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今中国经济起飞，对民主的要求似乎日渐式微。即使面对被迫拆迁的“钉子户”，大多数人也都认为为了提高市容，为了国家的观瞻与整体需要，个人的利益是一定要让步于国家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还有人拿印度、中南美国家以及其它一些经济落后的民主国家的发展做为对比，来突显中国新权威主义是救治中国的济世良方。这种对比法很有说服力。独裁的政府可以带来其所关注的领域的高效率，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即使是亚洲的四小龙，也遵循的是这样一条先威权、再经济、后民主，其次再选择公平的道路来发展的模式。那么今日的中国，是否到了要改革政治制度以给予全国公民平等机会的时刻？要实现和谐公平的社会，非民主别无他法？民主是否适合中国？台湾政治民主的成就与瑕疵是否可以做为中国大陆的榜样和前车之鉴？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似乎是颠扑不破的。东方玄学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积淀已经造就了我们如此的国民，所以自鸦片战争之后，外来的力量不断撞击我们的社会观念，我们在思想领域里的反弹因而屡屡猛烈，可是在行为上的反弹屡屡衰弱。这种思想与行为不符的反差模式，恰好对应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领域里的儒家仁义道德，行为上的法家严酷残暴。这种行为与思想分裂的现象，在历史学家分类的儒家走入民间的中古社会以来，尤为突出。鸦片战争过去170年了，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中学为体”是否还是我们的信念？我们为什么拿来了马列主义？自利玛窦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流为什么屡叩国门而不得？为什么宋朱理学会引起清朝汉学的兴起和抨击？为什么汉学的兴起又与我们今日的国学热有这么相似的环境？以上问题，本文试着仅仅只从国民性这个角度来探讨民主与西化这个问题。具体什么是民主，如何民主，那将是下一个最庞大的专题。

       国民性一词在本文的含义，不是单从文化学上来考量，也不仅仅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上来考量，而是有着更广泛的涵义。国民性在本文里首先从普通大众难以深度理解的哲学层面考量，进而探讨与哲学不同层次的，做为生物学属性的物种的人来考量。这也就是现代社会学和人文科学需要融入的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现代综合论需要更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具有广阔前景的新的综合学科------社会生物学。

在袁世凯当国时期，初生的政治与民主的乱象，造就了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另一种深刻的体验与感受。民国不如大清，民主不如独裁，是当时社会和民间的普遍认识。即使当时的精英阶级目睹着破而无立的乱局，也只能叹息。以后邓小平思想中有关民主的主线也在于沿袭中国古代的廷议制度，而绝不走三权分离的模式。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基于廷议制度并要求在其上做出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如何提高，中国显然没有成型的经验可以参考，于是才有摸石头过河的玄学哲学来处理这么棘手的问题。如今离开民国时期的民主实践过去了整整一百年，当初的体验和感受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令我们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探索、思考。这就不得不钦佩一百年前古德诺教授的眼光，和他所提出的、被杨度等复辟派和今日的“民主不合中国”论这一派拿来所用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论证的基石就是中南美洲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的政经发展事实，和中欧国家如法国的血的历史教训：在君主独裁已成为习惯的国家和地区，突发式的民主改革、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与混乱；习惯了长子继承法统的国民，必然不习惯民主选举的公开纷争。

       一百年后的今天，不仅古德诺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的重大问题，社会生物学对人性的研究，对社会性动物的组织结构，动物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思想研究更能帮助我们思考和理解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与地理生物学教授贾瑞德戴蒙德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指出地理环境因素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用他仿照托尔斯泰的说法：能够驯养的动植物是相似的；不能够驯养的动植物，各有它们不能驯养的特点。太平洋岛屿上的石器部落的人们经过了几万年也没有发展出如中国般灿烂的文化，是由于他们封闭的地理环境不能学习和取长补短其它文化造成的，跟他们的种族、人种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也更不是中国这个民族的种族问题，而是由于中国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因素缺乏与其它文化交流的先天自然环境造成的。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形成的封闭意识，又阻碍了外来的微小的促进变革的力量。他举出了日本社会在十五世纪的枪支制造技术独步全球，可是由于日本所处的封闭的自然环境和对日本刀的过份崇拜，在争斗中使用枪支取胜被认为是件可耻的事情，因而慢慢地，枪械的制作技术就失传了。反而刀的制作技术被代代流传下来。这使得日本的社会在近代到来之前，一直处于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航海技术在明代已经蔚为壮观，但由于封闭环境下重农轻商的文化对商业的压制也使得这项优势很快失传下去。第一个把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的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两本书中也提到了即使存在一些外来的、微小的，首先要求经济变革社会结构的力量如何在旧有的、已经习惯了的强大意识面前如何不堪一击。他在“王安石变法”一节中也带着惋惜地说，“试想九百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之重要。”

