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新中國建立後的五十年代是蠻幹快上的年代，六十年代是瘋狂鬥爭的年代，七十年代是徘徊逡巡的年代的話，那麼八十年代可以說是一個理想主義的黃金年代。走出混亂的人們在走出混亂的黨的帶領下，滿懷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展望和對＂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的憧憬，努力地把國家從過去的強而不富、外強中乾的局面，建設成更強大更富足的新新社會，而這一社會想當然地被大家理解成為人民應該更加當家作主的社會，這一想法一直延續到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理想主義的八十年代嘎然結束，換成了低頭不語、埋頭賺錢的九十、一零年代。
長大成人回想起來，俺還是十分自豪能有機會生長在神聖的八十年代的校園裡，接受着五講四美（最初沒有＂三熱愛＂）的正統教育的。當時覺得很假，很肉麻，可回想起來與現在時下各種商業媒體、官僚機構和明公實私的學校的口是心非相比，當時的宣傳教育者，從老師到官員多數都象嬰兒一般純潔，象基督一樣神聖，讓我相信那些從他們嘴裡說出的：無私、愛國、奉獻的詞彙是發自內心的，是真誠的，甚至他們過分的教條和迭迭不休的嘮叨，現在回想起來都透着單純的可愛，讓俺知道人類的某種崇高理想，在當時多數的成年人眼裡是客觀存在過的，直到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
不過話又說回來，俺當時在八十年代的校園裡是一點都沒感覺到神聖，而對所有的教育，無論是來自學校、官方還是家庭，都通通排斥和反感，屬於非主流人群意識（直到現在）。俺的第一本精神啟蒙讀物是＜說唐＞，一本先講瓦崗寨造反後講扶保明主滅隋興唐的小說，再就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儘是江湖義氣、扯旗造反的東西。所以，俺當時崇尚的是玩事不恭和哥們義氣，寧肯跑去結交一些街頭混混兒和頑主，也不屑和主流人群發生太多接觸，覺得別人都很假、大、空、乖，自己小小年紀卻是很特立獨行、自由散漫和與眾不同。
直到１９８９年春的某一天，校外新聞傳來上海某某經濟導報被某領導查封了，說是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惹得很多成年人議論紛紛。俺那時還是懵懂少年，只對地攤小報感興趣，哪裡聽說過什麼某某經濟導報？只是覺得這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太刺耳。俺天生就是自由散漫，為此老是受老師批評，可俺反駁只要俺沒違法，＂自由＂有什麼錯麼？而＂資產階級＂這個詞就是更有意思了，記得當年老鄧被打倒的時候，給他和同黨們的帽子就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怎麼＂走資派＂自己掌了權還嫌自己的帽子太沉，要甩給別人呢？看來這＂資產階級＂不是什麼好詞，象＂臭流氓＂、＂二百五＂、＂二依子＂等的街頭詞彙一樣，可以作為炮轟對立面的武器。不過論俺家解放前的出身，一邊是想當＂資產階級＂沒當成的小業主，一邊是想當＂地主＂沒當上的中農，後來自己父母都做了工人，應該和＂資產階級＂沒關係，論不上俺家着急。
再後來聽說已經被免職的胡耀邦突然去世了，惹的大家更加議論紛紛，似乎還有人要採取什麼行動。這胡前總書記俺可不陌生，以前每到俺爹看新聞就總看到他站着講話，矮矮的個子，後面坐着同樣矮的老鄧。胡總的嗓門總是提得很高，甚至有時感覺是跳着腳兒，聲嘶力竭的樣子。俺小孩子家唯一的感受就是：諾大的國家怎麼盡弄出小個子當領導人？哪有江湖大哥的威風和派頭呢？後來倒了胡總，上了趙總，看上去比較順眼點了，據說還擅長搞經濟，可後來聽說經濟是搞上去點了，可太子黨也出來了，搞五子登科、裙帶升官、裙帶發財，另外物價也是一個勁地漲，搞得窮的窮、富的富，而富的又往往是大家認為最不該富的。
俺那時還是小毛孩子，對政治一竅不通，可你要我承認＂龍生龍、鳳生鳳＂，俺們平民百姓上學畢業就只能配去象老鼠一樣幹活＂打地洞＂，那不是斷了俺將來象＜說唐＞里那樣大馬金刀地出人投地的念想了麼？那俺是絕不答應，恨不能＂赤兔胭酯一聲吼＂＂定取曹賊項上頭＂，去扯旗造反了。而這時候俺的自主意識倒是與當時社會平民的主流意識不謀而合了。其實這事要說怪，也只能怪從前直到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教育太成功了，什麼人民當家作主啊、什麼人民民主專政啦、什麼爭作社會主義接班人呀，忽悠得大家都把自己不當外人了，認為國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共產黨就應該先人後己、以身作則，以此推斷領導的兒子女兒不比俺們吃更多的苦、接受更多的考驗，就別想多吃多占。所以，後來王老將軍的＂血打的江山要血來換＂就顯得極其地刺耳和讓人無法接受：不都是號稱替人民打的江山麼？怎麼還要人民再用血來換呢？其實要回頭用俺的＜說唐＞＜三國＞來解釋就再合理不過了，劉備拼老命打下的江山，不交給自己的血脈交給誰呢？倒是臨終託付諸葛亮可以自立，人家那叫謙虛，可你敢要麼？你也配？況且這不新中國還有不少平民出身的領導在裡面攙和着麼？比老金、老蔣和新加坡老李都強多了不是。
