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今中國經濟起飛，對民主的要求似乎日漸式微。即使面對被迫拆遷的“釘子戶”，大多數人也都認為為了提高市容，為了國家的觀瞻與整體需要，個人的利益是一定要讓步於國家的利益和公眾的利益。還有人拿印度、中南美國家以及其它一些經濟落後的民主國家的發展做為對比，來突顯中國新權威主義是救治中國的濟世良方。這種對比法很有說服力。獨裁的政府可以帶來其所關注的領域的高效率，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即使是亞洲的四小龍，也遵循的是這樣一條先威權、再經濟、後民主，其次再選擇公平的道路來發展的模式。那麼今日的中國，是否到了要改革政治制度以給予全國公民平等機會的時刻？要實現和諧公平的社會，非民主別無他法？民主是否適合中國？台灣政治民主的成就與瑕疵是否可以做為中國大陸的榜樣和前車之鑑？

       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似乎是顛撲不破的。東方玄學思想指導下的歷史積澱已經造就了我們如此的國民，所以自鴉片戰爭之後，外來的力量不斷撞擊我們的社會觀念，我們在思想領域裡的反彈因而屢屢猛烈，可是在行為上的反彈屢屢衰弱。這種思想與行為不符的反差模式，恰好對應了中國自古以來的思想領域裡的儒家仁義道德，行為上的法家嚴酷殘暴。這種行為與思想分裂的現象，在歷史學家分類的儒家走入民間的中古社會以來，尤為突出。鴉片戰爭過去170年了，我們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中學為體”是否還是我們的信念？我們為什麼拿來了馬列主義？自利瑪竇以來的東西文化交流為什麼屢叩國門而不得？為什麼宋朱理學會引起清朝漢學的興起和抨擊？為什麼漢學的興起又與我們今日的國學熱有這麼相似的環境？以上問題，本文試着僅僅只從國民性這個角度來探討民主與西化這個問題。具體什麼是民主，如何民主，那將是下一個最龐大的專題。

       國民性一詞在本文的含義，不是單從文化學上來考量，也不僅僅是從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上來考量，而是有着更廣泛的涵義。國民性在本文里首先從普通大眾難以深度理解的哲學層面考量，進而探討與哲學不同層次的，做為生物學屬性的物種的人來考量。這也就是現代社會學和人文科學需要融入的生物學的思想和方法。現代綜合論需要更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具有廣闊前景的新的綜合學科------社會生物學。

在袁世凱當國時期，初生的政治與民主的亂象，造就了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另一種深刻的體驗與感受。民國不如大清，民主不如獨裁，是當時社會和民間的普遍認識。即使當時的精英階級目睹着破而無立的亂局，也只能嘆息。以後鄧小平思想中有關民主的主線也在於沿襲中國古代的廷議制度，而絕不走三權分離的模式。民主集中制這一概念的提出，也基於廷議制度並要求在其上做出進一步的提高；但是如何提高，中國顯然沒有成型的經驗可以參考，於是才有摸石頭過河的玄學哲學來處理這麼棘手的問題。如今離開民國時期的民主實踐過去了整整一百年，當初的體驗和感受又回到了我們的身邊；令我們還在圍繞着這個問題探索、思考。這就不得不欽佩一百年前古德諾教授的眼光，和他所提出的、被楊度等復辟派和今日的“民主不合中國”論這一派拿來所用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論證的基石就是中南美洲和印度這樣的國家的政經發展事實，和中歐國家如法國的血的歷史教訓：在君主獨裁已成為習慣的國家和地區，突髮式的民主改革、必然帶來社會的動盪與混亂；習慣了長子繼承法統的國民，必然不習慣民主選舉的公開紛爭。