    由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的社会意识竟然如此重要。动物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戴斯蒙得.莫里斯，对动物和人类的正常发展状态的研究颇有心得，在比较了研究人类病态心理行为的佛洛依德的思想和方法后，更进一步指出：“任何停滞不前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说来必然是失败了的、‘出了差错’的社会。这个差错使它停步不前，使（人类）这一物种不断探索的天性受到了阻碍，使其了解周围世界的努力遭受挫折。”（《裸猿》Desmond Morris著， 何道宽， 廖七一 译 网络版）中国“超稳定”的专制社会形态持续了2000多年而没有再迈步，是不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差错呢？

社会生物学之父威尔逊也有意把一些社会行为的无益的变异称之为病态。（社会生物学第二十五版，英文版549页---社会组织的可塑性）纵观人类的历史，这样的例子发生的俯拾皆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每年会举行一次仇富节，也叫夸富节。在这一天部落里最富裕的人会把家里的财产分发给族人或者付之一炬以显示对财富的轻蔑。这个节日的优胜者从此以后就会赢得整个族人的尊敬，成为族里能够说话顶话的人物。而失败的个体，会在族群中丧失说话的地位。中国社会中的妇女，为赢得男性对恋足的偏好而自残，让我们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但在那个时候，却是评价妇女美貌与赢得爱情的一种有效手段。如果这样的变异行为只是发生在个别某些人的身上，而没有被整个社会推崇，这样社会的整体形态不会被牵连进去，如果这样的变态行为成为了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准，那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病夫的社会。

病态社会的特点，就是把人类亚文化中的行为推向极致或者极端而做为美学的社会形象。借助这种社会形象下的社会力而塑造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而这种极致的社会形象和真实的，社会学里的社会形象概念却有着不小的距离。社会学里讲的社会形象一词和病态社会推崇的社会形象是两个相近的概念。病态社会推崇的社会形象实际是一种超脱了现实的社会想象或者社会理想。（下边我会引用一个恋足者的小说来说明想象与现实的差别如何在思想上驱赶人的行为。）社会形象在社会学里是指实际社会力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和塑造作用。比如印第安人的夸富节，富人均分个人财产给族人本身是一项社会化的合作行动，是一种美德；而如果这种行为发展为极端地破坏个人财富，那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病态行为。人类的抽烟酗酒行为，本来是一种性的或者男子汉的形象炫耀，犹如非洲羚羊在狮子扑向她的时候不是飞速地逃跑，而是更加垂直地跳跃，来浪费体力，以炫耀自己的体力强壮速度飞快。也像是博弈游戏中，让对手一个棋子的行为。中国学雷锋运动的拾金不昧，如果儿童偷父母的钱而在老师面前以炫耀自己的拾金不昧，就都可以看做是社会促成的病态行为。

       在封闭的人类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变异行为可以被社会容忍因而对整个社会的生存即使构成威胁，但不至于被自然选择淘汰。乌干达的艾克人20~30年代的时候被政府强行从采集打猎生活，驱赶为农业生活。由于对农耕的陌生和毫无兴趣，艾克人变得越来越贫穷。他们的人生价值变得只在呼肚子有没有吃饱；他们认为的好人就是肚子吃饱的人；核心家庭已经退化；婚姻只是为了某件事情的合作而举行。性爱被看做是排便一样。孩子抚养到了三、四岁就得自己去找寻食物。一度人类学家认为艾克的社会很快就会灭绝掉。可是如今他们依然生存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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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各种病态现象出现的原因，归根结底亦即最终的原因是生物学上的。（艾克社会是饥饿使然。）即使人类的文化也是起因于生物的本能和行为；正如吸烟喝酒的潜意识动力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性能力给异性观看。（正在抽烟的异性比较性感？能喝酒的男人比较男子气？）人类社会的病态行为的形成原因虽然曲折蜿蜒，但最终也能够深深地联系到性本能意识。（关于行为、文化与生物学的关系，你可以找到太多的这方面的专著，本文会列出主要的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的病态行为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小脚文化及妇女大乳房的羞辱感， 西风渐进的90后，已经开始仿照西方的文化，开始把大乳房和乳沟做为今天女性美的标致，有时甚至过之。但老一辈的人应该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前的年轻女孩儿，为大乳房在体育课上的奔跑不便而害羞。这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今天流行于街头的高跟鞋，不仅是今天恋足男性的宠物，其实也是西方的恋足者的宠物。

