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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奴役之路――作为推手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 2023-11-02 07:18:37

上次回国探亲时,偶然从一家书店中购得一本《夏济安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这本夏志清为其兄长编辑的日记,本为一个心灵为情所困的文人的情感记录,日记者本人本无意将之公诸于天下,是故,记述颇为私密化。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翻阅这本日记,有如洞穿他人的心灵深处,看到的是一个敏感的心灵正在颤抖的心扉。

这本私人日记的阅读,让我了解到一个生活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知识份子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一开始,这种阅读似乎颇为满足了我那与常人无异的对他人隐私的窥视欲。后来,我却从这种阅读中无意发现了一种体现在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知识份子身上的颇堪玩味的政治心态━这种心态过去从未出现在大陆的主流历史叙述之中。

时为西南联大讲师的夏济安先生,日记中极少语涉当时的政治生态。偶尔涉及,却又透露出一种知识分子既想坚持独立思想,又畏于他人物议的矛盾犹豫的心理信息。譬如,联大当时出现过由上百名教授联署的声援国府在国共相争中有关东北问题的宣言(即苏联应把东北的治权移交给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而不是给共党这个正在显露出咄咄逼人夺权势头的地方势力)。夏济安先生虽然认同这些教授的观点,并且鄙视那些明知此事有理,却又置身事外的教授,包括他自己的友人卞之琳先生。他写道:“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当谈到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等组织的声援国府的游行时,他详述了自己的矛盾心态:“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清议’。。。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成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来。。。”他之所以丧失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是因为当时左翼分子的一个谣言。“谣传发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他们就想尽办法,使人不敢爱国,以便遂其覆亡中国之阴谋。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相争,天下遽变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在抗战期间蓄养的军事实力,借助苏联的援助,强势地全面出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集团,则配合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宣传战役。一般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有如古代的士族集团,厌倦于一个弊端显露的旧式权力集团,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新兴的权力集团身上。甚至连过去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明知两个政权的更替有可能是以恶易恶,甚至是以一个更为邪恶的来取代一个更少邪恶的集团,可照样违心地助纣为虐,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储安平可以用来作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例子。如储安平曾在重庆《客观》周刊1945年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评论中最为后人激赏的见解如下:“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可是,这种清醒的历史洞见并未转化成理智的政治选择。储安平和许多其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抛弃了国民党这个在“自由”议题上还容许他人与之商榷的权力集团,而选择了共产党这个在“自由”议题上不容他人置喙的绝对独裁团体,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或者说“推手”。

颇为吊诡的是,利用国统区施行的出版自由,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在舆论领域为推翻国府与共党在军事领域协同作战。除了少数真正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之外,大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集团结盟,主导了对“自由”“民主”“进步”等等话语的阐述权,也独揽了对“腐败”“独裁”“落后”等等话语的裁决权。中国共产党被描述成热爱“自由”“民主”“进步”的新兴力量,而国民党则被描述成“腐败”“独裁”“落后”的力量。这种舆论形成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但让国民党的报刊疲于应付,而且震摄住了几乎大部分知识分子,即沉默的大多数。让他们即使心里产生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如上文所提到的夏济安先生那样,畏于“清议,”也不敢表达出来。

这种明知其非却不敢责其所非,明知其险却宁愿涉险的行为,因为太有悖于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奉的理性选择模式,所以不但让那些早期迷于局中但晚年翻然悔悟者心感纠结,而且也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历史阅读者充满了迷惑:为什么清醒的历史洞见并未转化成理智的政治选择?