再後來據說就有人上街了，是從學院區來的大學生和部分老師，先是在學院路轉悠，後來乾脆坐到天安門前面不走了。在俺們中學生眼裡，大學生那叫神聖、那叫崇高，他們就是代表着正義和真理。你看五四不就是麼？當時幾乎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對此既新鮮又好奇，但還是以觀望者居多。因為，第一：多數人還沒鬧明白是怎麼回事，第二：自文革以後這種大規模的非政府活動還從來沒有出現過。要知道天安門和天橋隔得不遠，天橋那裡總是有各種諸如練武術的、變戲法的、算掛的、耍猴子的賣藝活動，本就很是熱鬧。於是，大家就本着是看一場熱鬧的打把式活動來圖個新鮮，當然也覺得大學生能替大家罵罵太子黨，罵罵亂漲價是件很痛快和很爺們兒的事。
可隨着時間的推移，已經到了四月的下旬，沒看見政府方面有任何動靜。大家仿佛逐漸明白了，噢！看來是政府既不想對話，也懶得理會你，臊着大學生，讓你們慢慢自己疲了完事。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也實在是太沒勁了，不行就算了，大學生也見好就收吧，大家也沒啥好看的，各自散了該幹嘛幹嘛去吧。就是覺得大學生練的是真把式，號子響、賣力氣，政府練的是爛把式，學縮頭烏鬼，任栽任菘算了。那時候就算大學生里有人再要沒完沒了，也會讓大家認為：您都好漢一場威風過了，我們該叫的好兒也叫了，人家也認菘不言語了，誰又沒把您怎麼着，您這攤子也就見好就收吧。
可就在大家認為政府本該任栽任菘的時候，不知是誰吃錯藥了，拋出了一個４２６社論，把大學生給打懵了，更把普通老百姓給激怒了: 怎麼縮頭烏龜突然變咬人的王八了？而且一上了就死咬？怎麼當年你組織五四、四五學生活動就是革命，現在人家組織就成＂動亂＂了，都是在一個地方，別以為俺們沒記着，別以為你小樣換了馬甲就認不出了。燕趙之地的老百姓多是慷慨熱情、自視很高，愛報打不平之輩，平時誰賣藝或唱戲賣力氣都會叫聲好，看到誰欺負誰了都要過去評個理，這次看着大學生靜坐沒人搭理本就受了委屈，還被扣上＂動亂＂的大帽子，哪裡會坐視不管呢？於是嗷嘮一聲，大人們都鬧將了起來，躍躍欲試。俺在旁邊看着暗自歡喜，大家扯旗造反才好呢，不用學習嘍，俺也找個瓦崗寨上上。
緊接着就是大股的老百姓逐漸上街了，先是些比較膽大的人們，在長安街東西兩路集體漫遊，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這下子真把政府給搞傻了，沒想到和大學生之間的摩擦能把老百姓給得罪了。沿途的警察也根本攔不住，是啊，本來就是街坊鄰居的，沒準兒自己大哥、二叔和三大爺也在裡邊，咋管？再說當年五四、四五的時候，人家老百姓不也支持了你不是？是一個脾氣鬧的。也確實有不少人當時想着頂多就是個五四、四五的樣子，大不了抓進去幾天，以後出來不準兒成英雄了，這輩子也有對外人吹噓的資本了，再說也本來就是自己占理。後來，當發現政府仿佛已經進退失據，舉棋不定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們湧上了街頭，浩浩蕩蕩，讓人有重回當年大革命時代的感覺，而這種讓人心潮澎湃的神聖感覺也更加激勵着越來越多的人們，踴躍參加到遊行隊伍中來，連本來身體不好，有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的俺娘也都受了感染，跑去附近游了一游，罵兩聲＂不許亂漲價、不許搞裙帶＂之類的，參加者簡直最後成了＂上到九十九，下到剛會走＂。
俺們班的中學生，那些平時俺不屑為伍的班幹部、乖乖仔們居然也利用看電影的機會，規避開學校的監視，籌劃策動起遊行的事情來了。只是，在旁邊的一位老者看到後，冷冷地回頭說了一句：＂搞政治，要流血死人的＂。引起了大家的一致鬨笑，心想：這都什麼年代了，連五四、四五都是只挨了幾棒子，都沒流多少血，更沒死什麼人，在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今天，哪還會死人呢？你說能不可笑麼？大家於是都引為笑談，並傳到了本沒隨大流看電影的我的耳朵里。可現在，本沒親耳聽到這句話的我的耳邊總會響起這句話
＂搞政治，要流血死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