧燕1981年用筆名「林下風」出版處女作《外流人材列傳》(香港百靈出版社),曾引起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對人材外流的重視。) (圖三、四《外流人材列傳》一書收錄了44位从中國大陸外流香港的各界精英專訪文章,出版後好評如潮。) (图五、六、七:1982年4月10日出版的香港《镜报》月刊,刊出專訪《外流人材列传》作者林下风的文章,这是曾慧燕平生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1981年5月,我到香港新报做经济版记者,被师姐排斥霸凌整蠱(捉弄),后来被迫辞职(实际上是变相炒鱿鱼)离开新报。当时我是含泪离开的,但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香港很多記者都是科班出身,大多是同學或師兄師姐,畢業後到各報社謀職,多少都互相聯系、互通消息(除了獨家新聞)。我剛入行時完全沒有任何背景和社會關係,只能單打獨鬥,甚至被孤立。 我曾經在一篇題為《寬恕》的文章中,談到如何被師姐捉弄的辛酸經歷。 從新報經濟版記者到快報港聞版記者,是我人生道路的一個轉捩點。 我在1982年4月考入快报,遇到我生命中的另一位贵人、快报採訪主任彭熾,他不拘一格选人才,大胆起用我这个新人,给了我很多表现机会,使我脫穎而出,在快報三年,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入职快報不到一个月,就发生震惊中外的桂林“四二六”空难。当時中国民航一架班机从广州飞往桂林,在离桂林50公里的恭城撞山墜毀,機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我获派採访这宗大新闻。这次「四二六」空难,促成香港记者在改革开放后,首次进入大陆採访突发新闻,意义重大。 翌年(1983)廣東三水沉船事件,報社也派我前往採訪這宗船難。我同樣表現出色,獲得獨家報導。 因为自己沒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我以勤補先天性的不足,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当时香港有几十家报纸,我每採訪一则新聞,第二天見報時,找来所有的报纸,比较他报记者的报道手法,看看别人有什么地方比我写得好的,有比较才有鑒別!通过这样的比报,我进步神速。 当时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新闻传媒业异常发达,据1996年出版的政府年报统计,香港有每日印行的报纸59份,刊物675份。一个小小的城市,竟有如此多的新闻传媒,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1982年9月21日,快报派我採访英國首相撒切爾(又譯戴卓爾)夫人訪華活動,從而揭開中英两國政府就香港九七回歸談判的序幕。 我有幸親眼目睹撒切爾夫人從北京人民大會堂台階摔倒一幕,也多次近距離接觸香港兩任總督尤德和彭定康及中英兩國外交部長。 歷時兩年的中英談判全过程,包括英女王伊莉沙白訪華、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同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爾夫人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互换批准书生效。我全程參與採訪。 由于历史机缘凑巧,我除了在1982年作为香港快报记者,自港赴北京採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活动外,还在1986年10月被新报挖角后,全程採访英女王访华活動。英女王是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国家元首,也是她在位70年(1952年至2022年)进行的最重要国事访问之一。 (圖八、九、十:1986年10月,英女王作为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国家元首,访问了北京、上海、西安、昆明和广州,结束访华行程后,她取道香港返英国。这是她在位70年(1952年至2022年)进行的最重要国事访问之一。