       一百年後的今天，不僅古德諾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中國的重大問題，社會生物學對人性的研究，對社會性動物的組織結構，動物的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的思想研究更能幫助我們思考和理解中國的國民性問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生理學與地理生物學教授賈瑞德戴蒙德從生物演化的角度，指出地理環境因素對社會組織結構的發展和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用他仿照托爾斯泰的說法：能夠馴養的動植物是相似的；不能夠馴養的動植物，各有它們不能馴養的特點。太平洋島嶼上的石器部落的人們經過了幾萬年也沒有發展出如中國般燦爛的文化，是由於他們封閉的地理環境不能學習和取長補短其它文化造成的，跟他們的種族、人種沒有任何關係。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走向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也更不是中國這個民族的種族問題，而是由於中國社會所處的地理環境因素缺乏與其它文化交流的先天自然環境造成的。這種封閉的自然環境形成的封閉意識，又阻礙了外來的微小的促進變革的力量。他舉出了日本社會在十五世紀的槍支製造技術獨步全球，可是由於日本所處的封閉的自然環境和對日本刀的過份崇拜，在爭鬥中使用槍支取勝被認為是件可恥的事情，因而慢慢地，槍械的製作技術就失傳了。反而刀的製作技術被代代流傳下來。這使得日本的社會在近代到來之前，一直處於他們原本的生活方式。中國的航海技術在明代已經蔚為壯觀，但由於封閉環境下重農輕商的文化對商業的壓制也使得這項優勢很快失傳下去。第一個把科學方法引入中國歷史研究的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兩本書中也提到了即使存在一些外來的、微小的，首先要求經濟變革社會結構的力量如何在舊有的、已經習慣了的強大意識面前如何不堪一擊。他在“王安石變法”一節中也帶着惋惜地說，“試想九百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而當日歐洲，尚停滯於中世紀的黑洞內。這和本世紀兩方的懸殊相比，前後相差何遠！然則在這關頭我們要擺脫宿命論之看法的話，則更要認識地緣政治之重要。”

    由地理環境因素決定的社會意識竟然如此重要。動物學家和演化生物學家戴斯蒙得.莫里斯，對動物和人類的正常發展狀態的研究頗有心得，在比較了研究人類病態心理行為的佛洛依德的思想和方法後，更進一步指出：“任何停滯不前的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說來必然是失敗了的、‘出了差錯’的社會。這個差錯使它停步不前，使（人類）這一物種不斷探索的天性受到了阻礙，使其了解周圍世界的努力遭受挫折。”（《裸猿》Desmond Morris著， 何道寬， 廖七一 譯 網絡版）中國“超穩定”的專制社會形態持續了2000多年而沒有再邁步，是不是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在某些方面出現了差錯呢？

社會生物學之父威爾遜也有意把一些社會行為的無益的變異稱之為病態。（社會生物學第二十五版，英文版549頁---社會組織的可塑性）縱觀人類的歷史，這樣的例子發生的俯拾皆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每年會舉行一次仇富節，也叫夸富節。在這一天部落里最富裕的人會把家裡的財產分發給族人或者付之一炬以顯示對財富的輕蔑。這個節日的優勝者從此以後就會贏得整個族人的尊敬，成為族裡能夠說話頂話的人物。而失敗的個體，會在族群中喪失說話的地位。中國社會中的婦女，為贏得男性對戀足的偏好而自殘，讓我們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但在那個時候，卻是評價婦女美貌與贏得愛情的一種有效手段。如果這樣的變異行為只是發生在個別某些人的身上，而沒有被整個社會推崇，這樣社會的整體形態不會被牽連進去，如果這樣的變態行為成為了整個社會的行為標準，那這樣的一個社會就是一個病夫的社會。

