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载，武昌首义事发之时，孙中山先生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一家卢姓餐馆中打工，当 “企台”。此前，孙中山已领导过十次类似起义，惜乎均未成功。为维持革命香火不坠，他奔走于海外，鼓吹革命，筹募军饷。个人的生计却日陷困境，以致不得不靠在餐馆中打工度日。一日，一伙计转给他一电报，阅之，乃同党黄兴先生之邀请回国急函： 谓武昌事发，形势急转，“中华民国”，指日可期，祈望孙先生速启程回国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领导革命。此事听来近乎于演义， 但却出自于正宗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

虽有后人诘问此事的历史真实性。可历史细节在此时此刻的真实性，并无大碍于此后历史大潮的狂飙突进。事实上，孙中山闻讯后即揖别美利坚合众国，踏上了回国的征程，两个多月后果真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百年之后，晚生如我者在读到孙中山先生的这一逸闻时，引起我悬想的是，中国历史是在作了一种怎样的铺垫准备之后，才为这个跨海而来的历史事件的不在场者，设置了一个扭转乾坤的宏大舞台。

我们有过眼花缭乱的王朝变更史，宫廷政变，王朝兴废，黎庶聚啸，揭竿而起，形式抑或不同，内在逻辑却是一致的：只有通过暴力的较量才能完成权力的转移。虽有出身微末，起于草莽，而终于南面称王者，但他能从草根走向天阙，全仗着他亲临现场，作为历史事件的在场者征战杀伐，踏着别人的尸骨，拾级而上。除非是为了借重皇族贵胄的血缘号召力或者政治影响力，历史上还从来未有过现在这样的先例：当豪强四起，天下纷纷之时，众人却把一位历史事件的不在场者从海外迎来，尊为首领，让他折冲樽俎，号令天下。以往那种单纯追求权力的王朝变更模式已不足以解释这种如李鸿章所描述的“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人心的求变，已经有了理念的内蕴，这种理念的体现者，成为众望所归的首领，不管他是否是一个还在海外餐馆中打工的历史事件的不在场者。

但历史到底为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了一种怎样的铺垫准备呢？

诚如李鸿章所言，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时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均被裹挟进了这种大“变局”之中。后世的学者对此人言言殊。比如，余英时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严格地讲没有真正的改革可言，只有行政上的调整是有之，但是没有改革。”袁伟时先生对此则持不同观点。他在《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一文中认为“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实际上，袁伟时先生的看法更为准确。衡量改革的实施与效果，不应仅仅着眼于改革决策者的意愿和某些具体举措，还要观察这种改革过程中民间的呼应，即民间与当权者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的实质变迁。比如，邓小平的早期改革方案中并没有“联产承包制”这样的制度设计，只不过在那种控制松动的改革氛围中，民间的自发突破使得它们脱颖而出。这就是一个改革决策者和民间的呼应共襄盛事的典型例子。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官方和民间的互动为其奠定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和舆论的基础。这种社会基础的变化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统治集团中的开明人士和民间的改革人士形成了改革共识，他们体认到世界历史大潮的走向，认可普世的民权价值。如果说他们之间也有分歧，那么主要的分歧也不在要不要改革这个关键点上，而是在怎样改革的方式选择上；

2。独立自由的报刊媒体的出现以及发展，为改革营造了非常有利的舆论环境；

3。具有公民社会雏形的独立民间社团的出现，如商会，农会，学社，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的咨议局等等的出现，为宪政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形式。

现代人若想真正理解这些变化的意义，最好的方式是把这些变化放到历史前后对照的比较维度中，看看百年后的今日与辛亥革命前的当时时局，有着怎样的差异。

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是否能从传统的独裁体制中转型而来，执政者与民间是否能形成某种改革共识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自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时期。在一段时期内中国能在经济领域取得改革的成功，就得益于改革共识的形成。改革这一名词曾经为人人所耳熟能详，但近年来渐趋沉寂。因为所有的改革举措都因政治改革的滞后而陷入困境，所以不少学者谓之为实际上改革已死。这一点官方的表态可以映证。如现在的立法机构的首脑，中国的人大委员长在2011年的“两会”上宣布五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五个不搞可一言以蔽之，即不搞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在不公开的党内训言时，现在的政府首脑和吾党领袖甚至表达过要学习北朝鲜，把过去因为受改革影响而松动的思想控制再改回去的意愿。即使有个别在位者，发出不同声音，如国家总理偶发改革感言，人们也从未看到这些改革感言背后对应着任何具体可行的实施计划。