对恶的选择,要么是因为认同恶,譬如魔鬼;要么是认为恶能带来更大的善,为了求得更大的善不得不借助于恶的手段,譬如那个被魔鬼靡菲斯特诱惑的浮士德。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甘愿与共产党为伍,就是因为他们为后者许诺的天国所诱惑━理性在这种诱惑面前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洞察力。

知识分子并非完全不懂所谓许诺的天堂里可能隐藏的危险。如上文中提到的储安平的例子。既然如此,为何中国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作为一个群体━还帮助一个本质上更为邪恶的团体为渊驱鱼,裹挟着全体国民进入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这真是一个沉重的千古诘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试图来解答这一疑问。他认为把人类导向奴役之路的,往往是那些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外表上看似光鲜漂亮的观念,如平等,组织,计划,集体主义,控制等等。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形成的经济制度,往往最后会蜕变成一种以极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把人类社会带人万劫不复的奴役之地。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引用荷尔德林的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来一针见血地揭示这种人类的迷途。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他们年轻时为何会误入这一歧途。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希望看到后来的那种极权政府,从动机上,他们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更加民主,人民有更多自由的国家。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用上当受骗这种解释模式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转型时的抉择。因为,毕竟他们是在进行了比较和权衡之后才作出这种抉择的,储安平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相对于他们的价值诉求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矛盾和反常的选择。这样的一种异乎常理的历史现象,似乎只能从当事者的某种偏执的思辩取向中才能找到某种解释。这种偏执的思辩取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奉绝对主义,好走极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人们通常认为中庸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准确。中国文化中浸透着一种价值的绝对主义。我们常常把门户之见当作划分敌友的根据,我们的政治哲学中充满了非白即黑的是非观。这种门户之见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观让我们成为政治博弈中嗜血的角斗士,由于它们的影响,我们从未学会在妥协中把一种对抗的游戏变成一种导致双赢的合作的游戏。一旦我们的门户之见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观不见容于对方,我们宁愿选择不计代价的破局,选择推倒一切的重起炉灶,也不愿选择互存互容的和局。中国文人的名节观更是助长了这种虚矫的习气。这种虚矫的习气最后往往以大善的名义把我们带入大恶,就如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各个知识份子团体所展示的那样:宁愿弃绝一个虽然充满缺陷但尚能相容的政权,而去拥抱一个更为邪恶的政权。

第二,政治上的浪漫主义,相信浪漫的设计和构想,不愿面对现实,在政治上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在政治上最忌讳的就是让浪漫主义来主导具体的议题。政治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到极权主义者往往以社会的整体设计作为诱饵,来吸引追随者。不少其他西方学者也注意到极权主义的理论,如纳粹理论与德国哲学传统中的浪漫主义的相关联系。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诉求的复杂性往往被贴上一种不合理或不正常的标签。他们往往追求一种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标。在追求这种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标时,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诉求的复杂性是可以牺牲甚至是必须牺牲的东西。而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则强调在社会互动中尊重多样性以及复杂性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尤其对于改善社会互动规则的重要性。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则往往具有轻视现实,甚至蔑视人道主义的倾向。它所惯用的说教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可以不要太在意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个体生命的损失,个体自由的受限,以及个体权利的剥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不少信奉这类说教的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这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经常让中国知识分子在作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时背离现实,不容忍在一种社会改良过程中出现的过错,却心安理得地纵容那些以理想的名义犯下的大奸大恶。

第三,保守主义传统的缺失;保守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永远是贬义词,是守旧和抱残守缺的代名词,是政治派别中落伍者的标签。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应该是一种成熟和稳健的价值理念,是与浮噪和激进的政治和文化选择相抗衡的理性诉求,是一种在面对社会转型时对价值扬弃和重建进行评估所持的审慎态度。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它能提醒人们不要轻信那种认为形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内容的实质变化的许诺,并且,它教会人们不能无条件地放弃理性质疑的权利,无论面对的是多么动听的言辞。保守主义对评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社会自由发展的潜在影响常常怀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尤其是这种变化触动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要素━产权结构时,保守主义表现出与经典的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即认为私有产权是所有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础。保守主义认为,一旦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毁坏了私有产权这种结构基础,这种变革必定无助于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反之,它必定把人类社会导向奴役之地。因之,我们应该极力避免步入这样的歧途,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方面坚守那些构成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中国的知识份子缺乏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太容易为激进的,革命式的社会转型的口号所蛊惑,毫无批判性地接受“革命”的概念,把“革命”无条件地神圣化和合理化,尤其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塑产权结构的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通向历史进步的唯一途径,却不善于去对革命将带来的现有价值体系的破坏与重建进行审慎的全面评估。由于中国的知识份子经常放弃自己最为重要的理性质疑的权利,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局面时,缺乏在历史选择时的审慎明辨,以及对基本价值体系的执着和坚守,所以,在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时,他们往往受制于那些利用革命的口号来攫取权力的野心家,而有意或无意中忽视在此类社会转型中价值体系破坏性的重建过程中对个体自由的损害,以及这种损害所带来的长期的社会效果━如中国现代史所展示的那样,一个以解放人类为号召的革命转瞬之间即蜕变为驱使人类全面奴役化的噩梦。