病態社會的特點，就是把人類亞文化中的行為推向極致或者極端而做為美學的社會形象。藉助這種社會形象下的社會力而塑造個人行為和群體行為。而這種極致的社會形象和真實的，社會學裡的社會形象概念卻有着不小的距離。社會學裡講的社會形象一詞和病態社會推崇的社會形象是兩個相近的概念。病態社會推崇的社會形象實際是一種超脫了現實的社會想象或者社會理想。（下邊我會引用一個戀足者的小說來說明想象與現實的差別如何在思想上驅趕人的行為。）社會形象在社會學裡是指實際社會力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和塑造作用。比如印第安人的夸富節，富人均分個人財產給族人本身是一項社會化的合作行動，是一種美德；而如果這種行為發展為極端地破壞個人財富，那就是一種心理上的病態行為。人類的抽煙酗酒行為，本來是一種性的或者男子漢的形象炫耀，猶如非洲羚羊在獅子撲向她的時候不是飛速地逃跑，而是更加垂直地跳躍，來浪費體力，以炫耀自己的體力強壯速度飛快。也像是博弈遊戲中，讓對手一個棋子的行為。中國學雷鋒運動的拾金不昧，如果兒童偷父母的錢而在老師面前以炫耀自己的拾金不昧，就都可以看做是社會促成的病態行為。

       在封閉的人類社會生活中，這樣的變異行為可以被社會容忍因而對整個社會的生存即使構成威脅，但不至於被自然選擇淘汰。烏干達的艾克人20~30年代的時候被政府強行從採集打獵生活，驅趕為農業生活。由於對農耕的陌生和毫無興趣，艾克人變得越來越貧窮。他們的人生價值變得只在呼肚子有沒有吃飽；他們認為的好人就是肚子吃飽的人；核心家庭已經退化；婚姻只是為了某件事情的合作而舉行。性愛被看做是排便一樣。孩子撫養到了三、四歲就得自己去找尋食物。一度人類學家認為艾克的社會很快就會滅絕掉。可是如今他們依然生存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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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各種病態現象出現的原因，歸根結底亦即最終的原因是生物學上的。（艾克社會是飢餓使然。）即使人類的文化也是起因於生物的本能和行為；正如吸煙喝酒的潛意識動力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性能力給異性觀看。（正在抽煙的異性比較性感？能喝酒的男人比較男子氣？）人類社會的病態行為的形成原因雖然曲折蜿蜒，但最終也能夠深深地聯繫到性本能意識。（關於行為、文化與生物學的關係，你可以找到太多的這方面的專著，本文會列出主要的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的病態行為特徵，可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小腳文化及婦女大乳房的羞辱感， 西風漸進的90後，已經開始仿照西方的文化，開始把大乳房和乳溝做為今天女性美的標緻，有時甚至過之。但老一輩的人應該還記得，改革開放之前的年輕女孩兒，為大乳房在體育課上的奔跑不便而害羞。這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今天流行於街頭的高跟鞋，不僅是今天戀足男性的寵物，其實也是西方的戀足者的寵物。

2)        嗜好文化：嗜賭、嗜酒、嗜煙、嗜美食等因而造成一窩蜂似的流行行為和單一行為

3)        臉譜思維：簡單的好人壞人，君子小人兩分法

4)        高調與現實的摩擦 社會形象與社會理想混淆與糾纏不清，儒家的道德治國理念與有高“道德”的人對“小人”的法家式殘暴統治，附帶出“為尊者諱”的文化行為。

5)        發自內心極端的自卑而引發的極端自大的外部炫耀

6)        流行於整個社會的自殘、虐待和被虐待行為

追根求源形成這幾種表象的第一層原因是哲學觀所造就，雷同於我們國民的素質所能夠造就的政府架構；如果再深究造成這種哲學觀的背後的生物原因，可以從生物體的本能發動上找到答案。

