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的十周年時，我曾以筆名“何嘯”寫過一首題為“文革十年祭”的詩。詩的開首如下：

　　流着血
　　走過比死亡更陰冷的荒漠
　　我們痛苦地回首
　　那埋葬一個民族整整十年的空曠
　　祭奠的鐘鈸
　　已不再敲響
　　魂幡
　　在痛苦的心靈中依稀飄揚……

　　當時是有感於一場剛剛過去不久的大浩劫竟然如此徹底地被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這種感覺再次浮現，時間卻已過去廿載。

　　文革於我的記憶，與下述幾件親身經歷的事件密切相關：

　　第一件事發生在文革剛開始不久的一個陰冷的冬日。我們有家鄰居，女主人是一個工廠的女工。那天，她被人活活打死後，被抬回家並被停置於廳堂中。她的頭部被遮蓋，小腿卻裸露在外，上面全是淤血的紫痕。那年，我十歲，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目睹一具被殘忍地剝奪了生命的軀體。周圍，奇怪地竟然聽不到一聲哭泣。圍觀的人都象默片中的演員，默默地聚攏，佇立，然後散去。當時我太小，不知道人們為何要加害於她。她不過一介平民。也許是因為出身不好，或曾得罪過他人。人們加害於她，所恃仗的是一種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正當性，就象人們假道德之名去加害耶穌身旁的那個可憐的風塵女子。

　　第二件事發生在數年後，我因母親早故，父親又被關進牛棚，只好與下放在一家農場的大哥相依為命。那家農場以種植茶葉為主。農場員工中，有不少來自江浙一帶，屬於那種沒有當地戶口，出外打工尋求活路的“盲流”。一天，這些人突然被悉數關進一大倉庫中，此後的連續數夜，庫房中就不絕地傳來悽厲的慘叫聲。很久以後，這種拷問才終止，放出來的員工又象以前一樣，與那些施暴者一起在茶園中勞作。我驚怵於當時的恐懼，更是不解其中的緣故。何以平時相處不錯的人們，一夜之間，竟然分化成施暴者與受害者。多年後，當我在閱讀社會學文獻時，我才意識到，這只不過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制度性歧視的典型案例。

　　第三件事發生在文革末期，那時，我已是一名高中生，表面上循規蹈矩，骨子裡已是一個冷眼相對的反叛者。一天，全校學生被召集去觀看公審判決幾位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的政治犯。我清楚地記得，在公審過程中，這幾個政治犯掙扎着試圖呼喊口號，執法人員立即用布塊堵住他們的口腔。布塊是用一根鐵棒強行塞人的。這幾位政治犯原是鄰校的中學老師，因為秘密結社，有組織有綱領地反對毛澤東和文革，被判以死刑。宣判後被立即押赴刑場。許多年以後，每當回憶起這一往事，我總感覺到難以呼吸。就仿佛塞入那些老師口腔中的布塊，仍然堵在我的口腔之中。

　　我原以為這些事件是局部，地區性的。多年後，當重重黑幕被揭開之後，我才意識到，這是全國性的。我所看到的，不過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浩劫中的幾個縮影。

　　當我的女鄰居被人活活打死時，京畿之側的北京大興縣正在發生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屠殺。３２５人由於出身而被害，其中包括剛出生３８天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湖南地區也發生了集體性的大屠殺，其中以道縣為最，４１９３人被殺。還有廣西大屠殺，上十萬人被害，內蒙古針對所謂內蒙古內人黨的大屠殺，一萬六千多人被害……當我目睹幾位可敬的老師被虐殺，林昭，張志新，王申酉……等人也正被綁赴刑場。其中，張志新是先被按在磚地上，由醫務人員在無麻醉的狀況下切斷喉管，用膠布遮蓋住，再綁赴刑場的。多麼恐怖的虐殺，它遠遠超出了現代人的想象力。

　　今年是文革這場浩劫降臨人間的第四十年祭。象過去一樣，除了少許幾個文革研究者在海外發出的微弱之音，國內的應者更是寥寥。作為民族，無論是受害者或是加害者，都完全失聲。如此徹底地讓一場彌天罪惡毀聲滅跡，在人類歷史上僅見於現代的中國。這一要歸功於掌權者的高明駕馭鉗制技巧，二還要歸因為這個民族健忘的性格。說到底，這是一種心理學上所描述過的選擇性的集體記憶或集體失憶現象。

　　記得看過不少二戰後德國人的訪談錄。很多戰後出生的年青一代德國人常常驚異於他們父輩在戰時的行為。他們關於父輩在戰時行為的提問，往往會帶來家庭內尷尬的沉默。在德國，加害者與受害者具有明顯的界限。雖然也有少數德意志日爾曼人因為思想信仰而獲罪，但大多數受害者卻為視為異類的猶太人。受害者在戰後永不放棄的追究成為德國人集體記憶的基礎。加害者為遺忘會感覺有罪，更惶論為過去的罪行翻案。那在德國是犯罪，是要吃官司的。

　　中國的情形則不然。除少數人之外，許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卷人文革這一歷史事件。在這些人中間，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明確。有些人在此時此地是受害者。但在彼時彼地卻又可能是加害者中的一份子，或同謀。這也許是解釋為什麼除官方極力諱言文革之外，民間也有意識地從記憶中抹去文革的原因之一。