2)        嗜好文化：嗜赌、嗜酒、嗜烟、嗜美食等因而造成一窝蜂似的流行行为和单一行为

3)        脸谱思维：简单的好人坏人，君子小人两分法

4)        高调与现实的摩擦 社会形象与社会理想混淆与纠缠不清，儒家的道德治国理念与有高“道德”的人对“小人”的法家式残暴统治，附带出“为尊者讳”的文化行为。

5)        发自内心极端的自卑而引发的极端自大的外部炫耀

6)        流行于整个社会的自残、虐待和被虐待行为

追根求源形成这几种表象的第一层原因是哲学观所造就，雷同于我们国民的素质所能够造就的政府架构；如果再深究造成这种哲学观的背后的生物原因，可以从生物体的本能发动上找到答案。

在哲学观层面上，地中海地区遍布的岛屿和对等的非洲大陆，既是人类起源地，又是引发人类商业活动的理想地。商业的盛行和普及，使得以商业文化为特征的人群和以农业文化为特征的人群在待人接物的基本社交态度上和更进一步的终极原因发生根本的不同。商业文化强调了市场的存在和买卖的讨价哲学。不能没有买卖的客体因而对人本身伴随着尊敬，只在市场次序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实施武力来确保市场的存在。农业文化简单强调了物质的强行占有，即使不是现在的武力能力所能达，但武力还是一直揣摩的手段。中西方的这种哲学观点与思想方法的不同在所谓人类哲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西方哲学的鼻祖苏格拉底是工匠出身（雕刻师）；学生们受其影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都对逻辑学充满了热情。虽然墨子也是工匠出身，但他的哲学对中国的影响甚微，更没有渗透到民间百姓生活中的价值观念。现代西方社会文化撞击中国社会以前，中国也没有哲学这个词。老子等的哲学那时候叫做玄学。哲这个字含有逻辑推理的意思；而玄含有神秘性，如祖传秘方一般，天机不可泄露的意思。在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世界，自然科学中无论是化学还是物理还是生物抑或是数学、地理，历史，社会学，心理学；他们所能授予的最高荣誉和标识叫做PH.D。这PH的含义就是哲学。西方把人类的知识统分成两类，一类是哲学，一类是艺术，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授予的都是哲学学位, 亦即在某项实用学问和教义上的哲人。诗歌和文学，授予的都是艺术类学位。中文把PH.D（Philosophy of Doctrine）翻译成博士学位，未免有点搅浑水的感觉；也说明了现代中国社会，并未根本了解西方“奇技淫巧”背后的巨大体位。

在中国哲学类的各门学科从来没有发达过，但艺术类的学科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道德礼仪等却异常发达并为我们所骄傲不止。（至今天社会普罗大众的消费文化也是由这些没有科学训练的具有艺术思维头脑的文人们统治着。）以数学物理等为基础所发达起来的哲学充满了自然精神（亦即古人所说的“天”、“道”）；以文学诗歌道德等艺术类为基础发达起来的玄学充满了神秘感和难以捉摸（以艺术的想法去理解天和道）。中国最早的哲学家的职业出身多是最低级的官吏，不需要深层次逻辑思维的职业。比方传说中的老子是一个仓库管理员；（诚然做为管理学科，需要进行安抚人心的艺术思维。）孔子是一生努力做大官的教书匠。早期的孔子做过婚丧事务的乐手，因而孔子本人也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推崇有兴趣。后来知识分子理想中所订定的“琴、棋、书、画”对逻辑就更加不在乎了。商业文明下认真对待和重视讨价还价背后的逻辑思维，以寻求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起源；农业文明倾向于“武功高超”来解决问题；先礼后兵仅仅漂浮于表象而缺乏深层次的实践。这种哲学观点的典型代表可以从著名的美兰达原则对警察的约束中看到端倪。而中国的哲学从来没发展到给弱者辩护的权力。以这样思想方法为基础的两种哲学在东西方社会开始分道扬镳了。由它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社会风俗和社会意识以及伦理观念彻底也分歧了。由这样的哲学分歧发展来的中国社会，大致的分期从儒学进入民间开始，亦即历史学家所谓的中古社会，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人心发育越来越成就了以上所说的六种病态。

