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回國探親時，偶然從一家書店中購得一本《夏濟安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這本夏志清為其兄長編輯的日記，本為一個心靈為情所困的文人的情感記錄，日記者本人本無意將之公諸於天下，是故，記述頗為私密化。時隔半個多世紀後，翻閱這本日記，有如洞穿他人的心靈深處，看到的是一個敏感的心靈正在顫抖的心扉。

這本私人日記的閱讀，讓我了解到一個生活在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狀態。一開始，這種閱讀似乎頗為滿足了我那與常人無異的對他人隱私的窺視欲。後來，我卻從這種閱讀中無意發現了一種體現在四十年代後期中國知識份子身上的頗堪玩味的政治心態━這種心態過去從未出現在大陸的主流歷史敘述之中。

時為西南聯大講師的夏濟安先生，日記中極少語涉當時的政治生態。偶爾涉及，卻又透露出一種知識分子既想堅持獨立思想，又畏於他人物議的矛盾猶豫的心理信息。譬如，聯大當時出現過由上百名教授聯署的聲援國府在國共相爭中有關東北問題的宣言(即蘇聯應把東北的治權移交給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中國政府，而不是給共黨這個正在顯露出咄咄逼人奪權勢頭的地方勢力)。夏濟安先生雖然認同這些教授的觀點，並且鄙視那些明知此事有理，卻又置身事外的教授，包括他自己的友人卞之琳先生。他寫道：“嗚呼，國將不國，若輩自鳴清高，寧誤大局而不稍捐私見，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當談到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釗，雷海宗等組織的聲援國府的遊行時，他詳述了自己的矛盾心態：“我沒有去開會，可是遊行過靛花巷的時候，我站在門外看，卻沒有勇氣參加。我曾經說過要去參加，臨時卻又畏縮了。到底怕什麼呢？就是怕‘清議’。。。愛惜羽毛的人，雖然很贊成這件事，可是沒有勇氣站出來。。。”他之所以喪失表達自己觀點的勇氣，是因為當時左翼分子的一個謠言。“謠傳發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維藩等曾領到三百萬賞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問；若無此事，則左派分子造謠手段之惡劣，實在可怕。他們就想盡辦法，使人不敢愛國，以便遂其覆亡中國之陰謀。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謠中傷的真心愛國人。”

彼時的中國，正處於國共相爭，天下遽變的前夜。中國共產黨憑藉其在抗戰期間蓄養的軍事實力，藉助蘇聯的援助，強勢地全面出擊。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中國左翼知識分子集團，則配合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了一場全面的宣傳戰役。一般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則有如古代的士族集團，厭倦於一個弊端顯露的舊式權力集團，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這個新興的權力集團身上。甚至連過去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雖然明知兩個政權的更替有可能是以惡易惡，甚至是以一個更為邪惡的來取代一個更少邪惡的集團，可照樣違心地助紂為虐，直接或間接的幫助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儲安平可以用來作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例子。如儲安平曾在重慶《客觀》周刊1945年第四期發表一組評論，評論中最為後人激賞的見解如下：“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可是，這種清醒的歷史洞見並未轉化成理智的政治選擇。儲安平和許多其它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後來拋棄了國民黨這個在“自由”議題上還容許他人與之商榷的權力集團，而選擇了共產黨這個在“自由”議題上不容他人置喙的絕對獨裁團體，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或者說“推手”。

頗為弔詭的是，利用國統區施行的出版自由，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在輿論領域為推翻國府與共黨在軍事領域協同作戰。除了少數真正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如胡適等之外，大量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左翼知識分子集團結盟，主導了對“自由”“民主”“進步”等等話語的闡述權，也獨攬了對“腐敗”“獨裁”“落後”等等話語的裁決權。中國共產黨被描述成熱愛“自由”“民主”“進步”的新興力量，而國民黨則被描述成“腐敗”“獨裁”“落後”的力量。這種輿論形成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不但讓國民黨的報刊疲於應付，而且震攝住了幾乎大部分知識分子，即沉默的大多數。讓他們即使心裡產生不同的看法，在這種輿論的壓力下，如上文所提到的夏濟安先生那樣，畏於“清議,”也不敢表達出來。

