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人”是怎樣煉成的

/朱正（轉發自《近代史飈車》）

一、馮亦代其人

把一些高級統戰對象打成了“右派分，子”，他們心裡究竟服不服，還會不會進行新的“破壞”活動，這是上面很不放心的事。所以必須隨時掌握他們的動向，這樣就有必要在一些大“右派”身邊安插耳目。

已經知道的一例是馮亦代。

馮亦代原來是外文出版社《中國文學》編輯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員，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書長和北京市人大代表。

他1939年在香港參與創辦英文刊物《中國作家》；1941年在重慶參與創辦古今出版社、美學出版社；1945年在上海創辦《世界晨報》。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被任命為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兼出版發行處處長。1952年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他不是共產黨員，便不能擔任社辦公室的主任，只能以副主任的名義代理主任。

在反“右派”鬥爭中他在劫難逃。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報》以“馮亦代陰謀篡奪外文出版社”為題刊出長篇材料，宣布已將他劃為“右派分子”。

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有四項：

其一是動員他們社裡民盟支部的成員“帶頭鳴放”，說“今後鳴放是盟的中心工作”，鼓勵平時“心懷不滿”的人向黨“進攻”。

其二是攻擊“肅反”運動，說“肅反是憑主觀、宗派、教條主義辦事”，為“肅反”運動中被斗的人喊冤，動員他們寫申訴材料，要求平反。

其三是攻擊黨員領導幹部，說師哲實行家長式統治。其四是到社外各處“點火”，曾幾次到北京工藝美術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去“煽動”。

《人民日報》這篇材料不但公布了馮亦代這些“現行”的“右派”罪行，還利用其檔案材料宣布其歷史罪惡，例如說他參加過青紅幫，與幫會把頭、軍統特務結拜過把兄弟，還參加過國民黨。有了這些材料，也就足夠劃他為“右派分子”了。

            右起  ：馮亦代 鄭安娜夫婦。

馮亦代留下了一本獨一無二的書《悔余日錄》[1]。這是他被劃為“右派分子”以後，以悔恨的心情寫的一本日記，其時間從1958年7月15日開始，到1962年4月18日為止，將近4年。

下文摘引這本日記中的材料時，在引文後面的括號里用6個數字表示日期。

從這本日記中可以看到，作者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後，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誠地認罪悔罪，決心改造自己，立功贖罪，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

例如，日記中說：

“我衷心感謝黨給我的援救，沒有這次反右，我的發展如何，不能預料，但自絕於人民一途則是有其必然性的，因為參加革命以來不努力改造自己，堅持資產階級的立場，罪惡之被揭露是遲早間事，越遲危害越大，後果更不堪設想了，現在懸崖勒馬，及早回頭，真是禍中得福。”

“我深自痛恨去年的向黨瘋狂進攻，從而自絕於人民。我今日所得的處理完全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我還是感激黨的，因為黨給我的寬大處理，使我還能在工作中向人民贖罪，因此我應該抓緊這個機會，好好工作。”

“由於我在過去九年來思想不進步，甚至墮落成為右派，今日就成為社會的罪人，這個教訓是顯明的，不改造自己，真不得了。”

當時《北京日報》發表了社論“共產黨員應有什麼樣的志願”，提出了為黨服務的號召。馮亦代把社論中的一段話抄在日記本上，“以幫助我的隨時反省”。

在這一年的除夕，他在日記中自勵說：

“亦代，努力呀，又是一年了，你贖了多少罪？你立場改變了多少？你自我改造了多少？必須永遠保持住黨給你的清醒的頭腦，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跟着黨走，做黨的馴服的工具，為人民真正地忠實地服務”。

經過“反右”這一思想煉獄之行，翻譯家馮亦代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二、馮亦代被招募為線人之後的日常工作