在哲學觀層面上，地中海地區遍布的島嶼和對等的非洲大陸，既是人類起源地，又是引發人類商業活動的理想地。商業的盛行和普及，使得以商業文化為特徵的人群和以農業文化為特徵的人群在待人接物的基本社交態度上和更進一步的終極原因發生根本的不同。商業文化強調了市場的存在和買賣的討價哲學。不能沒有買賣的客體因而對人本身伴隨着尊敬，只在市場次序不能保證的情況下實施武力來確保市場的存在。農業文化簡單強調了物質的強行占有，即使不是現在的武力能力所能達，但武力還是一直揣摩的手段。中西方的這種哲學觀點與思想方法的不同在所謂人類哲學誕生之初就開始了。西方哲學的鼻祖蘇格拉底是工匠出身（雕刻師）；學生們受其影響，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亞歷山大都對邏輯學充滿了熱情。雖然墨子也是工匠出身，但他的哲學對中國的影響甚微，更沒有滲透到民間百姓生活中的價值觀念。現代西方社會文化撞擊中國社會以前，中國也沒有哲學這個詞。老子等的哲學那時候叫做玄學。哲這個字含有邏輯推理的意思；而玄含有神秘性，如祖傳秘方一般，天機不可泄露的意思。在文藝復興後的西方世界，自然科學中無論是化學還是物理還是生物抑或是數學、地理，歷史，社會學，心理學；他們所能授予的最高榮譽和標識叫做PH.D。這PH的含義就是哲學。西方把人類的知識統分成兩類，一類是哲學，一類是藝術，不管是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授予的都是哲學學位, 亦即在某項實用學問和教義上的哲人。詩歌和文學，授予的都是藝術類學位。中文把PH.D（Philosophy of Doctrine）翻譯成博士學位，未免有點攪渾水的感覺；也說明了現代中國社會，並未根本了解西方“奇技淫巧”背後的巨大體位。

在中國哲學類的各門學科從來沒有發達過，但藝術類的學科如詩歌、散文、戲劇、小說、道德禮儀等卻異常發達並為我們所驕傲不止。（至今天社會普羅大眾的消費文化也是由這些沒有科學訓練的具有藝術思維頭腦的文人們統治着。）以數學物理等為基礎所發達起來的哲學充滿了自然精神（亦即古人所說的“天”、“道”）；以文學詩歌道德等藝術類為基礎發達起來的玄學充滿了神秘感和難以捉摸（以藝術的想法去理解天和道）。中國最早的哲學家的職業出身多是最低級的官吏，不需要深層次邏輯思維的職業。比方傳說中的老子是一個倉庫管理員；（誠然做為管理學科，需要進行安撫人心的藝術思維。）孔子是一生努力做大官的教書匠。早期的孔子做過婚喪事務的樂手，因而孔子本人也對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推崇有興趣。後來知識分子理想中所訂定的“琴、棋、書、畫”對邏輯就更加不在乎了。商業文明下認真對待和重視討價還價背後的邏輯思維，以尋求理解對方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起源；農業文明傾向於“武功高超”來解決問題；先禮後兵僅僅漂浮於表象而缺乏深層次的實踐。這種哲學觀點的典型代表可以從著名的美蘭達原則對警察的約束中看到端倪。而中國的哲學從來沒發展到給弱者辯護的權力。以這樣思想方法為基礎的兩種哲學在東西方社會開始分道揚鑣了。由它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風俗和社會意識以及倫理觀念徹底也分歧了。由這樣的哲學分歧發展來的中國社會，大致的分期從儒學進入民間開始，亦即歷史學家所謂的中古社會，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和人心發育越來越成就了以上所說的六種病態。

對這樣的病態發育，由於缺乏邏輯的思維方法和追根求源的配合知識，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探討人性的時候只能把它們歸為不可捉摸的命運或以紅樓夢為代表的正邪兩分法，這種沿襲的陰陽學說在地理封閉的環境中對人性的認知，就永遠只能停留在玄學的水平。

