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个世纪以前，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发出震撼人心的呼吁：“救救孩子！”“救救孩子”在当时是一种文化批判意义上的隐喻。虽然在狂人貌似谵言妄语的叙述中，孩子被真实地作为一种牺牲献祭于历史的祭坛：或者用于献媚权贵的贡品――如易牙蒸其子而饷齐桓公；或者用于成年人苟且偷生的牺牲品――如惨绝人寰的“易子而食”，“救救孩子”这种鲁迅的当下关怀似乎与血腥历史遥相呼应，但这种呼吁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隐喻。借助于这种隐喻，鲁迅想带领我们这个深受传统文化中戕害人性的价值体系之害的民族，向“人的国”――生命得到尊重，人性得到解放的现代社会突围。 

一个世纪后，“救救孩子”已经不再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它变成一种现实的诉求。在我们每天接受的日常信息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的迫切性。从２０１０年三月到五月，中国大陆５０天内发生了６宗凶手闯入幼儿园或者小学伤害学童案，死伤累计已近百人。据有关报导，戕害儿童案中的凶手多是社会底层人物，且与被害对象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滥杀同类中幼仔的反嗜其类的现象，即使是在纯生物界中，也难以找到类似的案例。在人类史中，也很少见于其它社会。原因何在，拷问着每一个人。 

一种与特定族群相关的社会现象往往能从两个方面得到大致解释：一是与地理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性相关的族群特征；二是该族群所居的的社会环境使然。谁也无法认同我们具有向自己的后代施暴的族群特征。但当你环顾左右时，你却很容易发现我们所居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具有一种欺凌弱小的不公正的特征。正是这种弱小得不到保护的制度促使人们在社会冲突中，一旦找不到制度化的缓解矛盾的渠道时，把自己的愤怒宣泄到更为羸弱者的头上。 

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制度设置随着文明程度的进步而逐渐摆脱那种统治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强者尽得天下，弱者除非依附臣服强者，否则无立锥之地的法则。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史，就是通过在诸如下述方面的制度安排：诸如权力的公共授予和分权行使，舆论的监督与制衡，经济利益的调节，社会保障体系的配备等等，来一方面抑制强者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保护人类中的弱势群体的历史。诚然，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种制度建设经历过非常曲折的过程。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那些专制国家，这种“去丛林化”的过程还远未完成。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伴随着政体民主化而来的“去丛林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度建设的主流。 

这种“去丛林化”建基在“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普世价值之上。它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普选或者代议制民主――来让弱者在权力的　授予和运作中享有自己的发言权，而避免让权力为强者所垄断，避免让权力的运作仅仅体现强者的利益与意志；它通过制度性的安排――独立的司法系统――来保证弱者在与强者发生利益冲突时，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作为仲裁者，来公正地解决社会矛盾；它通过制度性的安排――独立而自由的媒体――来保证弱者的声音和诉求能够得到表达，而避免让强者垄断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它通过制度性的安排――现代的累进所得税制度――来调节强者和弱者双方在经济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避免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化局面；它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平等开放而且免费的教育制度――来让弱者能通过教育在社会的不同层级升迁流动，避免形成豪门巨族世袭性地垄断强者的社会地位的局面；它通过制度性的安排――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来确保人们能在由于年弱体衰或者罹患疾病而无法自保自救时得到社会的救助；最后，这种制度性的安排甚至通过限制“多数律”（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ｒｕｌｅ）的适用范围来确保少数人等弱势群体不会因其种族，肤色，性别，经济地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等背景因素而受到歧视，避免强者以多数人的名义来实行对弱者的暴政。 

反之，在现代中国，这种“去丛林化”的过程还远未完成。由于中国政体的专制特性，我们的制度设置无论从理念到实施都体现出强烈的“丛林法则”特征。我们坚持一党专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信条，从未考虑过权力的授予和轮换应该反映人民，包括弱者的意志；从未考虑过制度设置在本质上应该是对强者的制约，对弱者的扶持和保护。在中国的宪法中，明文规定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政党，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党成为制定游戏规则，参与并且仲载游戏的说一不二的丛林老大，在这里，根本没有弱者置喙的余地。我们的司法系统是党的附庸，我们的媒体是党的喉舌。党不但是意识形态的主宰，而且还是所有其它资源：包括行政资源，经济资源的主宰。在这样一个主宰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控制下，我们国家从政治到经济领域，“丛林法则”到处盛行。当强权在这片丛林中可以蔑视人权，公平，正义，并且无法无天肆意作恶时；弱者，尤其是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就往往最先成为呈上这个丛林祭坛的牺牲品。譬如，当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时，我们的成年老师会体贴周到地让领导先行逃命，而让几百个孩子活活烧死在大门紧闭的影院里；为了掩盖官商勾结粗制滥造校舍而让多达五千多孩子冤死于四川地震的丑闻，我们的丛林老大会用铁腕来镇压那些仅仅想记录下受难孩子姓名的草民；为了国家的奥运盛典不被干扰，我们的政府会置外国的通报而不顾，让毒奶粉继续毒害中国婴幼儿长达数月之久，流毒所及，按照中国政府的估计，造成近三千万婴幼儿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这些伤害儿童的案例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它们昭示世人，我们这个国家仍然还是一片丛林，只要你是强者，你就能肆意而为，尤其是对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 

面对着这样一片丛林，弱者处于一种绝望无助的境地中，无处讲理，无处申冤。特别是２１年前当人们试图通过请愿去劝说强权改良制度而惨遭血腥镇压之后，我们这片丛林更是充满了暴戾之气。人们从他们自身的惨痛经历中得出教训，这个社会的制度设置不是为了弱者的利益的，而是为了维护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无所不包，控制一切，强大到令人根本无法抵御的以一党专制为特征的制度。一旦弱者与强者发生利益冲突，弱者根本不能指望从这套制度中得到真正的帮助。如果，你住的房子正好入了这个强权的青眼，他们就会来强行征用这块土地，拆迁你的房子；你想从法院那里讨个公道，可法院不但不帮你，反而说你妨碍了政府这个强者的拆迁，违反了拆迁法；无计可施之下，你只好跑去找媒体，可媒体都是政府的喉舌，他们都不会说他们自己东家的不是，反而指责你不明事理；如果你深陷绝望，往自己身上倒汽油想以死相争，警察还会以“非法自杀”的罪名来逮捕你。最后，你会在绝望中丧失一切理智。这时候，你带有破坏性的愤怒，就很可能倾泄到比你还更弱的对象身上。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成为成年人泄愤牺牲品的原因。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真正明白，不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让我们的社会彻底摆脱丛林法则，就不能拯救我们的孩子。只有建立一个能保证弱小不被欺凌侮辱的社会制度，我们才能拯救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弱者，才能拯救那些处于脆弱的生命链条最末端的孩子。 

“救救孩子！”

成文于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