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馮亦代就被某機關招募為“秘密保衛工作者”了。

“反右”之前，他已經是一個知名的文化人，劃“右”之後，他繼續以這個身份在上層“右派分子”中活動，以幫助這個機關隨時了解這些“右派”頭面人物的思想、言論、交往和行動。

他在日記里詳細地記載了他被安插到章伯鈞家裡臥底的事。

在他這本日記中出現的“右派”分子，有章伯鈞、李健生夫婦，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浦熙修、陳銘德與鄧季惺夫婦，以及儲安平、丁聰、吳祖光、黃苗子、董樂山、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志和、譚惕吾、錢端升等許多人。

而他的重點工作對象是住在地安門的章伯鈞。

章伯鈞全家照 章伯鈞（後左一）、 李健生（前左一）。

除了章伯鈞、李健生夫婦之外，上級還交給他“幾個對象”，其中之一便是住在大佛寺的劉某。

馮亦代原來並不認識劉某，於是“有關部門”就給馮創造條件，將他們兩個人同時安排到社會主義學院去學習，而且安排住在同一間房。

馮在日記里記下了到社會主義學院報到的事：

“到校時已十時，報到手續很簡單，就是寫一個名字。我分配在第八組，組裡大都是民盟的成員，住在二十七號，和劉同室，他已先搬來，可惜人不在，否則倒可以先識廬山真面目了。”

可想而知，馮亦代必定利用這個“同學”機會，努力去接近劉，後來果然與劉交上了“朋友”。以後馮就經常去大佛寺劉寓登門拜訪了。

劉某大約也把他看做知己，多次請他到大同酒家吃飯。

有一次，社會主義學院安排一些人到武漢去參觀，馮亦代當然要一起去，以便了解他人此行中的動向。不料卻發生了意外之事。他在日記中寫道：

“學院裡決定三月一日去武漢，但今天下午臨時知道這個對象因病不能去了，我把情況向老劉同志（朱正註：此老劉乃馮亦代特殊任務的直接上司，與馮所監視的劉某同姓。）作了匯報，我覺得為了工作我也不該去，晚上和他見了一面，決定了幾個方案，請領導上去考慮。一夜沒有睡好，必須使自己的行動不露絲毫的馬腳，以免危害工作。”

“清晨和老劉通了個電話，領導上批准了第一策，即去了又回。”

於是，馮亦代便照這個命令辦理。他隨着大隊動身，再讓妻子鄭安娜發電報叫他回來。果然不露絲毫的馬腳。

這位劉某原來也是要去武漢的，而且已將這次旅行的計劃告訴了他的一位住在鄭州的親戚，答應順道帶一包食品（在1960年那年月，食品是多麼寶貴的禮物啊！）給那人。可是他因病不能去了，就只好拜託馮亦代幫忙。

此事在馮亦代的日記里有記載：

“劉某托帶物件，我在站外等到六時半，不見來，即入站，大隊已上車，站台上空無一人，急得不得了，劉妻已將東西帶到月台上。我真是庸人自擾，考慮得不周全，幸而沒有誤車。”

“列車原定五時許到達鄭州，為了給劉某送物，心牽掛着，睡得很不好。結果列車誤點，到七時多才到鄭州，劉戚已來，即將食物包交付。”

不知道這劉某乃何許人，既然被安排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應該是一位有一定檔次的比較高層的統戰人士吧。

馮亦代原來並不認識他，可知劉某不是文化界的頭面人物。他或者是個舊官吏、舊軍人吧。顯而易見的是，某機關很不放心他，所以設法在他身邊安上個耳目。

馮亦代接受了這任務，時常去他家。比如：

“五時去劉家，在他家吃晚飯，一直坐到九時才回來。”

“下午四時後去看劉某，一同到大同酒家吃晚飯，到九時才回家。”

“16日晚和劉夫婦在大同酒家吃晚飯，18日，晚與劉夫婦去莫斯科餐廳吃晚飯。”“上午去大佛寺看劉某。同至大同酒家午飯。”