第四,缺乏常识,贬低蔑视常识,喜欢用诡辩来混淆是非;中国是一个缺乏形式逻辑传统的国度。可是,我们却有一种善用诡辩来混淆是非,推诿卸责的习惯。我们在语词方面对对立两极范畴,如对错,好坏,善恶,强弱等等常常随意置换,而且不对这种观念的变换在经验基础上加以必要的限定。我们常常过于强调变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极少认真而负责任地去思考变化所需要的现实条件。在很多我们缺乏常识的领域,我们喜欢用所谓的辩证法来掩饰我们的无知。更为危险的是,我们往往把这种观念的随意性,冲突的必要性,应用到社会现实中来,最后使得我们的政治实践不旦偏离现实,而且偏离常识。在这样的思维习惯中,沉甸甸的社会现实往往轻易就成为辩证法的某种否定项。这种思维惯性不但使个体的自由,而且也使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的自由成为它的否定对象。直到最后,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这种思维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按这种思维的术语,被扬弃之后━这样的思维锋刃才让它的玩弄者痛彻骨髓地体会到它血淋淋的残酷性。

第五,批判精神的缺失,人云亦云,以团体划线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由于常常没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个个体作为其思想支撑,所以要么流为乡愿的集合,要么变成偏执狂的同声呼应的团伙。特立独行,在中国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异类的特征。我们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充满了约束个体思维和行动自由的规范和教条,这种价值取向后来进一步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化。在所谓“集体”,“组织”等等概念的严格规范下,个体很轻易地就被非人格化,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只会服从他者的机械零件。我们不但完全放弃自己思维的独立性,而且认为保留自我是一种罪过,只有服从才是一种美德。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价值选择方面也失去基本的判断力,就像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此外,中国知识分子对群体认同还表现出过多的依赖性。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觉醒的社会主体意识。换句话说,他们在社会角色上没有独立的担当。不像那些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能经常为社会议题,提供具有真知灼见的批判性的思路。极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用极为轻蔑的口气把他们比喻为依附在其他社会主体这张皮上的毛发。在一定程度上,这不是一种比喻,而可看作是一种写实。由于我们在精神上没有独立的意识,在社会角色上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一个群体。特别是在社会面临着一种极端对立分化的二元选择时,我们就不可能尽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两种极端的选择之外提供一种超越左右的选择方案作为有益的参照和平衡。

