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莫言，维梁当年只是偶尔听说他是《红高粱》的作者，没有读过太多他的作品，特别是比较有名的《丰乳肥臀》一看名字就以为是吸引眼球的假色情读物，不读也罢。而《檀香刑》也只是匆匆掠过，除了太过残酷，没有深刻印象。但偏偏就是那部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蛙》，维梁十分幸运，在几年前相对闲暇的时候曾经读过。莫言写的非常好，从文学到社会到政治都写得很有深度，只有读过《蛙》的人才不会轻易指责莫言无视政治，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不闻不问，也才能深刻理解莫言的自我表白，如顶着很大压力写，如自己是懦弱的人，为了吃饱干什么都行，但鄙视懦弱的品格，敬佩勇敢的人格和敢于抗争的精神。而莫言能做的就是拿起笔作为武器，来深刻描写残酷的社会现实和难解的社会矛盾。

现在大陆宣传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只宣传莫言，和莫言的其他作品，而有意忽略他那部获奖的《蛙》，可能是怕触及敏感话题吧。可偏偏就是这部《蛙》才是最能反映中国难解社会问题的深刻作品。

象《蛙》里的那个助产医生，计生干部，她和当年的很多干部一样，在解放初期，跟随共产党改天换地的热情，和比较进步开明的路线而干了不少好的事情，如引进西方社会先进的助产技术帮助很多农村妇女顺利生产，帮助生产了上万个幼小的生命。但后来慢慢党的路线出现狂热式的跃进，她也在狂热路线下催生了过多的人口。后来党的路线矫枉过正，推行严酷，甚至是残忍的计生政策，为自己当年的狂热路线买单，而她更是不偏不倚地执行这种残酷的路线，扮演着有党性，没人性的极端角色，从某种程度上很象当年搞大跃进时那些有党性没人性，到处催粮逼命的可怕干部，直接杀死了几千个幼小的生命。而莫言对这样有党性没人性的干部的讽刺是十分刻薄，甚至是“刻毒”的，莫言诅咒这些只有党性没有人性的干部都会断子绝孙，哪怕是他的亲人，他的姑姑也如此。这些人因为只有党性而没有人性，所以永远没有爱，没有家庭，没有温暖，不断被死去的生命化身为无数青蛙索命（就是诺奖评委推崇备至的魔幻现实主义），只能得到一张张党的奖状和一次次表扬，但也没有晋升的机会，因为这些死心眼的干部搞不过那些更坏心眼的干部。

本质上讲，那些死心眼的党员干部品格没有多坏，但就是太盲从了，而缺乏独立的人格和人性，过分相信当时党的当权派的路线永远正确，并为了实现路线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因此，如果当时党的路线正确，那么这些干部就能为民造福，否则，如果当时党的路线不正确，那么路线错一切就全错了，他们就只能扮演凶神恶煞的可怕角色，让深受其害的老百姓与莫言一起诅咒他们都去断子绝孙，不得好死。而莫言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表现出了一个作者应该具有的人性的一面，让中年的那个计生干部，风韵犹存的姑姑有了觉醒，当无数被她杀死的胎儿化身青蛙前来索命，将她衣服撕碎几近裸体的时候，她因为恐惧而毫不犹豫地投入进她当年最鄙视的一个老男人的怀抱，并开始渴望被爱，于是就得到了爱，靠爱来拯救了自己的人性，靠捏小人来为自己赎罪，为此目的，莫言在小说中以魔幻现实主义加进了一点情色描写也是合乎情理的，如同咖啡里加的一点奶油一样，恰到香浓。

共产党统治中国几十年要说功劳还是有的，而且不小，但罪恶也很多，而且功过很难想比较，比如说人口吧，你不能说由于共产党统治时总体上人口增加了很多亿，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那么曾经饿死了千百万人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如同那个计生干部曾经接生了上万名婴儿，那么她不择手段地杀死了两千多婴儿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人的生命不是简单的加减问题，一个人不能因为救的人多过杀的人就不被判有罪。

当然，计划生育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的老问题，如果政治问题一样，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极大考验当局智慧的战略问题，当局在某一时期出台某一政策有时只能商榷，很难定断，很难说是绝对的对，还是绝对的错。但在干部具体执行时，只有本着起码的人性和良心，才不会出太大的偏差。计生问题如此，对待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此，对待六四的问题也如此。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长嘴，封住人的嘴不让说话是没有人性的表现。同样，拿抵御外辱的荷枪实弹的野战军人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市民学生更是没有人性的表现。维梁和莫言一样，承认自己的懦弱和势利，当年一看军人开着坦克，架着机枪冲进京城了，就害怕地退缩了，但我们敬佩勇敢的人和不屈的精神，诅咒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没人性的决策者和屠城军人。希望他们早晚能够有所悔悟，渴望爱，得到爱，靠爱得到拯救。

至于中国的计生问题，只有走出去才是解决答案，中国自清朝摊丁入亩加高产作物引进和共党中国前期的鼓励生育加化肥和作物改良，由此带来的两次人口爆炸后亟待解决的是人口过剩的问题，而西方列强自发现新大陆和社会福利化后亟待解决的是土地过剩，懒人过剩，而劳动人口奇缺的问题，所以二者结合才是终极解决之道。但现在中国因为过度计生路线已经未老先衰，提前进入老龄化，很可能错过殖民全球的大好机会，该问题太大，留作以后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