“上午找劉某，同去北海畫舫齋看北京市四屆書法篆刻展覽會，好字無多，郭老的字越寫越怪了。中午與老劉同志通了一個電話。下午再找劉某，和他家人在大同酒家吃晚飯。九時回。”

中午馮將上午與劉談話的內容向領導上匯報了，領導上很感興趣，要求再作一些補充。於是馮下午又去找劉某，談話回來，連夜寫成書面材料，第二天“清晨送了封信給老劉”。

“晚上去大佛寺看劉某，談了一個多鐘頭，談不出什麼來，還是那裡去吃一頓的老一套。如何深入下去呢？應該更好地考慮考慮。”

“去大佛寺找劉某。後又去二道柵欄。”

這二道柵欄似乎便是某機關的所在地，馮去此地大概是匯報剛才談話的內容吧。

“下午去看劉某，他又吐血了，這老頭兒這樣吐下去可不是事情！我對於自己工作進行緩慢感到心焦。”

“晚八時去看老劉，對於工作他提出了一些意見，認為應該在家裡所給的範圍內，靈活運用，其次則是對一些人如劉就必須提高警惕，見縫插針，一直追下去，他也給了具體的指標，要在三季度內完成LL的方面。”

看來領導上要求他從劉某那裡挖掘出某項材料的任務還很不容易完成。

馮亦代在章伯鈞家的工作看來也是很有成效的。章詒和在《臥底》一文中（ 章詒和：臥底者馮亦代 ），描述了馮亦代是怎樣走進他們家的：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並無往來。

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呆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

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親快步走近他，問：‘亦代，你好嗎？’

馮亦代說：‘李大姐，我能好到哪裡去呢？’

母親又問：‘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說：‘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

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況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好呀，請他來呀。’

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2]

馮亦代就這樣成了章伯鈞家的座上客，大約也就是在這前後，他被招募並指派赴章伯鈞家承擔臥底的任務。

從馮亦代的這本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和章伯鈞一家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

例如，“十時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時半才離開，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復製品，但印刷是十分精緻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

顯然，這天他在章家共進午餐之後，又一同欣賞了主人珍貴的藏品。

又如，“接到章的電話，上他家去吃午飯，二時回。”

“上午十時去章家，一直坐到五時才回來，中間還在沙發上打了一個多鐘點的午睡，真是奇怪的生活。”

“上午和小愚去故宮看敦煌藝術展覽，十分精彩。”

“小愚”是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家裡的名字。

“小愚已經來過電話，約同去看京劇四團的《滿江紅》，戲演得十分精彩，導演的手法，尤其值得稱讚。”

“下午去地安門（指章伯鈞、李健生家），即在章家吃晚飯，借得一百二十回《水滸傳》下冊回，並歸還刻本《隨園詩話》一部。”

“晚上李（健生）章（伯鈞）請看北崑劇院的《吳越春秋》，並不如我理想的好。”

“晚上去看小愚，她們明天去海拉爾，托帶信一封致李。”

“晚去李（健生）章（伯鈞）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

“晚去地安門，喝咖啡。昨晚和他們去長安（劇院）看甬劇‘天要落雨娘要嫁’，……。”

三、線人的工作技巧和兩面嘴臉

在從事線人的“特殊工作”後，馮亦代不斷得到上級的指導。一位同志“代表組織”對他說：

“工作中要放得開，不要畏首畏尾，正義在我們這一方面，沒有顧慮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緩衝機會，和家裡多商量，同時要使工作更為深入。”

這裡的“家”指的是某特殊機關。

還有一次，上級和他“談了工作，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對方以進步面目出現時，也要從中發現問題，因為談話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實的思想，我以前總覺得一聽了正面話之後，工作就只能到此為止，這惟一能說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

而從任何一句話，一種思想的表現中去發現問題，之內開動腦筋，深入地去思索，才會得到結果。這一點的提出，給我的啟發極大，也就是給我一個有效的工作方法。”