　　對一個歷史事件的選擇性的記憶往往由記憶主體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遭際所主導。受害者往往難以忘卻他們所受的苦難，而加害者卻總是試圖擺脫帶有恥辱標記的記憶。如果記憶主體兼有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份，選擇性的記憶往往會由一種歷史事件的主觀重構所左右。這一點，正由近來越來越活躍的“人民文革”正名運動所證實。目前，越來越多的人――他們大多數是文革的參與者，儘管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試圖通過把文革區分為“毛氏文革”與“人民文革”來合理化文革中的部分行為。他們這樣做，表面上似乎是為了挖掘文革中的合理性因素，客觀上卻把針對文革的歷史理性批判誤導進歧途之中。這種誤導不但弱化了那些參與者作為加害者的身份，而且通過篩選歷史從而阻斷了對歷史真相的進一步發掘，同時也把一場嚴肅的歷史反省變成了鬧劇式的口舌之爭。

　　“人民文革”，按照時下的定義，是那個與毛氏文革不同的另類文革，這個文革由所謂的造反派作為主角。在掀倒以劉少奇為核心的技術型官僚體系方面，它與毛氏文革目標一致。但“人民文革”的倡導者爭辯，毛氏文革倒劉旨在翦除僭位者，而“人民文革”倒劉則是群眾――即所謂的造反派――趁亂造反去爭取自己的利益，意圖改善現行的制度。不過，無論“人民文革”的倡導者怎樣爭辯，他們卻無法否認這一事實，“人民文革”只不過是毛氏文革的一個附庸――它決沒挑戰過絲毫毛澤東這個極權體制中最為邪惡的神主。此外，它具有同樣暴虐的特質。這一點，就連“人民文革”的倡導者自己有時候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承認。在一篇題為“四十年後看‘十年’――魯禮安的文革史”中，作者寫道“當然，‘造反派’也並非清白無瑕，某些組織、某些個人參與迫害，對打人甚至打死人有不容推卸的責任。”

　　“人民文革”訴諸群體暴力來反抗批判國家的官僚體系，跟毛氏反抗那個他所難以駕馭的國家機器，是殊途而同歸的，都是要以一種以完全意識形態驅動型的官僚體系來取代那個雖然也是缺陷重重，但還在常識意義上注重民生的技術型官僚體系。那個取而代之的完全由意識形態驅動型的官僚體系在意識形態上許諾平等，在實踐中卻充滿了最為血腥的氣味。並且，在一套新的名辭下，完全複製了充滿奴役性質的最為黑暗的封建專制制度。

　　反之，“人民文革”的訴求與現代的民主政治則毫無共同之處。

　　“人民文革”與現代的民主政治是形似而實質完全不同的兩樣東西：（１）現代的民主政治是兼容性的，任何社會群體都能平等地參與其中。而“人民文革”是排它性的，它把所謂的意識形態的異端排斥在社會的正常活動之外；（２）現代的民主政治是反對暴力的，它強調通過協商來解決各種利益集團的矛盾。而“人民文革”是崇尚暴力的，象毛氏文革一樣，它對任何矛盾都訴諸暴力來解決；（３）現代的民主政治是完全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它強調程序的中立與公正。而“人民文革”則象毛氏文革一樣蔑視法治，根本無視解決社會問題的正常程序。

　　“人民文革”不是自外於極權體制的，甚至不是這個體制中理智穩健的分支。它具有許多毛氏文革的狂熱因子。對於那些毛氏文革的攻擊對象，即所謂的走資派；對於那些膽敢質疑現政權的自由知識分子；對於弱勢群體，那些體制的異端，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同樣是兇殘的施害者。他們同樣服膺那種把人區分為不同階級的意識形態，迷醉於暴力手段，決不認同通過協商來達成妥協的現代社會的政治遊戲規則。“人民文革”與毛氏文革毫無本質上的區別。且不論他們所使用的政治術語都完全相似，他們之間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也是相同的。“人民文革”後來之所以為毛氏文革所不容，不過是因為前者的使用價值已經耗盡，且又有礙於後者的步調布局，所以見棄於後者。類似的故事在文革中經常發生。如蒯大富，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演繹過類似的故事：先是助紂為虐，後來卻為暴紂所棄。

　　中國社會若想走上民主法治之途，“人民文革”毫無借鑑之處。若想從“人民文革”中孕育出現代公民社會的因子，無非是緣木求魚。

　　也許有人會說，許多“人民文革”的倡導者――雖然他們最初也是文革的參與者――但後來都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文革的對立面，有些人甚至成為文革後民主的最早啟蒙者。我無意貶低文革期間異見者發出的呼喊所具有的啟蒙意義。然而，如果這些異見者的聲音，鋒芒所指，都與毛氏相同，而不是毛氏本身，這種意義就得大打折扣。而那些把鋒芒指向毛氏與極權制度的異見者，他們的訴求，決不是“人民文革”可以涵蓋的。給他們貼上這樣的標籤，是對他們的羞辱而不是加冕。那些被血腥鎮壓所堵塞的呼喊，要的不是“人民的文革”，要的是與文革毫不相干的民主與自由。

　　謹以此，祭奠那些在文革中無故被害的亡靈；亦以此警示國人。請記住，一樁被修辭美化了的罪惡依然還是罪惡，甚至是更壞的罪惡，因為它不但會再次傷害那些過去的受害者，還有可能傷及來者。如果一場新的文革再現，不管它打着怎樣的招牌，它都會與極權統治再次結盟，使邪惡的意識形態沉碴泛起，無數的中國人又將淪為它的犧牲品：企業家與商人首先將在劫難逃，因為文革的核心價值所體現的對逐利者的憎惡；知識分子亦會再下地獄，因為文革所表現的對自由思想的敵視；農民工將會再次趕回農村，因為文革所維護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以及它對人身自由的禁錮；每個普通的中國人都將重墜困頓，因為文革對民生的漠視……請問問國人，誰還想在中國的土地上再看到一次這樣的文革？

成文於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