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归途：用笔尖重构精神原乡

曾慧燕在世华游轮笔会上的发言稿

与会人士合照。

部分与会人士合照。

美国地区与会文友合照。

各位文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谈的，是一个看似抽象、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主题——灵魂的归途，以及我们如何用写作，重构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

“原乡”这个词，往往让人想到地理意义上的故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童年记忆中妈妈的味道。但当我们真正走得够远、经历足够多的时候，会慢慢发现——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并不只是地图上的某个地点，而是一种内在灵魂的安放，一种精神家园的归属。

尤其对于身处异邦、跨越文化与语言生活的人来说，这种“失根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离开熟悉的语境，进入陌生的世界，在不断适应与转换中，逐渐变成“多重身份”的人：既属于这里，又仿佛永远不完全属于这里；既记得过去，又无法真正回到过去。

于是，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当现实中的原乡已经远去，甚至无法回归，我们还能在哪里安放自己的灵魂？

曾慧燕在第五届世界华人笔会上发言。

我的方法是写作，于我而言正是一条归途。

写作，并不是简单地记录生活，而是一种精神重建。我们用语言，把散落在时间里的记忆重新拼接；用叙述，为生命的经历赋予意义；用想象，让已经消逝的事物重新恢复记忆拥有温度。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创造一个可以安放过去的精神家园”。

这就是“用笔尖重构精神原乡”的意义所在。

我在1979年离开我的老家后，曾经多年为“思乡不堪愁”折磨，陆续写下多篇怀乡文章，包括：《关山难越 谁悲失路之人》《一蓑烟雨任平生》《自古瓜儿苦后甜》《一腔热血勤珍重》《痛苦》《任尔东西南北风》《位卑未敢忘忧国》《思乡不堪愁》《日暮乡关何处是》《我的故乡在何方》、《天涯何处是吾家》《谁不说俺家乡好》《痛心伤心不死心》《无限伤心家国恨》《受创的灵魂》等，不胜枚举。

这些文章，抒发了我思念故乡、感怀身世的情怀，慰藉了我的心灵，疗愈了我灵魂深处的沉屙，像良药一样治愈内心的创伤。我都收集在散文集《一蓑煙雨》中，当年由「香江出版社」出版成书时，曾获得全香港报章专栏作家的好评，这也算是一个创举。令我骄傲的是，我没有拜托任何人写书评，都是他們自动自发的。

而我后来发现，拙著也被中港台及海外各大图书馆收藏，此书已成绝版，目前手头上仅有的一本，则是朋友帮我在网上淘回来的，源自台中市西区图书馆。

曾慧燕的散文集《一蓑烟雨》，曾被各大图书馆收藏。

很多时候，我们写下的，不只是故事本身，那些童年的片段、家族的影子、迁徙的经验、文化的碰撞——它们原本可能是零散的、模糊的，甚至是带着伤痕的。但当它们变成文字，就会变得可理解、可承载，不但疗愈自己，也能引发他人共鸣。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写作超越了个体。

当我在讲述自己的离散与寻觅，实际上，我也在为时代发声，保存记錄。我们这个时代，充满流动：人口的流动、身份的流动、价值的流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原乡”不再是固定的，而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于是，文学赋予我们的任务，不再只是重现现实，而是为漂泊的一代，提供一种精神坐标。

我们或许无法再回到童年生长地，但我们可以在文字中重建它；我们或许无法停止漂泊，但可以在写作中，让灵魂安放，尽管这样的写作并不轻松。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它需要我们面对真实—包括那些不愿触碰的记忆，有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终其一生也难以愈合的创伤。

它需要我们穿越语言——在不同文化之间找到表达的准确性；它更需要一种诚实：不粉饰、不逃避，让文字成为真正的见证。正因此，这样的写作才具有穿透力和意义。

当我们写作时，我们既是叙述者，也是创造者。我们在一行一行的文字中，为自己，也为读者，搭建起一块可以栖息的精神之地。

也许，它並不完美，也不完整，但它是真实的。

而这，正是“归途”的意义—不是回到一个从未改变的地方，而是在不断变化中，找到仍然可以称之为“我”的精神栖息地。

最后，我想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或许无法选择身处何方，但仍然可以选择如何书写自己。

当我们拿起笔，我们不仅是在记录人生，更是在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世间本无乐土，在世界的动荡不安中，我们的灵魂，将安放何处？

也许答案正是：在文字之中，在记錄之中，在我们亲手重构的精神原乡之中。

我写，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