对这样的病态发育，由于缺乏逻辑的思维方法和追根求源的配合知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讨人性的时候只能把它们归为不可捉摸的命运或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正邪两分法，这种沿袭的阴阳学说在地理封闭的环境中对人性的认知，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玄学的水平。

既然中西方在文化发达之初的不同已经体现，那么造成这种最初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即是说，为什么中国发达了极端的农本思想，甚至在二十一世纪仍然继承着“无粮不稳”的危机意识，而西方一直是鱼牧、市场和农业的混合思维？这就是地理因素造就的生活方式。那么到底农本思想和商业思想有什么利弊和区别，它对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意识到底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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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尔的遗传理论，告诉我们豌豆的外在特征，比方花的颜色与植株的高矮，决定于内在的基因。后期对蜜蜂腐臭病的研究，发现卫生蜜蜂的卫生行为（即不易感染腐臭病的蜜蜂品系），取决于蜜蜂相应的两个基因；二者的互相协调合作，完成蜜蜂发现腐臭病的幼虫，咬开蜡盖并拖出生病的幼虫。最近的研究也揭示到人类的懒惰行为，是因为懒惰基因的存在。人类的行为，必然有其生物学的原因存在。性犯罪者的大脑中荷尔蒙含量高出常人，这些都揭示我们，某些生物学方面的原因，造就了行为上的差别。

为了不产生误解，使大家对文化、行为和基因的关系有更深一步的了解。我转抄一下罗森布勒（W.C.Rothenbuhler）对蜜蜂腐臭病的研究和社会生物学家对它的描述。

蜜蜂有一种传染病，名叫腐臭病（foul brood）。这种传染病主要侵袭尚在蜂室中的幼虫。各种不同的蜜蜂品系在对待腐臭病的行为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一种被称为卫生品系的蜜蜂，能自己找到受感染的幼虫，并把病虫拖出蜂室，丢到蜂房外面去，从而迅速扑灭病情的流行。被称为易受感染品系的蜜蜂，没有这种杀灭病虫的卫生行为，因而病情严重，受害颇大。

这种卫生行为也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几个步骤，首先必须找到每只患病幼虫所居住的巢室（每室中只有一只幼虫），然后再把上面的蜡盖打开，拖出病虫，并把它扔到蜂房外面去。这一连串行为是否有遗传性呢？做个杂交试验就可以证明。当然，要用卫生品系的蜂和易感染品系的蜂进行杂交才有意义。杂交的结果是，卫生行为竟是隐性基因所控制的：第一代杂交种都是不卫生的。用这种不卫生的子一代进行回交，再出来的子代，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卫生的，第二类是不卫生的，第三类居然是折衷型的。什么是折衷型呢？它们能找到染病的幼虫，并能把蜡盖打开，但是卫生行为到此为止，并不继续下去——不把病虫拖出并扔到外面。据此，社会生物学家推断，可能存在着两种基因：一种支配着找到病虫并揭开盖子的行为，另一种管把病虫拖出去。在正常的卫生品系里这两种基因都存在，在不卫生的品系里这两种基因都被等位基因所取代了；而在折衷类型的杂交种里，大概只有揭盖子基因，而没有扔幼虫的基因，所以它们的行为只限于把盖子揭开。那么在看来不卫生的杂交种里，是不是也有扔幼虫的基因，但由于没有揭盖子基因而无能为力呢？为了证实这个猜想，实验者自己动手把蜡盖揭开。不出所料，那些不卫生的杂交种里有一半马上把幼虫拖出来扔掉，只要盖子被揭开，它们甚至把根本没有染病的正常幼虫也统统扔掉了。

这个实验可以认为已证明了社会生物学的论点：基因操纵行为。另外还证明，基因在支配机体的行为中是通力合作的，缺一不可。扔幼虫的基因如果没有揭盖子的基因配合，根本表现不出作用；反之，只有揭盖子基因而无扔幼虫基因也等于零。揭开盖子不扔掉病虫，对于扑灭流行病毫无助益，也许只能加重病情的蔓延。显然，这两种基因又是相互独立的。虽然从作用上看是一个单一的合作单位，但是作为复制基因及其对行为的支配上，它们是自由的而又独立的。

