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白桦夫妇、徐世英、邵力伟。后排左起：姚全兴、吴洪森、曾慧燕、陈钢。

姚全兴：回望“闯祸”—我“得罪”过姚文元

 注：此文作者姚全兴先生在文革爆发前夕，针对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一般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与姚文元等人批评《海瑞罢官》唱反调，险死还生。现应本人要求，他发给我这篇回忆文章，与众分享，全文而下：

今年，中国人将面对两个特殊的纪念日：一个是文革爆发六十周年，一个是文革结束五十周年。

一吐胸中的郁闷之气

此时此刻，我作为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和见证人，回望当年我的“闯祸”,

刻骨铭心、毕生难忘。

1965年11月10日，在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中，红得发紫的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引起社会轰动，群情沸腾。当时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走读生，20多岁血气方刚，书生气十足，一看到这来者不善的谬论，就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我想姚文元也太霸道，太不讲理了，学术问题干吗上线上纲，说什么“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说吴晗“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等等。这种血口喷人的话，存心把历史上的“清官”和现实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挂起钩来，用一句姚文元们整人时的习惯语言来说，不正是“用心何其毒也”？

姚文出来后，报纸上的宣传话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如此，我这个平时好动笔的初生牛犊也就不怕虎，想发发言了。当时我一介书生，确实十分单纯，虽然读历史，却又爱好美学，总以为天地之间有假恶丑，也有真善美，真理在我，何惧之有？

记得一天下午，我在上海图书馆静静的阅览室里，埋头写驳斥姚文的草稿。本来我预备写一万字的长篇大论，一吐胸中的郁闷之气，后来写了3500多字，一看不算短了才罢手。题目是《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我指出，姚文元认为写了“清官”的历史剧就是“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这是“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进行机械的类比”。显然，从哲学角度看，这是宣扬形而上学，无视辩证法的论调。我还指出，姚文元认为剧本写了“退田”、“平冤狱”，也就是要我们学习“退田”、“平冤狱 ”，“这种毫无原则的引伸，我认为特别需要澄清。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

当然，我的文章不是意气用事。我懂得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但还是从学术角度批驳姚文元。例如我认为是否构成“清官”“好官”的条件之一，是看“他们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一个官吏一生的好行为比较多，对当时人民生活有过一定好处，对整个社会生产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并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比较好的，那么他就是『清官』『好官 』，否则就是『贪官』『坏官』”。这段话，后来被引用到1966年4月28日文汇报的《关于“清官”问题讨论简介》中去，和周谷城、谭其骧、李平心等学术权威的观点并立一起，说明我虽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依然用学术研究态度就事论事。“姚文元同志就是用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以至在鲜明的旗帜下产生了基本上是错误的结论。看来是矛盾，然而是事实！”——这是我文章中尖锐的结论。

掠过不祥的预感

文章写好后，我真有一吐为快的感觉，毅然决然地寄给了学术性比较强的北京大报光明日报。10天以后的12月16日，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有同学说在昨天的光明日报上，看到我评姚文元的文章。我不太相信，怎么这样快呀？我到邮局买了一张报纸一看，好家伙，差不多占了半个版面。这种明目张胆的反面文章当时寥寥无几，在光明日报上是第一篇，可以说是紧接著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于是我的头脑立即“嗡”的一声，飞快地掠过不祥的预感——捅了姚文元这个马蜂窝，不是闯下了大祸？这还得了！然而我很快坦然起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想尽管我是一个小人物，也有发言的权利。再说报纸上不是讲“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早就知道这是糊弄人的甜言蜜语，我还是仗义执言，认为有理走遍天下，怎么能够惶恐不安或三缄其口地做一个沉默的犬儒？

然而，当时哪里有什么“真理”“平等”可言，真有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过多久我就被迫上台交代自己的“严重问题”了，搜肠刮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一个个责问火辣辣的，像一颗颗炮弹对我狂轰滥炸，叫我躲避不及，遍体鳞伤。我通过长期自学和思考，从反右运动和《胡适思想批判》等书中，早就明白“学术讨论”是幌子，“引蛇出洞”是目的，我将要成为“革命对象”打入另册，只能默默地吞下苦果。

果然，姚文揭开文革序幕后，不久文革爆发，全国上下一片混沌，出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乱象。从此，我穿上“小鞋”，成为戴罪之人，等著造反派对我“秋后算帐”。我已经没有“革命”资格，同学们都“停课闹革命”，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不能“乱说乱动”。我想也好，就埋下头来，看了不少过去从旧书店买来的书，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觉得自己比从前充实多了——这也许是“坏事变好事”吧？

默默对视中若有所悟

但读书有时读不下去，思来想去，我决定到北京去一次，找光明日报讨个说法，我犯了什么罪？到了北京，光明日报接待我的人说：你犯了严重错误，态度必须端正，今后要吸取教训，但由于你是学生，“十六条”（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学生说错话是认识问题，你要深刻检查、狠触灵魂、洗心革面、回头是岸。这么说我还不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但学校里的造反队必然对我揪住不放。