這種明知其非卻不敢責其所非，明知其險卻寧願涉險的行為，因為太有悖於人類，尤其是知識分子信奉的理性選擇模式，所以不但讓那些早期迷於局中但晚年翻然悔悟者心感糾結，而且也讓我們這些後來的歷史閱讀者充滿了迷惑：為什麼清醒的歷史洞見並未轉化成理智的政治選擇？

對惡的選擇，要麼是因為認同惡，譬如魔鬼；要麼是認為惡能帶來更大的善，為了求得更大的善不得不藉助於惡的手段，譬如那個被魔鬼靡菲斯特誘惑的浮士德。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甘願與共產黨為伍，就是因為他們為後者許諾的天國所誘惑━理性在這種誘惑面前失去了它本應有的洞察力。

知識分子並非完全不懂所謂許諾的天堂里可能隱藏的危險。如上文中提到的儲安平的例子。既然如此，為何中國知識分子━相當程度上作為一個群體━還幫助一個本質上更為邪惡的團體為淵驅魚，裹挾着全體國民進入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度，這真是一個沉重的千古詰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中試圖來解答這一疑問。他認為把人類導向奴役之路的，往往是那些知識分子所信奉的外表上看似光鮮漂亮的觀念，如平等，組織，計劃，集體主義，控制等等。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形成的經濟制度，往往最後會蛻變成一種以極權為特徵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通過對個人自由的剝奪，把人類社會帶人萬劫不復的奴役之地。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引用荷爾德林的名言━“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來一針見血地揭示這種人類的迷途。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省他們年輕時為何會誤入這一歧途。其實，中國知識分子並不希望看到後來的那種極權政府，從動機上，他們希望中國能成為一個更加民主，人民有更多自由的國家。可是，我們也不能完全用上當受騙這種解釋模式來解釋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歷史轉型時的抉擇。因為，畢竟他們是在進行了比較和權衡之後才作出這種抉擇的，儲安平的例子就說明了這一點,雖然，相對於他們的價值訴求來說，這是一個相當矛盾和反常的選擇。這樣的一種異乎常理的歷史現象，似乎只能從當事者的某種偏執的思辯取向中才能找到某種解釋。這種偏執的思辯取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信奉絕對主義，好走極端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人們通常認為中庸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其實這種判斷並不準確。中國文化中浸透着一種價值的絕對主義。我們常常把門戶之見當作劃分敵友的根據，我們的政治哲學中充滿了非白即黑的是非觀。這種門戶之見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觀讓我們成為政治博弈中嗜血的角鬥士，由於它們的影響，我們從未學會在妥協中把一種對抗的遊戲變成一種導致雙贏的合作的遊戲。一旦我們的門戶之見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觀不見容於對方，我們寧願選擇不計代價的破局，選擇推倒一切的重起爐灶，也不願選擇互存互容的和局。中國文人的名節觀更是助長了這種虛矯的習氣。這種虛矯的習氣最後往往以大善的名義把我們帶入大惡，就如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各個知識份子團體所展示的那樣：寧願棄絕一個雖然充滿缺陷但尚能相容的政權，而去擁抱一個更為邪惡的政權。

第二，政治上的浪漫主義，相信浪漫的設計和構想，不願面對現實，在政治上缺乏現實主義精神；在政治上最忌諱的就是讓浪漫主義來主導具體的議題。政治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藝術。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提到極權主義者往往以社會的整體設計作為誘餌，來吸引追隨者。不少其他西方學者也注意到極權主義的理論，如納粹理論與德國哲學傳統中的浪漫主義的相關聯繫。在這些理論中，社會生活的多樣性以及人類訴求的複雜性往往被貼上一種不合理或不正常的標籤。他們往往追求一種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標。在追求這種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標時，現實世界的多樣性以及人類訴求的複雜性是可以犧牲甚至是必須犧牲的東西。而英美的經驗主義傳統則強調在社會互動中尊重多樣性以及複雜性對於人類社會進步，尤其對於改善社會互動規則的重要性。政治上的浪漫主義則往往具有輕視現實，甚至蔑視人道主義的傾向。它所慣用的說教就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我們可以不要太在意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個體生命的損失，個體自由的受限，以及個體權利的剝奪。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有不少信奉這類說教的政治上的浪漫主義者。這種政治上的浪漫主義經常讓中國知識分子在作價值判斷和價值取捨時背離現實，不容忍在一種社會改良過程中出現的過錯，卻心安理得地縱容那些以理想的名義犯下的大奸大惡。