百年前的中国，改革却是统治集团中的开明人士和民间的改革人士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背后对应着的是具体可行的实施计划与改革时间表。上世纪初叶的中国，清政府在经历戊戌变法，庚子之乱之后，不得不推行“新政”，未久，朝野掀起了一场“立宪运动”。1904年2月19日，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联电上奏，请求变法，谓国势危怠，“惟有急宣上谕，誓改前非，”“一切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而后已，”才能拯救中国。日俄战争的爆发，使得朝野更多的有识之士为变法而奔走呼吁。如江浙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和张鹤龄以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进行了紧急磋商，开始了“奔走运动”。此后岑春煊、铁良、端方、赵尔巽、魏光寿、袁世凯、张之洞、丁振铎、吕海寰、盛宣怀等满汉官员等纷纷就中国在此时的对策上奏朝廷。同年四月，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又奏请立宪。1904年7月，从日本考察回国的张謇和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印制了日本明治宪法的译本分送一些宫廷要人，并转呈慈禧。6月4日，袁世凯、张之洞以及两江总督周馥联名上奏，要求立宪。7月慈禧太后在召见大臣时表示“决意实行”立宪的意愿，并决定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为考察政治大臣，考察日、英、美、德、法、奥、意、俄、比九国政治。

1906年7月，考察回国的大臣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端忠敏公奏稿》等奏折中一致表达中国应该实行宪政的建议。谓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而中国之所以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若想中国强盛，“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戴鸿慈、端方还在上折中建议：应效日本明治维新之先例，预定立宪之年，先下定国是之诏，用以诏示全国：包括（一）“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平等)；（二）“国事采决公论”(民主)，国家先设临时议政机关，地方酌行议会；（三）“集中外之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开放，谋富)，在学术、教育、法律、制度各方面，均要采取外国的长处；（四）“明宫府之体制”，宫廷与政府体制厘清界限，皇室经费与国家经费分开；（五）“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分权)，并先行演习地方自治；（六）作好实行预算决算的准备。这六件事应“宣示天下，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立宪之议引起顽固派势力的极力反对。针对反对派的责难，载泽于8月23日单独上奏，提出了现在听来都振聋发聩的名言“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光绪三十三年(1906)，清廷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开始着手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民间在此时则强烈呼应，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人们到处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又宣布”9年后实行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数年前还在戊戌变法中持反对态度的慈僖太后，在形势的逼迫下，也不得不颁旨变法，表达要顺应世界已变，中国亦不得不变的大势。

比之百年后现在的当权者，理直气壮地宣称五个不搞，顽固拒斥民主宪政改革，人们就能看到时代的巨大倒退。在西风东渐，时人均在寻求真正的变法之途时，东洋的成功变法，成为那时朝野学习的榜样。效法东瀛，成为共识。谁能想象，时过百年，这个国家的首脑，竟然敢逆天下民主潮流而动，宣称中国现在要效法北朝鲜这样的金氏世袭独裁王朝。那时的宪政改革，在民间的压力下，已有详细的时间表，如九年完成立宪。虽然未能满足民意立即立宪的愿望，但是是实实在在的许诺。不像百年后的今天，有些在位者信口由缰地奢谈改革，却从来没有任何具体可行的实施计划。

民主社会是否可能存在，除了制度的建设之外，还端赖独立媒体的存在作为民主制度的实践的监督。在这种意义上独立媒体被看作为民主社会的第四权。同样，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是否能从传统的独裁体制中转型而来，在这个独裁体制中是否还有独立媒体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今日的中国，毫无独立媒体的生存空间，所有的电视，报刊等媒体都是党营机构，是党的喉舌。即便如此，当权者仍能不敢稍懈，通过中宣部等机构实行令人窒息的书报检查制度，唯恐媒体发出异声。虽然网络媒体的出现，开始打破舆论统制。可我党却不惜血本，广建网络防火墙，试图过滤和阻断一切自由媒体的传播。

百年前的中国，民营报刊媒体却在宪政民主的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纪上半叶，中国开始出现由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此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纸也纷纷出现。如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此后，陆续出现了《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报刊。早期创办的报刊均为民营，且多为具有海外游学背景的有识之士所创办。如《循环日报》创办人为王韬、《汇报》创办人为容闳。 他们在各自的报刊中都发表过大量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产生过很大影响。

戊戌维新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宪政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的报纸被迫停刊，于是他们移师海外，在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1904年以后，国内“新政”再起，形势骤变，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成为鼓吹立宪改革的重镇。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更为激进的改革作出了舆论准备。

清廷虽然也严厉整饬民间报刊，如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并不时查封报馆，如《苏报》案时查封《苏报》馆，但因为民间报刊遍布全国，最盛时多达近三百份，让清廷防不胜防，顾此失彼。另一方面，清廷也通过创办新型官报来与民办报纸抗衡。从1902年12月《北洋官报》创办到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至少办有上百种官报，试图从民间报刊手中夺回舆论控制权。但官报的影响力远不如民办报纸。而且，甚至不少官报也不同程度上加入了鼓吹宪政改革的合唱。