第六,功利主义色彩过于严重;中国知识分子过于强调功利性。在无原则地追求功利的目标时,我们可以完全无视手段和目的的分裂,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追求那些貌似合理的目的。其实,在追求社会目标时,目的和手段很难机械地分割开来。诸如自由,平等等等社会目标,不可能以非自由,非平等的手段来企及,因为非正义的手段,是不可能让我们达到正义的社会目的的。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却信奉只要目的合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具有天然合理性的信条。这种信条具有非常危险的误导作用,它可能使一种社会变革的过程,即使它的目的是正当的,它的过程却缺乏正义,因而最终反而使我们离自己的目的越行越远。这一点,中国近代史给予了最好的注释━我们曾经经常听到的许诺是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可是,我们同时还被灌输,只有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才能获得这种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极端的功利主义的蒙蔽就竟然能够让我们接受这样的思维混乱。此外,由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只关注结果,忽略过程,轻视建立合理的规则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譬如,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服膺那种以均贫富为号召的社会理想。可是,这种均贫富的社会理想过于注重结果的平等,为实现这种平等的结果,每一个个体被强制性地固化在社会设定的基准上,因而,个体向上提升的自由就被堂而皇之被剥夺了。而一个自由的社会,却离不开机会的平等,因为只有平等的机会才能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对于目的的过于功利主义的态度,以及对过程的正义性的忽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作出反常选择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提到的数点,可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偏执的思辩取向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思辩取向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明明看到某种美好承诺中所隐藏的危险,依然呼朋引类贸然前行,最后坠入被奴役的深渊,铸成历史性的大错。

知识份子群体常常被比喻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大脑,这种比喻也意味着,对于一个民族错误的历史选择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和思辩不察上的责任。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一历史悲剧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可是,这一点并不能免除他们应该承担的促成这一历史悲剧的道义责任和思辩责任。他们唯一的救恕之道,就是彻底改变自己偏执的思辩取向,在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以勇敢的道德承载和清醒的思辩觉悟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帮助我们整个民族走出极权制度的奴役之地。

成文于2012年7月

浏览(8968) (36) 评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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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cosomo123 留言时间:2023-11-07 16:41:25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没有经过自由民主启蒙。最高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上级官员的奴才, 又是部下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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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夫_ 留言时间:2023-11-07 09:54:48

草夫回复莫烦59

马丁·路德·金说过一句话:“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破除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认清各派政治主张的真面目。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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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烦59 回复 钟雨 留言时间:2023-11-07 06:55:03

回复钟雨:“国民党在政治宣传上是很失败的。他们本来完全可以用苏联搞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为例,来说明中共如果掌权也会象苏联那样,可是他们没有那样做,把宣传的主动权让给了中共,导致他们自己的垮台。”


因为国民党没有断掉从苏联得好处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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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烦59 留言时间:2023-11-07 06:42:27

难得的好文章!对今天的美国也有意义。

马丁·路德·金说过一句话:“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破除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认清各派政治主张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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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事评论 留言时间:2023-11-05 11:05:33

Law, order, and commo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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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都瓠瓜 留言时间:2023-11-04 13:30:26

好文!中国的文人得点势就极左(进),失点势就颓废,40年代是如此,七八十年代也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可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没有形成经济上政治上有机的群体,明哲保身,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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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01Beijing 留言时间:2023-11-03 06:55:58

真正的懦夫总是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怒斥别人在危难中不够勇敢,可自己从来没有对强者说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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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月光华 留言时间:2023-11-03 06:01:17

(续完)

而对于现代中国知识群体、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之所以好走极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与现代西方文明比照发现——中华文明无论是“器物”还是制度、文化非常不堪,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耻辱感和迎头赶上的迫切感也是让他们“急就章”式地选择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终南捷径”,这种迫切心理叠加传统中华文明思维基因密码也是造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投奔“新中国”的心理原因,在“南渡北归”的历史关口,这也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知识精英不愿“南渡”而是选择“北归”,并最终由自己的选择酿成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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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月光华 留言时间:2023-11-03 06:00:43

(续)在这种极端思维模式下,浪漫主义情怀成为人们面对现实苦难的逃生出路:桃花源的人生梦想变成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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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月光华 留言时间:2023-11-03 05:59:36

好文!补充一下,中国人最大的思想特征是,感性大于理性,情绪替代是非,判断事物取舍的准绳是亲疏远近、利弊得失的感性功利选择而不是真假对错、正邪善恶的理性思考。这种思维上的肤浅幼稚病历史地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思维基因密码遗传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即便是知识精英,绝大多数人也无法例外。这就是中国人好走极端、非黑即白二极管思维者众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人之所以倡导“中庸哲学”恰好说明中国人都不懂理性中庸的思维方式,不明白理性才是靠近真知真理的思维模式,强调的原因就在于“缺啥不补啥”的现实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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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夫_ 留言时间:2023-11-02 20:39:35