第三，保守主義傳統的缺失；保守主義在中國的現代語境中永遠是貶義詞，是守舊和抱殘守缺的代名詞，是政治派別中落伍者的標籤。其實，真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應該是一種成熟和穩健的價值理念，是與浮噪和激進的政治和文化選擇相抗衡的理性訴求，是一種在面對社會轉型時對價值揚棄和重建進行評估所持的審慎態度。保守主義的價值在於它能提醒人們不要輕信那種認為形式的變化必然帶來內容的實質變化的許諾，並且，它教會人們不能無條件地放棄理性質疑的權利，無論面對的是多麼動聽的言辭。保守主義對評估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人類社會自由發展的潛在影響常常懷有一種歷史的責任感，尤其是這種變化觸動到社會結構的最基本的要素━產權結構時，保守主義表現出與經典的自由主義的一致性：即認為私有產權是所有自由社會存在的基礎。保守主義認為，一旦過於激進的社會變革毀壞了私有產權這種結構基礎，這種變革必定無助於一個自由社會的建立；反之，它必定把人類社會導向奴役之地。因之，我們應該極力避免步入這樣的歧途，在政治，經濟，社會倫理方面堅守那些構成自由社會的基本價值。

中國的知識份子缺乏的就是這種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他們太容易為激進的，革命式的社會轉型的口號所蠱惑，毫無批判性地接受“革命”的概念，把“革命”無條件地神聖化和合理化，尤其是對那些涉及到重塑產權結構的革命。他們認為革命是通向歷史進步的唯一途徑，卻不善於去對革命將帶來的現有價值體系的破壞與重建進行審慎的全面評估。由於中國的知識份子經常放棄自己最為重要的理性質疑的權利，在面對錯綜複雜的歷史局面時，缺乏在歷史選擇時的審慎明辨，以及對基本價值體系的執着和堅守，所以，在面臨重大的歷史抉擇時，他們往往受制於那些利用革命的口號來攫取權力的野心家，而有意或無意中忽視在此類社會轉型中價值體系破壞性的重建過程中對個體自由的損害，以及這種損害所帶來的長期的社會效果━如中國現代史所展示的那樣，一個以解放人類為號召的革命轉瞬之間即蛻變為驅使人類全面奴役化的噩夢。

第四，缺乏常識，貶低蔑視常識，喜歡用詭辯來混淆是非；中國是一個缺乏形式邏輯傳統的國度。可是，我們卻有一種善用詭辯來混淆是非，推諉卸責的習慣。我們在語詞方面對對立兩極範疇，如對錯，好壞，善惡，強弱等等常常隨意置換，而且不對這種觀念的變換在經驗基礎上加以必要的限定。我們常常過於強調變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極少認真而負責任地去思考變化所需要的現實條件。在很多我們缺乏常識的領域，我們喜歡用所謂的辯證法來掩飾我們的無知。更為危險的是，我們往往把這種觀念的隨意性，衝突的必要性，應用到社會現實中來，最後使得我們的政治實踐不旦偏離現實，而且偏離常識。在這樣的思維習慣中，沉甸甸的社會現實往往輕易就成為辯證法的某種否定項。這種思維慣性不但使個體的自由，而且也使一個又一個的社會群體的自由成為它的否定對象。直到最後，當中國的知識分子成為這種思維的最大受害群體之一━按這種思維的術語，被揚棄之後━這樣的思維鋒刃才讓它的玩弄者痛徹骨髓地體會到它血淋淋的殘酷性。