既然中西方在文化發達之初的不同已經體現，那麼造成這種最初不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即是說，為什麼中國發達了極端的農本思想，甚至在二十一世紀仍然繼承着“無糧不穩”的危機意識，而西方一直是魚牧、市場和農業的混合思維？這就是地理因素造就的生活方式。那麼到底農本思想和商業思想有什麼利弊和區別，它對我們的社會結構和思維意識到底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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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爾的遺傳理論，告訴我們豌豆的外在特徵，比方花的顏色與植株的高矮，決定於內在的基因。後期對蜜蜂腐臭病的研究，發現衛生蜜蜂的衛生行為（即不易感染腐臭病的蜜蜂品系），取決於蜜蜂相應的兩個基因；二者的互相協調合作，完成蜜蜂發現腐臭病的幼蟲，咬開蠟蓋並拖出生病的幼蟲。最近的研究也揭示到人類的懶惰行為，是因為懶惰基因的存在。人類的行為，必然有其生物學的原因存在。性犯罪者的大腦中荷爾蒙含量高出常人，這些都揭示我們，某些生物學方面的原因，造就了行為上的差別。

為了不產生誤解，使大家對文化、行為和基因的關係有更深一步的了解。我轉抄一下羅森布勒（W.C.Rothenbuhler）對蜜蜂腐臭病的研究和社會生物學家對它的描述。

蜜蜂有一種傳染病，名叫腐臭病（foul brood）。這種傳染病主要侵襲尚在蜂室中的幼蟲。各種不同的蜜蜂品系在對待腐臭病的行為方面存在着差異。有一種被稱為衛生品系的蜜蜂，能自己找到受感染的幼蟲，並把病蟲拖出蜂室，丟到蜂房外面去，從而迅速撲滅病情的流行。被稱為易受感染品系的蜜蜂，沒有這種殺滅病蟲的衛生行為，因而病情嚴重，受害頗大。

這種衛生行為也是比較複雜的，需要幾個步驟，首先必須找到每隻患病幼蟲所居住的巢室（每室中只有一隻幼蟲），然後再把上面的蠟蓋打開，拖出病蟲，並把它扔到蜂房外面去。這一連串行為是否有遺傳性呢？做個雜交試驗就可以證明。當然，要用衛生品系的蜂和易感染品系的蜂進行雜交才有意義。雜交的結果是，衛生行為竟是隱性基因所控制的：第一代雜交種都是不衛生的。用這種不衛生的子一代進行回交，再出來的子代，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衛生的，第二類是不衛生的，第三類居然是折衷型的。什麼是折衷型呢？它們能找到染病的幼蟲，並能把蠟蓋打開，但是衛生行為到此為止，並不繼續下去——不把病蟲拖出並扔到外面。據此，社會生物學家推斷，可能存在着兩種基因：一種支配着找到病蟲並揭開蓋子的行為，另一種管把病蟲拖出去。在正常的衛生品系裡這兩種基因都存在，在不衛生的品系裡這兩種基因都被等位基因所取代了；而在折衷類型的雜交種里，大概只有揭蓋子基因，而沒有扔幼蟲的基因，所以它們的行為只限於把蓋子揭開。那麼在看來不衛生的雜交種里，是不是也有扔幼蟲的基因，但由於沒有揭蓋子基因而無能為力呢？為了證實這個猜想，實驗者自己動手把蠟蓋揭開。不出所料，那些不衛生的雜交種里有一半馬上把幼蟲拖出來扔掉，只要蓋子被揭開，它們甚至把根本沒有染病的正常幼蟲也統統扔掉了。

這個實驗可以認為已證明了社會生物學的論點：基因操縱行為。另外還證明，基因在支配機體的行為中是通力合作的，缺一不可。扔幼蟲的基因如果沒有揭蓋子的基因配合，根本表現不出作用；反之，只有揭蓋子基因而無扔幼蟲基因也等於零。揭開蓋子不扔掉病蟲，對於撲滅流行病毫無助益，也許只能加重病情的蔓延。顯然，這兩種基因又是相互獨立的。雖然從作用上看是一個單一的合作單位，但是作為複製基因及其對行為的支配上，它們是自由的而又獨立的。