草夫回复真理书

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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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夫_ 留言时间:2023-11-02 20:37:31

草夫回复钟雨

其实,二十世纪不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左倾,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有左倾的倾向。当时欧洲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去苏联有如去朝圣一般:罗素,罗曼罗兰,茨威格,纪德等均如拜谒圣地一样前往苏联。其中有洞悉黑暗者,但也有无视黑暗而为强权讳言者。徐志摩算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异类,他一眼就看穿了所有那些宏大叙事背后的血腥本质。这一点,连胡适也难以与之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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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obfreeman2022 留言时间:2023-11-02 20:09:33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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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化 留言时间:2023-11-02 19:55:59

【知识份子群体常常被比喻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大脑】

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文中把知识分子群体类比于士大夫阶层,基本赞同。没有人指望士大夫阶层会成为民族的良心和大脑。他们只是极权的附庸,吃朝廷饭的。

对中国未来方向的寄托,还是平民化世俗化更好。当每一个个人,而不是某个群体,承载自由的责任,极权将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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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先生 回复 白草 留言时间:2023-11-02 19:48:56

你讲的显然是逻辑混乱。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决不是极权。英国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中共统治才是极权。中共在中国掌控一切,一手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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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skhgd 留言时间:2023-11-02 17:29:23

当年跟着共产党起哄的要民主的民主党派,七十年不得翻身,比在民国时代还要惨。悔不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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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草 留言时间:2023-11-02 16:29:02

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是“第六,功利主义色彩过于严重”,就不可能是“第一,信奉绝对主义”。这两个论断自相矛盾。中庸才是世俗社会的基调。只有上帝才是绝对正确的,在中国上帝根本吃不开。


哈耶克在80年代就在大陆流行开了。四十年之后,估计信徒已经不多了。因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没什么关联。拿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更多的时候是理论的尴尬。极权实际是指西方特有的一神教下的宗教神权,与中国这类千年的世俗政权没什么关系。中国历史上十几次朝代更迭,民众早就习惯做不好推翻下台了。只有西方的教宗,英国皇室才是永世不变的极权。也就是西方人素质差,才能容忍教皇英皇这种明显不符合人人平等理念的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特指文科生慕强而无能为力。在科技发展超过美国的今天,失去崇拜对象是挺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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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理书 留言时间:2023-11-02 15:13:28

草夫的原地:你好!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我们《中国之春》文会杂志希望转载。你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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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雨 回复 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4:11:02

你这个反美小丑,什么事情都和反美联系起来。动不动就说“懂吗?”一幅让人讨厌的嘴脸。

你从来不会写一篇文章,只会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说三道四,连续跟好几条。你就靠跟贴拿钱。无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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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01Beijing 留言时间:2023-11-02 14:06:37

作者自己也是被奴役者,除了重复老掉牙的极右观点,毫无新意。国民党不是给人民自由,而是权势不足,民众不拥护,就像中国右派,一旦有权,比共产党还专制。比如,右派现在对巴勒斯坦人的残忍态度,与联合国格格不入,哪有半点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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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4:04:51

沉甸甸的社会现实往往轻易就成为辩证法的某种否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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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所谓 “社会现实” 是指几十万亿美元烂债的美国现实,还是指战乱不断的中东现实? 还是指当今的独联体,东欧,中南美洲,印度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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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3:54:01

毫无批判性地接受“革命”的概念,把“革命”无条件地神圣化和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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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滴, 应该毫无批判性的接受 “普世价值(观念)”,一种由某些国家使用极其特殊的手段,极其特殊的条件,实现和维持的极其特殊的价值标准,然后偷换概念成为无条件的"普世价值”,然后用以无条件地审判全世界.