我评姚时对所谓学术讨论，并不天真地认为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心中已有敢于“闯祸”的准备，但一旦大难临头，遭遇灭顶之灾，还是惴惴不安的。

不过这次北京我没白来。我去了热火朝天的北京大学，只见那里大字报大标语贴了个铺天盖地，看得我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我只被“彻底批判”朱光潜的大字报吸引，因为朱先生是我心仪已久的美学大师，很早拜读过他写的《文艺心理学》、《诗论》、《谈美》等著作，赞同他的人生艺术化观点。现在面对污蔑、攻击他的大字报，我真想不通。我到北京大学一心拜访朱先生，可他的处境如此恶劣，遭遇如此不幸，能找到他吗？

就在此时，我踽踽独行，走进一个厕所，看到一个老头，矮矮的个子，白白的头发，炯炯的目光，拿著长长的扫帚在扫地。我觉得这老头有些面熟，像谁？……想起来了，像一本美学书里照片上的朱光潜！我走近一看，只见他手臂上有一个黑袖章，上面写“历史反革命朱光潜”几个白字。果然是他！我喜出望外。我看他，他也看我，但仅此而已，不可能说什么话，因为随时都有红卫兵进来的可能。虽然这样，我还是在注视他时若有所悟，朱先生的厄运不是空穴来风，完全可以理解。一生研究和弘扬真善美的美学大师尚且如此，我这个寂寂无名的后生小子飞来横祸又算什么？

欲言无声  欲哭无泪

家里经济困难，为生活所迫，我到街道劳动调配站苦苦要求工作，总算把我分配到一家化学纤维厂当打包工。因为我有案在身，即使夹著尾巴做人也没有好果子吃。没有多久，厂里到处贴上“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罪该万死”、“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死路一条”、“揪出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黑帮分子”之类的大字报大标语。造反队召开了轰轰烈烈的彻底批判我的“大毒草”大会，叫我上台低头认罪，还让几个老工人批判我，说什么要是我的罪恶阴谋得逞，工人阶级就要吃二遍苦，老工人就要遭二遍罪。我听到大喊大叫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看到握紧拳头的手臂忽上忽下，此时此刻，我欲言无声，欲哭无泪……

虽然如此，我一有空，就披著又脏又破的工作棉袄，蜷缩在打包机后面，偷偷地看书，在书中忘却痛苦，摆脱烦恼，认为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后来被厂里头头发现，为了“以毒攻毒”，用调动工作岗位名义，勒令我去切断机工段操作。那里扑鼻而来的二硫化碳，散发出一阵阵热气腾腾的臭皮蛋味，我还是去了，不能不去。因为我是被人看成是一肚子“坏水”的社会渣滓，要脱胎换骨、彻底改造的“臭老九”。

我这个被损害被侮辱的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熬下去。然而，正像当时批判“地、富、反、坏、右”时经常用的那句话一样，我“人还在，心不死”，还在向往和追求真善美。所以当厂里的老师傅见我可怜，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我结了婚后，还是一下班，看我的书，写我的字。妻子说我“瞎子点灯白费蜡，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依然我行我素。尽管我“躲在小楼成一统”，似乎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自得其乐、忘乎所以，但有谁知道我的心在悄悄地滴血，滴血……

回望“闯祸”无怨无悔

如今我眼前常常浮现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无限感慨。特别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当年任人宰割的可怕情景，会闯入噩梦中，惊醒后一身冷汗，唏嘘不已。十二年后，这样的日子一去不返。1978年，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光明日报发文要给我平反，我终于看到了春天的曙光。有识之士认为我是个人才，为了让我学有所用，发挥我的专长，就推荐我到恢复不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哪知调令已下，头头却说老工人识字班要用我，故意刁难不放，拖了一个多月我才脱离困境。

现在，我到了齿摇发白、老态龙钟的耄耋之年，回望当年的“闯祸”无怨无悔。为什么无怨无悔？因为我是主动“闯祸”，明白讨论《海瑞罢官》不是一般学术讨论，声嘶力竭的谬论出笼必有政治预谋，而我居然铤而走险，主动地自讨苦吃，还有什么可怨可悔的？

虽然我抨击姚文元的谬论后，吃了许多苦头，但自身经过磨难也长进了不少。当年所谓的《海瑞罢官》和“清官”问题讨论早就过去了，但文革留下的阴影和伤痕并没有全部过去，人们还在担心死灰复燃，新文革借尸还魂。不消除它对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和对人的身心伤害，难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也不能形成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风气。总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不能不鉴。

作者姚全兴简介：1942年8月生，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退休。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研究美学、文艺心理学，提倡文艺创造学。从事文学创作，出版《黄泥猴 红泥猴》电影剧本、散文集《永远的牵手》，发表小说《你在哪里》、《寻觅》等。

附：据《维基百科》介绍：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般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文章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于1960年创作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将剧情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与1962年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责《海瑞罢官》是“毒草”，把学术问题、历史问题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

姚文元写作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在上海秘密组织的，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文章发表前，毛泽东曾三次审阅姚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