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主张完全没有道德诉求的文学批评。一篇在道德承载方面乏善可陈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美学趣味。如果一味地渲染作品的美学趣味而罔顾作品的人文内涵，那样的文学批评必定是苍白的。但是，我们又千万不能忘记，文学批评不等同于道德批判。混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能让我们走得离真正的文学批评有多远，只要回忆一下文学神童姚文元的大作就可知一二。 余杰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堕落”中对余华作品的批评就混淆了文学批评和道德批判，对余华的作品作了简单的道德判断。更为不幸的是，是一种在误读下的道德判断。在历数数种堕落的中国当代文学代表作及其代表人物之后，余杰拖出余华来示众。罪名是他的作品中只有生物状态的求存挣扎而没有灵魂的求索。为了转述的准确，我照录其文如下：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四个病症是：只有肉体的“活著”而没有灵魂的求索。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华。余华在《活著》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种让很多读者无法反对的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活著就是一切，活著就是胜利，根本任何高于“活著”的价值。这是高度实用化的“活著主义”，其关注点仅仅集中在肉体生命的存在上……从《活著》、《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余华不断地讲述关于“如何活下来”的故事，这些故事宛如野外生存手册，它们表明由中国人所构成的社会仍处于“原野”状态，你必须依靠本能来求生。这些畅销的故事跟灵魂无关，在中国讨论灵魂被看作是过于奢侈的话题。” 余杰以余华的《活著》来对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谓前者只反映一种生物性的挣扎而后者则反映一种灵魂的求索：俩相对照，高下立见。 其实，这种分际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来源于论者对文本的误读。 《活著》与《日瓦戈医生》有着近似的母题：他们都反映了在大变动的时期个体的命运。这种命运已经完全跳出了传统叙事的宿命表达模式，无关乎任何超然的神冥和圣意。在此，没有完全客观的旁观者，也没有史诗意义上的英雄。 在这种大变动的铺天盖地般的裹挟之中，个体无一例外地卷人其中。任何反抗与挣扎，与那种湮没一切的力量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也正因为此，这种作品中所揭橥的就不可能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顶天立地的英雄，而只是那种小人物对生命价值的顽强坚守，或者这种坚守的不成功而导致的悲剧。 自有文学以来，宿命的表达大致具有三种模式：（１）神冥意志的体现；（２）个体选择的结果；（３）个体与群体意志冲突的结果。这三种模式在古典时期，浪漫时期，和现代都有着各自的代表作。索福克勒斯的《俄逖浦斯》的宿命完全操之于作为他者的神冥。人的对宿命的恐惧与反抗在神冥的安排中都是有迹可寻的。结局的震撼力因而具有超越尘世悲欢的特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宿命则更多地诉诸于人性化的解释。个体在此有着更大的自由选择去反抗宿命。只是，因为人性的弱点限制了自身，宿命因而带有不可抗拒性。结局往往让人对个体的命运感到唏嘘叹吁。《活著》与《日瓦戈医生》中的个体则完全湮没在群体的宿命中，无可逃逸。个体所有的挣扎均打上了群体的烙印。这种个体挣扎的意义也只有通过群体行为的阐述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那种在纳粹集中营中个体纯粹的肉体性的生存挣扎所包含的人文价值。这不是一种犬儒式的生存。犬儒式的生存以选择的可能性作为基础。在没有选择的余地时，个体的生存挣扎具有双重意义：它体现着生存的尊严和可贵；另一方面，它反映生存的残酷与艰辛，间接地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批判精神。这也是帮助我们理解《活著》的人文价值的关键。《活著》中的生存形式与《日瓦戈医生》中的生存形式在人文意义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日瓦戈医生与《活著》中的福贵都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基本上都只是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边缘性的人物。毋庸否认，日瓦戈医生有着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对于世事变迁也有着更为犀利的观察与理解。他憎恨那个尔虞我诈夺其父命，毒害摧残娜拉童贞的社会，渴望一次外科手术式的干净利落的社会改造运动，并且欢迎革命的来临。但是，他对自由，对爱情，对生命的重视又使他不见容于这个新社会。他不是那场革命的主动的参与者，只是被动地被裹挟进去。