正由于民营独立媒体的存在和在改革舆论宣传中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使得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把功劳部分归于媒体的贡献，他说：“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他还把舆论的力量与军队的力量相提并论，“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成功。”
第三，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是否能从传统的独裁体制中转型而来，在这个独裁体制中是否还有独立民间社团的孵化和生存的空间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现在尚在谈论民间社会或者公民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官方媒体，更是把公民社会列为敏感词，视之为洪水猛兽。现代的中国，几乎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团组织。吾党的控制无远弗届，渗透到了任何一个角落，包括田间巷闾。我们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均为党国所绝对控制。吾党不但严禁民间组党结社，而且我们所谓的民主党派，均隶属于吾党麾下。各民主党的党魁，还是吾党私下里暗中安插进去的吾党党员。在这样的社会里，你不可能找到一种与绝对独裁权力结构相制衡的社会组织形式。

百年前的中国，我们曾经有过民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和发展的时期。彼时的中国，各种民间社团，如农会，商会，学社学会遍地皆是。这些社团组织，代表各种社会群体的真正利益。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在权力架构上，与皇权和政府并无任何直接隶属关系。那时的社会团体与政府的互动，是真正的权力制约，利益分割，如四川的保路运动，即是民间商团与政府之间的真刀真枪的讨价还价。这种社团独立，成熟，和自主性的觉醒，为辛亥革命爆发时全国风起云涌般的地方自治，奠定了组织结构上的基础，也为此后宪政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根据《戊戌变法》(中国史学会 1957)一书的记载；“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二千有余。”这些社团的产生都是为当时的法律所准许的。1906年， 清廷颁布了《结社集会律》。1908年8月27日，清廷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这部大纲大致继承了《结社集会律》关于结社权利的规定，明示臣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拥有结社自由。

那时的农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民主的选举制度、“集众公议”的办事原则以及定期的会议制度等；。第二，运行规则的自治性。那时商会的自治性更为明显。如1905年11月3日，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具有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权力。商会甚至还拥有商团这样自己的武装。1909年1月，清廷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后来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辛亥革命时，上海的起义就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领导举行的。当时的商团就是构成起义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时的学会学社更是独立于政府的重要的政治社团， 而且，大都以宪政改革或革命为组团宗旨。如梁启超的强学会，孙中山的兴中会、同盟会等等则是其中的翘楚。其时，各种文学社团则是宣传立宪或革命的重要生力军。如武昌起义主要就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

此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曾经存在过一种介于官方与民间的咨议局，这种咨议局在当时的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07年10月19日，清廷下令各省督抚设立咨议局。咨议局的议员多由社会贤达和著名乡绅组成，而官员不得兼任。咨议局实际上起着初级地方议会的作用。 虽然咨议局还不是完全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议会，但是具有议会的基本职能──立法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咨议局成立后，在推动宪政改革中起到了联接民间和体制的作用。如咨议局曾经呼吁缩短“预备”年限，从速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以推进立宪的进程。著名的状元实业家、立宪派领袖、江苏咨议局局长张謇还曾为此发起过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活动。

孙中山以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在场者的身份，返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一个具有强大的改革共识，民间媒体推波助澜，遍布全国的民间社团此起彼伏地呼应改革的中国。这个中国各种矛盾冲突已濒临裂变的焦点，你可能看到的是皇权废弛，纪纲崩溃，武人干政，天下大乱；但这一切的另一面，呈现出来的则是民权的勃兴，民众的觉醒，个体和社团权利意识的伸张，人们求新求变的躁动。你可能看到的是报刊舆论上的一片混乱，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而这表面的混乱背后，反映的则是舆论的多元化，以及民众享有了对不同信息，不同观点的知情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中山先生能在返国后极短的时期内，顺应历史潮流，革旧鼎新，与清廷中主张立宪的军事强人袁世凯，民间的立宪派组成合力，共造共和。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极少流血的代价，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制度转型-一次让以往所有的改朝换代都要相形见绌的变革。

辛亥时期基于共同理念而折衷协商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成就， 也是近百年来最值得后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历史事件。虽说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假设与现实的反差是如此之大，禁不住会使后生如我者产生历史以其它形式再现的悬想：如果辛亥当时的参与者，既具有历史的大智慧，又不乏坚韧和耐心，敬畏呵护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有如奉持神器；虽有大挫折，大牺牲，亦不轻言放弃；一切以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改良为目标，而不以一人，一党的私利为考量，那么，我们也许就真地能够避免后来那种与宪政民主道路渐行渐远的迷途-如袁氏的弄权，孙氏在“二次革命”中对在制度框架中寻求解决争端的方式的轻率地放弃。历史曾有如神迹现身一样特别垂顾我们，宪政民主的梦想竟然曾经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成为现实，可最终我们却错失这一良机，以至于后来一路沉沦下去，直至百年之后的今日尚不能从专制的泥淖中自拔。

睹史观今，真不得不令人会产生无穷的感慨。正所谓：宪政民主，恍如一梦；百年蹉砣，令人嘘唏。

成文于201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