第五，批判精神的缺失，人云亦云，以團體劃線作為是非判斷的標準；中國知識分子作為整體，由於常常沒有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單個個體作為其思想支撐，所以要麼流為鄉愿的集合，要麼變成偏執狂的同聲呼應的團伙。特立獨行，在中國常常被看作是一種異類的特徵。我們的傳統價值體系中充滿了約束個體思維和行動自由的規範和教條，這種價值取向後來進一步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強化。在所謂“集體”，“組織”等等概念的嚴格規範下，個體很輕易地就被非人格化，成為一個完全沒有自我，只會服從他者的機械零件。我們不但完全放棄自己思維的獨立性，而且認為保留自我是一種罪過，只有服從才是一種美德。結果，中國知識分子不但喪失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價值選擇方面也失去基本的判斷力，就像他們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此外，中國知識分子對群體認同還表現出過多的依賴性。從來沒有形成一種覺醒的社會主體意識。換句話說，他們在社會角色上沒有獨立的擔當。不像那些西方的獨立知識分子，能經常為社會議題，提供具有真知灼見的批判性的思路。極權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澤東曾用極為輕蔑的口氣把他們比喻為依附在其他社會主體這張皮上的毛髮。在一定程度上，這不是一種比喻，而可看作是一種寫實。由於我們在精神上沒有獨立的意識，在社會角色上就成為可有可無的一個群體。特別是在社會面臨着一種極端對立分化的二元選擇時，我們就不可能盡到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在兩種極端的選擇之外提供一種超越左右的選擇方案作為有益的參照和平衡。

第六，功利主義色彩過於嚴重；中國知識分子過於強調功利性。在無原則地追求功利的目標時，我們可以完全無視手段和目的的分裂，用不擇手段的方式來追求那些貌似合理的目的。其實，在追求社會目標時，目的和手段很難機械地分割開來。諸如自由，平等等等社會目標，不可能以非自由，非平等的手段來企及，因為非正義的手段，是不可能讓我們達到正義的社會目的的。可是，中國知識分子卻信奉只要目的合理，無論採用何種手段都具有天然合理性的信條。這種信條具有非常危險的誤導作用，它可能使一種社會變革的過程，即使它的目的是正當的，它的過程卻缺乏正義，因而最終反而使我們離自己的目的越行越遠。這一點，中國近代史給予了最好的注釋━我們曾經經常聽到的許諾是全人類的自由解放，可是，我們同時還被灌輸，只有剝奪一部分人的自由，才能獲得這種全人類的自由解放。極端的功利主義的蒙蔽就竟然能夠讓我們接受這樣的思維混亂。此外，由於極端功利主義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只關注結果，忽略過程，輕視建立合理的規則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作用。譬如，中國知識分子最為服膺那種以均貧富為號召的社會理想。可是，這種均貧富的社會理想過於注重結果的平等，為實現這種平等的結果，每一個個體被強制性地固化在社會設定的基準上，因而，個體向上提升的自由就被堂而皇之被剝奪了。而一個自由的社會，卻離不開機會的平等，因為只有平等的機會才能為個體的自由發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對於目的的過於功利主義的態度，以及對過程的正義性的忽略，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作出反常選擇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提到的數點，可看作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偏執的思辯取向的典型特徵。正是這些思辯取向上的錯誤，使得我們明明看到某種美好承諾中所隱藏的危險，依然呼朋引類貿然前行，最後墜入被奴役的深淵，鑄成歷史性的大錯。

知識份子群體常常被比喻為一個民族的良心和大腦，這種比喻也意味着，對於一個民族錯誤的歷史選擇所帶來的巨大災難，他們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和思辯不察上的責任。雖然中國知識分子也是這一歷史悲劇的主要受害群體之一，可是，這一點並不能免除他們應該承擔的促成這一歷史悲劇的道義責任和思辯責任。他們唯一的救恕之道，就是徹底改變自己偏執的思辯取向，在將來的歷史進程中，以勇敢的道德承載和清醒的思辯覺悟去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幫助我們整個民族走出極權制度的奴役之地。

成文於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