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的十周年时，我曾以笔名“何啸”写过一首题为“文革十年祭”的诗。诗的开首如下： 流着血
走过比死亡更阴冷的荒漠
我们痛苦地回首
那埋葬一个民族整整十年的空旷
祭奠的钟钹
已不再敲响
魂幡
在痛苦的心灵中依稀飘扬…… 当时是有感于一场刚刚过去不久的大浩劫竟然如此彻底地被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种感觉再次浮现，时间却已过去廿载。 文革于我的记忆，与下述几件亲身经历的事件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发生在文革刚开始不久的一个阴冷的冬日。我们有家邻居，女主人是一个工厂的女工。那天，她被人活活打死后，被抬回家并被停置于厅堂中。她的头部被遮盖，小腿却裸露在外，上面全是淤血的紫痕。那年，我十岁，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目睹一具被残忍地剥夺了生命的躯体。周围，奇怪地竟然听不到一声哭泣。围观的人都象默片中的演员，默默地聚拢，伫立，然后散去。当时我太小，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加害于她。她不过一介平民。也许是因为出身不好，或曾得罪过他人。人们加害于她，所恃仗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正当性，就象人们假道德之名去加害耶稣身旁的那个可怜的风尘女子。 第二件事发生在数年后，我因母亲早故，父亲又被关进牛棚，只好与下放在一家农场的大哥相依为命。那家农场以种植茶叶为主。农场员工中，有不少来自江浙一带，属于那种没有当地户口，出外打工寻求活路的“盲流”。一天，这些人突然被悉数关进一大仓库中，此后的连续数夜，库房中就不绝地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很久以后，这种拷问才终止，放出来的员工又象以前一样，与那些施暴者一起在茶园中劳作。我惊怵于当时的恐惧，更是不解其中的缘故。何以平时相处不错的人们，一夜之间，竟然分化成施暴者与受害者。多年后，当我在阅读社会学文献时，我才意识到，这只不过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性歧视的典型案例。 第三件事发生在文革末期，那时，我已是一名高中生，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已是一个冷眼相对的反叛者。一天，全校学生被召集去观看公审判决几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犯。我清楚地记得，在公审过程中，这几个政治犯挣扎着试图呼喊口号，执法人员立即用布块堵住他们的口腔。布块是用一根铁棒强行塞人的。这几位政治犯原是邻校的中学老师，因为秘密结社，有组织有纲领地反对毛泽东和文革，被判以死刑。宣判后被立即押赴刑场。许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这一往事，我总感觉到难以呼吸。就仿佛塞入那些老师口腔中的布块，仍然堵在我的口腔之中。 我原以为这些事件是局部，地区性的。多年后，当重重黑幕被揭开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全国性的。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浩劫中的几个缩影。 当我的女邻居被人活活打死时，京畿之侧的北京大兴县正在发生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３２５人由于出身而被害，其中包括刚出生３８天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湖南地区也发生了集体性的大屠杀，其中以道县为最，４１９３人被杀。还有广西大屠杀，上十万人被害，内蒙古针对所谓内蒙古内人党的大屠杀，一万六千多人被害……当我目睹几位可敬的老师被虐杀，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人也正被绑赴刑场。其中，张志新是先被按在砖地上，由医务人员在无麻醉的状况下切断喉管，用胶布遮盖住，再绑赴刑场的。多么恐怖的虐杀，它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力。 今年是文革这场浩劫降临人间的第四十年祭。象过去一样，除了少许几个文革研究者在海外发出的微弱之音，国内的应者更是寥寥。作为民族，无论是受害者或是加害者，都完全失声。如此彻底地让一场弥天罪恶毁声灭迹，在人类历史上仅见于现代的中国。这一要归功于掌权者的高明驾驭钳制技巧，二还要归因为这个民族健忘的性格。说到底，这是一种心理学上所描述过的选择性的集体记忆或集体失忆现象。 记得看过不少二战后德国人的访谈录。很多战后出生的年青一代德国人常常惊异于他们父辈在战时的行为。他们关于父辈在战时行为的提问，往往会带来家庭内尴尬的沉默。在德国，加害者与受害者具有明显的界限。虽然也有少数德意志日尔曼人因为思想信仰而获罪，但大多数受害者却为视为异类的犹太人。受害者在战后永不放弃的追究成为德国人集体记忆的基础。加害者为遗忘会感觉有罪，更惶论为过去的罪行翻案。那在德国是犯罪，是要吃官司的。 中国的情形则不然。除少数人之外，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卷人文革这一历史事件。在这些人中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有些人在此时此地是受害者。但在彼时彼地却又可能是加害者中的一份子，或同谋。这也许是解释为什么除官方极力讳言文革之外，民间也有意识地从记忆中抹去文革的原因之一。 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选择性的记忆往往由记忆主体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遭际所主导。受害者往往难以忘却他们所受的苦难，而加害者却总是试图摆脱带有耻辱标记的记忆。如果记忆主体兼有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选择性的记忆往往会由一种历史事件的主观重构所左右。这一点，正由近来越来越活跃的“人民文革”正名运动所证实。