“做工作一定要抓住一個時期的特徵，特別要善於辨別政治風向。敵人所不喜歡的，咒罵的，正是我們做對了的地方。

同時在工作中，必須每次掛好下一次的鈎，不能造成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印象，也不要每次必有所獲，而且要從生活上去接近，真正做到‘朋友’的關係。這些指示都是正確的，必須記住，而且要善於運用。”

馮亦代是聰明人，想來會在“特殊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技巧。

比如，他很可能常對章伯鈞說一些章願意聽的話，不然，章就不會頻繁地要馮去吃飯喝酒、看戲、借書。

可事實上馮亦代心裡對章的敵意是很深的。例如，他一次與章在社會主義學院相遇的時候，馮在日記中說寫道，章“見了我寒暄一番，說‘都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主席的派頭！”

“下午去章家，聽了一下午的廢話。”

“晚上去章家，聽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

“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

“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

馮亦代對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是敵視和鄙視的。他在日記中說：

羅隆基是個“資產階級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譚惕吾這一類的預備帶着花崗岩腦子進墳墓的人”；

“張志和很糟，他對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沒有區別清楚。老油子是做不得的，對自己沒有好處。”；

李景漢“一腦子資產階級的教養阻礙了他，雖說是社會問題的所謂調查專家，那真是鑽在雲霧裡看人間，若有所得，實則莫名其妙。”；

“下午看了李景漢，關於他寫的那本北京附近農村調查，我提出了意見，全書的基本立場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所謂超階級的客觀主義立場，事實上就是反動的立場。不用階級分析，不提黨的領導，抽象讚揚社會主義制度，卻在缺點方面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實質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馮亦代每次從章家出來，都立刻把談話的內容寫出來，及時向某機關匯報。

馮的困難是，監視對象常常漫無條理地瞎談，又不能當場作記錄，而事後追記又怕記不清楚。

馮在日記中寫道：

“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夠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

“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聽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麼明顯的。”

這樣的工作也真難為馮亦代了。幸虧他是個長於驅遣文字的著名作家，這些特殊任務還是很好地完成了，因此還多次受到上級表揚。這也怪那時技術條件落後，50年後的今天，錄音機只有打火機一般大小了。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提到：

“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對去年‘大躍進’和當前市場供應緊張情況，有批評性的看法和憂心忡忡。

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發表了許多尖銳的、諷刺性的意見，即許多‘右派反動言論’。

章伯鈞說，一九五八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

羅隆基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

龍雲說，解放後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

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它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

于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忽冷忽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3]

章伯鈞（或者還包括羅隆基）說的這些話，或許有一些就是馮亦代從他聽到的大量廢話中篩選出來的吧。

至於龍雲和于學忠他們，大約身邊安插了另外的線人。

為了提高自己的特殊工作的專業水平，馮亦代很注意研讀相關的書籍。他在日記中寫道：

“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

“讀蘇聯小說柯茲洛夫所寫的《在克里米亞地下》，其中有段寫到他裝扮成一個農民，但一見別人有西紅柿，便急着買了吃，險些暴露了自己，給我的啟發很大，一個做工作的人，必須隨時注意自己的行動，不能有絲毫的疏忽，否則便要危害工作。”

“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於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

馮亦代是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右派分子”群中活動的。1960年初，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為了便於繼續從事特殊工作，上級考慮，是否暫時不公開宣布為好。

據馮日記的記載：

“下午四時和老楊及老劉同志見了面。

領導上因為我學習就要完了，回社去工作，考慮到我的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我自己認為只要對工作有好處，公不公開不成問題。

但領導上卻想得十分周到，想到我和群眾的關係，生活的問題等，要我在各方面做好工作，使一旦公開不會在工作上發生影響，同時可以更有利於工作。

對於黨的這樣親切的關懷，我真是說不出的感謝。”