曾慧燕作為香港記者採訪團一員,全程追蹤報導。) 1983年中国人大政協(简称“两会”)会议首次向港澳记者开放採訪時,我也是首批獲准採訪的記者之一。 (圖12: 1984年5月25日,时为中国外交部長的吳學謙在人民大會堂被一群香港记者包围採访,右二为曾慧燕。) 我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1980年代中英两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的全过程,并见证了九七回归。拙著《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中英谈判我见我闻》,是唯一一本纪録这段与香港命运密切相关的採訪實錄,被稱為「史诗般书籍」。 ( 圖13、14: 曾慧燕自始至終採訪中英两國政府就香港九七回歸問題的談判,出版《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中英谈判我見我闻》一書。) (图15. 著名作家农妇在《明报周刊》撰文《向小行家致敬—读《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高度评价曾慧燕这本书,是她“卅多年来,所读到的最具深透力的採訪纪录”。) 由于我获得香港新聞從業員最高獎項—当年最佳记者,北京全国记者協会对我刮目相看,有意安排邓小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记者时,特别和我握手。 (圖16、17、18 曾慧燕在採訪中英談判期間,獲得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鄧穎超等會見。) 當年將我掃地出門的香港新報,三年後不惜高薪挖角,將我從當時任職的快報跳槽回新報,薪水也增加一倍半。 事後回想,我的經歷就是塞翁失馬的真實寫照,當初我被變相炒魷魚看來是壞事,但如果我繼續待在新報,不但被欺負霸凌,也沒有發揮的機會,所以我感恩生命中的貴人,也感謝生命中的小人。 香港报业公会主办的「香港最佳新闻从业员比赛」,是公认最有公信力的比赛。 从评选团名单来看,我这个非科班出身沒有受過正規新聞訓練的记者毫无优势可言。 我在沒有學歷、沒有背景、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從事新聞記者短短一年時間,就在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年度新聞從業員比賽中,創造奇蹟。一舉奪得三個大獎,包括香港最佳记者、最佳一般性新闻写作和最佳特写作者三个奬项,打破歷屆得獎紀錄,成為一個大陸新移民的傳奇。 (圖19:曾慧燕当选1983年香港最佳記者,获署理布政司黎敦义颁奖。) 香港当时是个「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国际大都市,在我之前,从未有女性当选「最佳记者」,也未有任何记者一举夺得三个奖项。除了個人努力,我也非常感謝當年的香港,給了我公平競爭、發揮潛力、出人頭地的機會。 我特別自豪的是,不管在任何一家报社工作,我都非常有读者缘。我在任職香港快報時,幾乎每天都会接到讀者來信。元朗龙鼓滩知行学校校长邓宗阳、元朗博爱医院总理邓煜坤及宗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存琦均看过我一则关于社会新闻的报道后,立即慷慨解囊,並来函说是因我“文笔感人,因此捐款”。从此他们成为我的忠实读者,在得知我获得香港最佳记者等奖项时,他们在我工作的《快报》头版,联名刊登广告,祝贺我“荣膺全港最佳记者”,据说这在香港报业绝无仅有。 (图20:曾慧燕榮獲1983年香港最佳记者,龙鼓滩知行学校校长邓宗阳、元朗博爱医院總部等三位读者,在曾慧燕工作的《快报》头版,联名刊登广告,祝贺她“荣膺全港最佳记者”。) 以一个记者而言,拥有众多长期固定读者,並经常收到读者来信鼓励,也是非常少见的。 1988年3月,我的散文集巜一蓑煙雨》由香江出版社出版,可说引起轰动效应,因为从来没有一本散文集会引起全香港的报章杂志廣泛推介,而且令我自豪的是沒有拜托过任何人,都是专栏作家或文友自发撰文。 (圖29、30:曾慧燕出版散文集《一蓑烟雨》,香港專欄作家好評如潮。) 在香港期間,我先後出版五本具有歷史意義和收藏價值的書籍,為港台及海外各大圖書館收藏。 1984年,我獲香港立法局議員、新界鄉議局主席張人龍先生提名,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为中国大陆新移民首位得奖者。 我获奖的消息当时在香港造成轰动效应,香港十大傑出青年評選委員會,在公布得獎名單的新聞稿中,稱讚我「像唐·吉訶德一樣,是一位在逆境中奋斗求存而达理想彼岸的传奇人物」。並強調「誠實、正義感及責任感是她取得這些傑出成就的因素。」 傑青委员會指出,「在多宗新聞報導及特寫中,曾小姐充分表現出難得的勇氣,不向壓力屈服,以誠實敢言的報導維護新聞自由。」 「曾小姐的成就受到香港及中國方面所認同。對於她來說,記者工作不僅是一門職業,更是一項挑戰。在高度的正義感及責任感的驅使下,她的表現實足作為榜樣。」 (圖24:曾慧燕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4年12月1日,接受布政司夏鼎基爵士頒獎。) 1985年,香港青年商會推薦我去競逐國際青年商會的“世界十大傑出青年”评选,最后當選世界十大傑出青年。這個獎含金量非常高,一般多是知名度极高的影視紅星才能得獎,如成龍、張學友、劉德華及楊紫瓊等。迄今為止,我仍是華文報業唯一一名獲得世界十傑的媒體人。 (图25、26、27、28:曾慧燕當選1985年世界十大傑出青年,前往哥倫比亞領獎,獲哥國波哥大市長接見。同屆當選世界十傑的還有台灣環保署署長簡又新) 1983至1988年,我在香港可謂红透半边天,電視電台報紙雜誌邀約訪問不斷,據不完全統計,我的奮鬥事蹟為海内外一百多家媒體報導甚至連一向以報導影視明星為主的娛樂雜誌,也以封面人物及重要篇幅刊出曾慧燕的專訪。 (圖27、28、29: 曾慧燕是迄今為止香港首位獲選世界十大傑出青年的媒體人,造成轟動。連一向以報導影視明星為主的娛樂雜誌,也以封面人物及重要篇幅刊出曾慧燕的專訪。) (圖30:世界十大傑出青年銅雕獎座,是用雙手捧起地球。) 当时《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指出,“一个香港记者的成就与名誉,能得到国内及香港的同时认可,在香港新闻史上少有。”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我已于1989年10月来纽约履新,任职台湾联合报系驻美加新闻中心记者,当时我人在纽约,也争取到作为特派记者赴香港采访九七回歸的机会,联合报满足了我的愿望。我自始至终做了历史見證人! 以上這些歷史性場合,我都沒有缺席,这是我38年記者生涯不可多得的機遇,我見證了歷史,也記錄了時代。 詩人痖弦先生在2012年,称我为「近二三十年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记录者之一,堪称两岸三地的文侠,她笔下的人物传承史记遗风,求实而传神。……」 在我横跨中港台两岸三地的记者采访生涯中,我有幸参与采访过的大新闻、大人物、经历的历史性事件和接触过的名流政要何其多。他们丰富了我的人生,留下弥足珍贵的记忆。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回忆前尘往事,我非常感恩。 2006年我曾入选「全球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理由是因为出色表现和专业素质,对社会问题大胆进言、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 我想自己做記者與別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于我而言,新闻事业不仅仅是一门职业,它还是一种使命和召唤。別人把做記者當职业,我把它当成事业。我全副身心投入,以诚待人,重诺守信。我很容易取得採访对象信任,願意让我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挖掘一些不足为外人道、有血有肉的故事。我追求文以載道,以“文章千古事,得心寸心知”来要求自己,力求報導客觀公正、不偏不倚。不管大小人物,地位高低,平等对待每一位採访对象,尽最大努力认真写好每一篇文章,从不马虎了事。 台湾中国时报驻纽约特派员王良芬服务我的对手报,但她由衷称赞我採访新闻“没有大细眼”,一視同仁。 自从业以來,我一直洁身自爱,从不公器私用,不收受個人利益。我有足夠的底氣宣稱自己从未收過任何“红包”。這是我對自己職業操守的要求。 當記者是我從少年時代就有的志向,一直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在我38年採访中,做過一宗最轰动的全球独家新闻:1984年9月26日在香港巜快報》率先發布「中英聯合聲明」草簽文本,這一天快報賣斷市,一報難求。一位資深記者真誠地對我說:「你打败了全世界的记者!」 (圖36:1984年9月26日,曾慧燕当時任职的香港《快報》,发表轰动全球的独家大新闻「中英联合声明」草签文本内容,一时石破天惊,「快报」当天洛阳纸贵,抢购一空。) 而我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一直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勉,並以「不为权贵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为座右铭。我會繼續揮筆不輟,不惜用生命實踐自己的諾言,也以此來與大家共勉! 雖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最後請允許我借用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後書」中所說的話,作為這次和各位分享的結語。「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人的每一步行動,都在書寫自己的歷史。但願每次回憶,對生活都不感到負疚。 謝謝大家! (2024年7月7日在纽约华文作家協会主办的讲座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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