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文革的参与者，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试图通过把文革区分为“毛氏文革”与“人民文革”来合理化文革中的部分行为。他们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挖掘文革中的合理性因素，客观上却把针对文革的历史理性批判误导进歧途之中。这种误导不但弱化了那些参与者作为加害者的身份，而且通过筛选历史从而阻断了对历史真相的进一步发掘，同时也把一场严肃的历史反省变成了闹剧式的口舌之争。 “人民文革”，按照时下的定义，是那个与毛氏文革不同的另类文革，这个文革由所谓的造反派作为主角。在掀倒以刘少奇为核心的技术型官僚体系方面，它与毛氏文革目标一致。但“人民文革”的倡导者争辩，毛氏文革倒刘旨在翦除僭位者，而“人民文革”倒刘则是群众――即所谓的造反派――趁乱造反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意图改善现行的制度。不过，无论“人民文革”的倡导者怎样争辩，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一事实，“人民文革”只不过是毛氏文革的一个附庸――它决没挑战过丝毫毛泽东这个极权体制中最为邪恶的神主。此外，它具有同样暴虐的特质。这一点，就连“人民文革”的倡导者自己有时候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承认。在一篇题为“四十年后看‘十年’――鲁礼安的文革史”中，作者写道“当然，‘造反派’也并非清白无瑕，某些组织、某些个人参与迫害，对打人甚至打死人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人民文革”诉诸群体暴力来反抗批判国家的官僚体系，跟毛氏反抗那个他所难以驾驭的国家机器，是殊途而同归的，都是要以一种以完全意识形态驱动型的官僚体系来取代那个虽然也是缺陷重重，但还在常识意义上注重民生的技术型官僚体系。那个取而代之的完全由意识形态驱动型的官僚体系在意识形态上许诺平等，在实践中却充满了最为血腥的气味。并且，在一套新的名辞下，完全复制了充满奴役性质的最为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 反之，“人民文革”的诉求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则毫无共同之处。 “人民文革”与现代的民主政治是形似而实质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１）现代的民主政治是兼容性的，任何社会群体都能平等地参与其中。而“人民文革”是排它性的，它把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异端排斥在社会的正常活动之外；（２）现代的民主政治是反对暴力的，它强调通过协商来解决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而“人民文革”是崇尚暴力的，象毛氏文革一样，它对任何矛盾都诉诸暴力来解决；（３）现代的民主政治是完全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它强调程序的中立与公正。而“人民文革”则象毛氏文革一样蔑视法治，根本无视解决社会问题的正常程序。 “人民文革”不是自外于极权体制的，甚至不是这个体制中理智稳健的分支。它具有许多毛氏文革的狂热因子。对于那些毛氏文革的攻击对象，即所谓的走资派；对于那些胆敢质疑现政权的自由知识分子；对于弱势群体，那些体制的异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同样是凶残的施害者。他们同样服膺那种把人区分为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迷醉于暴力手段，决不认同通过协商来达成妥协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人民文革”与毛氏文革毫无本质上的区别。且不论他们所使用的政治术语都完全相似，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也是相同的。“人民文革”后来之所以为毛氏文革所不容，不过是因为前者的使用价值已经耗尽，且又有碍于后者的步调布局，所以见弃于后者。类似的故事在文革中经常发生。如蒯大富，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演绎过类似的故事：先是助纣为虐，后来却为暴纣所弃。 中国社会若想走上民主法治之途，“人民文革”毫无借鉴之处。若想从“人民文革”中孕育出现代公民社会的因子，无非是缘木求鱼。 也许有人会说，许多“人民文革”的倡导者――虽然他们最初也是文革的参与者――但后来都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文革的对立面，有些人甚至成为文革后民主的最早启蒙者。我无意贬低文革期间异见者发出的呼喊所具有的启蒙意义。然而，如果这些异见者的声音，锋芒所指，都与毛氏相同，而不是毛氏本身，这种意义就得大打折扣。而那些把锋芒指向毛氏与极权制度的异见者，他们的诉求，决不是“人民文革”可以涵盖的。给他们贴上这样的标签，是对他们的羞辱而不是加冕。那些被血腥镇压所堵塞的呼喊，要的不是“人民的文革”，要的是与文革毫不相干的民主与自由。 谨以此，祭奠那些在文革中无故被害的亡灵；亦以此警示国人。请记住，一桩被修辞美化了的罪恶依然还是罪恶，甚至是更坏的罪恶，因为它不但会再次伤害那些过去的受害者，还有可能伤及来者。如果一场新的文革再现，不管它打着怎样的招牌，它都会与极权统治再次结盟，使邪恶的意识形态沉碴泛起，无数的中国人又将沦为它的牺牲品：企业家与商人首先将在劫难逃，因为文革的核心价值所体现的对逐利者的憎恶；知识分子亦会再下地狱，因为文革所表现的对自由思想的敌视；农民工将会再次赶回农村，因为文革所维护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它对人身自由的禁锢；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将重坠困顿，因为文革对民生的漠视……请问问国人，谁还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再看到一次这样的文革？ 成文于200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