并且，他很快就发现这种革命与自己的人文理想之间的冲突，它的血腥气味。自此，他开始与现政权保持一种距离。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反抗这种新的暴政。他的逃避也是消极的，还不如他那移居国外的发妻。作为个体，他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对群体宿命的迷惘和怀疑：为什么人类的宿命竟然是这样的一种以暴制暴，以恶惩恶？他直觉到这种以暴制暴的玉石俱焚的本性，以及它对个体自由的戕害。他意识到正是个体的盲从性决定着群体宿命，而这种盲从性又使个体自身被吞噬。他对此充满莫大悲悯。他虽然没有主动地去反抗这种群体宿命，却试图通过对自由，对爱情，对生命的坚守来消解这种群体宿命的破坏性。他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英雄，只是一粒在时潮的冲刷中还保持灵性的微粒。他默默无闻地消失并不印证他的坚守的无意义，而是从一个反面揭橥坚守人文价值的艰难与必要。 《活著》从另一个侧面来揭示类似的人文精神。《活著》中的福贵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平民。作为叙事者，他所讲述的故事，不象《日瓦戈医生》那样具有太多的哲理形式。是的，福贵不是一个自觉者。在他的生命中，也不象在日瓦戈医生的生命中那样，有着明确的道德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生存挣扎同样是一种自我救赎，体现了一种容纳苦难，忍辱负重的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 在故事的开头，福贵的人生似乎存在着另一种可能。但他在赌局中输光了所有家产。这唯一地一次跟群体宿命无关的自由选择为此后毫无选择余地的凝重的人生作好了铺垫。活著，开始成为一种顽强的抗争。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福贵的人生跟其他人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不管他多么勤勉地劳作，却无法使家人免于饥饿，不管他多么谨小慎微，却无法使家人免于灾祸。父母，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一个个离他而去。每一人的死亡都折射出群体宿命的影子。活著，就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讲述了个体生存的艰辛与群体宿命的荒谬性与悲剧性。从这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活著》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福贵，作为一个叙事者，见证着他的亲人怎样在黑暗的年代里痛苦而又毫无意义地死去。活著的福贵，就以他的生存挣扎，给予那个时代以强烈的拷问。 余杰先生的不满可能来自于这种没有自主意识和反抗意识的生存描写。但他没有看到这种生存挣扎的尊严和价值。如果余华在他的作品中歌颂一种没有任何原则的生存策略，带着欣赏的笔调来描写油滑世故的人生哲学，美化暴力与强权，放纵与宽宥人类的奴性与趋附权势的投机心理，甚至暗示与默认不择手段的苟活的合理性，那么，余杰先生的批判才算切中要害。可是，恰恰相反，余华的作品对所有这些都具有很强的批判性。这一点，只要认真读一读他的《活著》，《兄弟》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活著》中的福贵虽然貌似浑浑噩噩，可在他的身上一以贯之地体现着普通人的良知。与他少年时的狭玩与浮滑形成强烈对比，他在一种弥漫窒息的黑暗和苦难中发展出一种厚重的韧性与宏大的悲悯情怀。这一点可以从他怎样对待春生这一事例中得到很好的诠释。春生在形式上对福贵之子的死亡负有某种责任。福贵对其也曾有过怨恨。但当春生在文革中陷入绝境时，他依然施以援手。这一方面反映福贵天性中的悲悯，另一方面，他似乎直觉到个体悲剧背后的制度因素，因而不再执着于个体性的清算。 《活著》与《日瓦戈医生》一样，不是英雄史或使徒传。北岛在他的诗作《宣告》中写道，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活著》描写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专制与暴政肆虐的年代里，挣扎着做一个人的故事。在那种黑夜弥天的时代里，以一个人的尊严，正直而顽强地生存下来，虽历经各种苦难而不改其志。你尽可以把这看作为是一种为生存而生存的特殊的生命体验形式。但不应该把这种生存体验形式与精神性的生存对立起来，从而剥离它的人文内涵，尤其是它的批判性的人文内涵。如果把这样的生存讥讽为“只有肉体的活著”，这种批评是极为轻佻与伪善的。不过，我宁可相信这只是误读下导致的判断，尽管这是一种很糟糕的误读。 也许我也用了太多的道德命题来反驳余杰先生。这让我意识到要真正地区分开文学批评与道德批判是如此之难。我想，还是让作者本人来陈述他的本意吧。 仿佛预见到会有人以道德的名义来说事，余华曾经在《活著》的前言中写下这样的话：“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著》，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成文于2006年5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