然后, 把肉弱强食的原始丛林法则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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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3:40:00

“用不着谋求知识分子的皈依。因为知识分子从来都不皈依,而是永远倒向强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样。因此,给出的理由必须没有加工的痕迹,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鸣,而不是理性的共鸣。真相并不重要,它完全从属于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轻蔑必须针对具体的个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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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3:37:05

第五,批判精神的缺失,人云亦云,以团体划线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由于常常没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个个体作为其思想支撑,所以要么流为乡愿的集合,要么变成偏执狂的同声呼应的团伙。

==========================

长话段说: 如果真是如此, 那是因为,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只有一种声音:[空头自由] [空头价值]的声音!

所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智慧的体现。

知道为什么吗?

非理想世界, 不与特定军事力量,经济基础挂钩的[自由标准],[价值标准] 均属于[空头价值],无异于[空头支票]。

看看那些跟所谓“潮流” 随波逐流的国家就一目了然。(不用举例说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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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3:20:26

中国知识分子过于强调功利性?

=======

如果真是如此,

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功也好,利也罢,都只能局限在自己国家范围内,而非可以不择手段地,满世界索取,功利无所不有, 唯有功利, 然后在自己国家“摆阔”!

“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无永远的朋友”! 谁说的?

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坚信 [好战必亡],而非 [无战必亡] !

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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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3:07:21

记住, 科学分两类:

1) 理想环境条件下的纯理论性真理!使用完全统一的客观条件。

2) 非理想环境条件下的, 应用真理!这种真理中,存在 [环境变量] 懂吗?

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人类世界环境理想吗?

为财富资源,为势力范围的争夺,控制,占有而爆发着疯狂军备竞赛,肉弱强的战争,危机四伏的人类世界环境,理想吗?

将以上两种情况混为一潭,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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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2:59:15

在一个绝非理想的人类世界环境条件下. 丛林法则仍然根深蒂固的世界, 任何一个群体,如果用自己有条件,有手段,而且是极其特殊的手段实现和维持的某种极其特殊的经济代价和巨额债务维持的某种显然属于极其特殊的[价值标准] ,并将这种极其特殊的[价值标准] 偷换概念, 标榜为无条件的所谓[普世价值],然后用以无条件地裁判全世界,本身就属于人类[独裁]之最高体现。

定义: 将一种有条件的价值标准, 标榜为无条件的[价值理念] 然后推销给别的群体, 只能属于一种[空头价值] ! 本质上无异于推销[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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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雨村 留言时间:2023-11-02 12:52:02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1944年就出版了,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国民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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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山 留言时间:2023-11-02 12:43:03

在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以勇敢的道德承载和清醒的思辩觉悟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帮助我们整个民族走出极权制度的奴役之地。

============================

究竟是否奴役之路,只要看看当今的印度,独联体,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中东等就一目了然。

什么叫 “以勇敢的道德承载和清醒的思辩觉悟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 ?

常识1:在一个绝对非理想的人类世界,一个除了危机不危机,无不危机的人类世界, 孤立地强调一个因素 “自由”,不是愚昧,就是别有用心!

常识2:只要肉弱强食的原始丛林法则不在人间彻消失,极权的存在是绝对的. 非极权的存在是相对的. 相对于特定群体,特定手段,特定代价,特定时空的[相对存在]。 换言之,如果某个国家存在相对的[非极权体制],那么,其完全避免可能是建立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实施更大[极权] 基础之上的!

常识3。定律: 丛林世界,消灭局部范围内的"极权“ 将意味着成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唯一超级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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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雨 留言时间:2023-11-02 12:38:25

好文!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国民党选择共产党,原因是两条,一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弊端暴露得比较充分,丧失了民心;二是共产党的美好许诺太诱人,知识分子虽然有少许怀疑,但是基本相信。

国民党在政治宣传上是很失败的。他们本来完全可以用苏联搞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为例,来说明中共如果掌权也会象苏联那样,可是他们没有那样做,把宣传的主动权让给了中共,导致他们自己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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