可是，馮亦代公開的工作單位（出版社）卻不知道有關部門有如此複雜的考慮，“報完賬到中國文學編輯部，何路同志說：辦公室已經通知你已經摘帽子了，我忘記告訴大家了。於是她就打電話通知編輯部。我聽了不免呆了一下，連忙回家打電話給老劉，把情況告訴他。晚上和老劉見了面，把情況研究了一下。”

馮亦代的特殊工作中包含這樣一項，每當中共有重要文件出台，或者發生了國際國內什麼大事，馮就得去收集其監視對象的反應。

例如，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文件中說：

“今明兩年城市糧食的供應標準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於必須保證出口，還可能有所減少。同時，由於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應標準因而有所降低。”[4]

這是關繫到每一個人穿衣吃飯的大事，估計到那些監視對象會發議論，於是上級就來布置任務了。

“和老劉同志在14日見了面，他談到黨中央關於節約糧食和棉織品的決定。老劉同志要我今後對黨的政策一定要有深的體會認識，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做好保衛黨的工作，一方面有了更高的認識，便不會為落後的意見所動搖。”

“下午三時去看老劉同志。領導上因為我經常接觸反面人物，怕我對精簡節約的黨的政策立場有所模糊或動搖，所以特別由老劉同志給予我指示，要我首先搞通自己思想，然後才能更好地進行工作，歸納幾點如下：

1. 必須從人民群眾的立場裡認識精簡節約；

2. 必須從建設共產主義的長遠利益來看待今天的節衣縮食；

3. 響應黨的號召，對自己是個鍛煉和考驗，必須和自我改造結合起來；

4. 對革命事業的美好前途，大好形勢，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對於暫時的困難也必須有充分的認識；

5. 一定要聽黨的話，跟黨走，看問題必須看到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要經得住生活的考驗。同時還指出今年有九億畝的災荒，所以思想上必須有所認識和準備，立場絕不能動搖。談了約二小時。”

馮亦代不但在日記里詳細記下了這些指示，而且身體力行照着做了，甚至在聽到這些指示之前就已經如此做了。

例如，在“大躍進”期間，報紙上那些農業“高產衛星”，他都信以為真：

“報上載早稻畝產已經出現了一萬五千多斤的，這樣的產量簡直是做夢也想不到，但仔細想想，也是一條最普遍的實例，那就是‘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1959年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批判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之後，他又相信了會議《公報》和報紙上那些強詞奪理的武斷宣傳，像《公報》中說的“在今年內，在工農業主要產品方面，提前完成原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1962年)完成的主要指標是完全可能的。”[5]

他在日記中說：

“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馬列主義的新發展，從而保證了五年計劃提前三年完成，這是史無前例的成就，是和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毛主席指示要高舉三面紅旗，我則體會到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總路線的重要意義。”

當這“三面紅旗”造成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之後，馮亦代在日記里是如此寫道：

“對於三面紅旗，特別是人民公社，正因為這個制度的優越性，才克服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

用他的這個顛倒了的是非標準去衡量，一定可以從監視對象以及其他人群中收集到不少“反動”言論吧。

1960年11月10日到12月1日，81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在莫斯科開會，通過了一個“莫斯科聲明”。

多年後，參加這次會議的吳冷西在一本書裡詳細記錄了中共和蘇共兩黨在三個星期的會議期間激烈的爭鬥，最後各黨簽字的“莫斯科聲明”，其實是中、蘇雙方反覆討價還價又互相讓步才達成的一個“妥協的產物”。

如果硬要說這個會議有“劃時代”之處，那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從此徹底分裂，中蘇日益對立。[6]

不過，馮亦代對莫斯科會議的實情一無所知。他在日記中說：

“莫斯科代表會議的聲明今天發表了，是個劃時代的文件，也是今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綱領，裡面閃耀着毛主席思想的光輝，讀了十分興奮。”