社会生物学家的这个推断，多基因通力合作来完成一项行为，对我们从哲学上来了解和解释文化行为和先天、后天行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地缘的原因，使得基因合作时期的此消彼长，造就了人类的文化演化的不同。文化行为是生物演化的排头兵。太平洋岛屿的人类，一直过着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当地没有裸露的金属、不出产金属如铜或者铁器，而且缺乏与欧亚非大陆的文化交流，所以无法进入冷兵器时代。地缘造成的这种文化的差距，使得中国在春秋之后进入铁器时代以来，对种植农业的依赖增加，采集和狩猎文化的减少。即使到了近代，中国整个国家的畜牧业依然无法同欧洲和中亚的畜牧业相比（欧洲隔绝的山地草原（meadow）地形，孕育了畜牧业的蓬勃发达）。这点可以从牛奶制品的多样化看到端倪。因而中国国家的民族习性，演化出了草食动物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欧洲的基督文化，不断地扩张和推销却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文化（这是两者之间相对比较来说的）。用比较中肯一点的说法，我们可以引用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的语言：“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第十四页， 第三节：新血统之混入，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种植农业的依赖，显然没有西方渔牧、商业和种植农业的混合文化得到更多的财富和食物的营养。因而亚洲人普遍身高较低。农业人口靠天吃饭，有时候会遇到农业欠产，造成营养不良。因而身高的演化，比较欧洲人慢了下来。如今经济起飞的中国，80后与90后平均身高增加，常可看见身高达到190厘米。这在1970s前出生的几代人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农业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比较商业文化显然缺乏人际交往复杂程度的生活，显然带来不同的思想和认识世界的方法。我们回到产生精神世界的奇葩的人类生物本能来看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人类的体质与大脑，演化到如我们今天的样子，已知的是最近的15万年前的事情。以线粒体基因的研究和化石考古的发现来讲，今天全世界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科学夏娃，大约生活在15~16万年前的非洲。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400万年前的直立猿露西，到6万年前的现代智人，我们一直都在使用旧石器做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工具。在这段时间，大脑从350CC演化到了1500~2000CC；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具没有任何改进。即使具有现代体质的15万年前的智人和6万年前的智人，他们使用的工具也没有任何大的改变。这显然告诉我们，劳动并不能创造人。人类的演化历程，只能是达尔文所提出的性选择造成的。性选择依赖的是什么？当然是爱情。

爱情，人类亘古的话题。我把佛洛依德的泛性论描述为一个球体模型。性动力是这个球的球心。由球心向外以变量r为半径地向外扩张，是我们的日常生活。r值在增大时候的第一关口是生存；第二个关口是性成熟。第三个关口是性炫耀；性炫耀再向外发展就是我们现在极端发达的科学，艺术和人类思想。炫耀的目的是使性获得一个出口，产生相互吸引的的性力量，进而满足性的需求。但是人类道德的演化和发达，又使得性行为可以升华为另外一种新的人类精神力量。这种观点和想法颇类似于如今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而人类精神的奇异点是性。物理宇宙的奇异点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爱情在身体吸引上的直观感觉（所谓的眼缘）在生物学上的解释是基因优良与否的判断和两性之间的互补。为什么绝大多数的男性都会对年轻的女孩儿产生美的感受？为什么评价女孩子的美丑时身材是绝对考虑的因素？为什么绝大多数男性欣赏女孩子都会把目光集中到腿部？为什么中国的女孩子都在想方设法美白而美国的文化，却要在太阳下暴晒才算健康美丽？

如果寻求爱情的美学原理，无不从生物学上找到答案。这是社会生物学综合美学的结果。

现代生物美学的研究结果，女性的排卵前的生理变化使得鼻子、耳垂、脸庞皮肤细胞有细微的增大，口腔唾液分泌增多，手部皮肤水分也会增加。这些使得女子更加婉约动人以吸引异性。爱情心理学的研究也把爱情发生的三段论，即第一的性欲望解释为荷尔蒙发动和其影像下的生理反映。第二的罗曼蒂克期，实际是两性的欢悦感受和尽兴发挥的想象力。进入第三阶段的爱情稳定期，实际可以解释为互相的生存依恋(survival attaching)。这一阶段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荷尔蒙水平下降，开始进入组织家庭的经济合作体形式。

在这爱情的三段论中，可以看出，最让人迷恋与歌咏的是罗曼蒂克期。大量的诗歌、音乐等文化作品，都是在演绎与表现这个时期的种种行为。而这段时期，男女到底是如何产生爱的情愫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