馮亦代帶着這樣的觀點去收集被監視者的看法了：

“昨天去了地安門，和C（指章伯鈞）談了最近的國際形勢。

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確是有一整套的東西，因為立場不同，一樣的事物看法就絕對不同。

我們說《莫斯科聲明》很好，是給帝國主義者一個打擊，是給民族主義運動指出一個鬥爭的方向，但是從他看來卻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是誰的世界？是資產階級的，今晚似乎聽了一場秋蟬的哀鳴，存在決定意識，原不是什麼可以稀奇的。

          ，馮亦代與《悔余日錄》。

四、馮亦代：一個線人的自豪

馮亦代很為自己所從事的這種“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寫道：

“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

這時，他已經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保衛工作者”，他認為自己“是在第一線作戰”了。

“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勳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麼人，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

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們為了保衛黨的利益而犧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則今天在極端順利條件下工作，又怎能把個人利益提高到黨的利益之上呢！想到這些，我也就釋然了。”

“我想今後的時間應當這樣安排，首先是家裡的工作，其次是盟，有多餘的時間，就是文學，包括翻譯和研究兩方面。”

這裡要作一點名詞解釋：“盟”指中國民主同盟，這時他已經調到民盟當專職幹部了；“家裡”指他所服務的某機關，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報機構的通例，即“組織如家庭”；不知底細的公眾只知道馮是一位知名的文學家，而在他本人心中，卻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把文學排在最末的位置。

某機關也很重視做馮妻鄭安娜的工作，讓她完全贊成並支持丈夫幹這一行。

馮的日記里有如此記載：

“晚上安娜回來了，把我工作的情況大致告訴了她。她說‘這是黨給你的又一次考驗，你必須小心工作，不要再蹈覆轍’。”

“晚上在全聚德吃飯，老王、老彭、老劉三位，還有安娜，我喝了許多茅台，雖知多飲不好，但在這樣一個歡欣的時機，組織的鼓勵，同志們的親切的幫助，我又怎能不開懷暢飲。結果是大吐而歸。但我的心情很好。”

次日的日記又寫到鄭安娜：

“特別是昨晚上的一頓飯，席上同志們的話，對她的幫助很大。”

我“把這事安娜談了，她倒是同意我去搞更直接的政治鬥爭的，她說這樣更可以多得鍛煉，更可以得到提高，更有利於改造，當然她還是從一方面看的，但這還是正確的。首先應該是工作第一，保衛黨的工作第一。”

“下午和老楊老劉二同志見了面。老楊同志給了我一番指示，要謙虛謹慎，要在工作中提高自己，從對知識分子的透視中來提高對特殊對象的工作水平。晚上和他們及安娜在全聚德吃飯是給我們過年的。對於黨給我和安娜的關懷，心裡十分感動。”

“晚上張家勝同志和老劉同志找我和安娜在全聚德吃飯，喝大曲，微醺，回家即睡。”

看來，馮家兩夫妻倒是同心同德地干起了這份“特殊工作”來了。

當然，某機關不會讓馮亦代這樣的線人無償工作。馮在日記中寫道：

“晚上和老劉同志談了將近二小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裡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麼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夠不用家裡的錢最好。”

筆者當然不知道馮那一次領取了多少經費。不過，我倒寧願以為，他未必是為了這些錢才來幹這份特殊工作的；他是完全相信了那些說教，認罪悔罪，才這樣努力立功贖罪的吧。

看了馮的這本日記，我不禁為章伯鈞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運動之後他有什麼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會落到幾年前張東蓀那樣的境地了。

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動，以收集情況，恐怕各地都有這樣的需要。馮亦代未必是僅有的一例。

(2025-01-18湖北)

【注釋】

[1]馮亦代，《悔余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此書屬李輝主編的“滄桑文叢”之一。

[2]章詒和，“臥底”，載《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

[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1至52頁。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第5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