社會生物學家的這個推斷，多基因通力合作來完成一項行為，對我們從哲學上來了解和解釋文化行為和先天、後天行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由於地緣的原因，使得基因合作時期的此消彼長，造就了人類的文化演化的不同。文化行為是生物演化的排頭兵。太平洋島嶼的人類，一直過着新石器時代人類的生活方式，是因為當地沒有裸露的金屬、不出產金屬如銅或者鐵器，而且缺乏與歐亞非大陸的文化交流，所以無法進入冷兵器時代。地緣造成的這種文化的差距，使得中國在春秋之後進入鐵器時代以來，對種植農業的依賴增加，採集和狩獵文化的減少。即使到了近代，中國整個國家的畜牧業依然無法同歐洲和中亞的畜牧業相比（歐洲隔絕的山地草原（meadow）地形，孕育了畜牧業的蓬勃發達）。這點可以從牛奶製品的多樣化看到端倪。因而中國國家的民族習性，演化出了草食動物文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歐洲的基督文化，不斷地擴張和推銷卻是典型的肉食動物文化（這是兩者之間相對比較來說的）。用比較中肯一點的說法，我們可以引用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一書中的語言：“中華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緩而安靜地向前蠕動着，這是一種沉着堅定的生活范型，不是冒險進取的生活范型；其精神與道德習慣亦相稱而具和平與消極之特徵。”（第十四頁， 第三節：新血統之混入，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對種植農業的依賴，顯然沒有西方漁牧、商業和種植農業的混合文化得到更多的財富和食物的營養。因而亞洲人普遍身高較低。農業人口靠天吃飯，有時候會遇到農業欠產，造成營養不良。因而身高的演化，比較歐洲人慢了下來。如今經濟起飛的中國，80後與90後平均身高增加，常可看見身高達到190厘米。這在1970s前出生的幾代人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農業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種比較商業文化顯然缺乏人際交往複雜程度的生活，顯然帶來不同的思想和認識世界的方法。我們回到產生精神世界的奇葩的人類生物本能來看看，它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人類的體質與大腦，演化到如我們今天的樣子，已知的是最近的15萬年前的事情。以線粒體基因的研究和化石考古的發現來講，今天全世界的人類都有一個共同的母親------科學夏娃，大約生活在15~16萬年前的非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400萬年前的直立猿露西，到6萬年前的現代智人，我們一直都在使用舊石器做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工具。在這段時間，大腦從350CC演化到了1500~2000CC；這段時間我們的工具沒有任何改進。即使具有現代體質的15萬年前的智人和6萬年前的智人，他們使用的工具也沒有任何大的改變。這顯然告訴我們，勞動並不能創造人。人類的演化歷程，只能是達爾文所提出的性選擇造成的。性選擇依賴的是什麼？當然是愛情。

愛情，人類亙古的話題。我把佛洛依德的泛性論描述為一個球體模型。性動力是這個球的球心。由球心向外以變量r為半徑地向外擴張，是我們的日常生活。r值在增大時候的第一關口是生存；第二個關口是性成熟。第三個關口是性炫耀；性炫耀再向外發展就是我們現在極端發達的科學，藝術和人類思想。炫耀的目的是使性獲得一個出口，產生相互吸引的的性力量，進而滿足性的需求。但是人類道德的演化和發達，又使得性行為可以升華為另外一種新的人類精神力量。這種觀點和想法頗類似於如今的宇宙大爆炸理論。而人類精神的奇異點是性。物理宇宙的奇異點是什麼我們還不清楚。

愛情在身體吸引上的直觀感覺（所謂的眼緣）在生物學上的解釋是基因優良與否的判斷和兩性之間的互補。為什麼絕大多數的男性都會對年輕的女孩兒產生美的感受？為什麼評價女孩子的美醜時身材是絕對考慮的因素？為什麼絕大多數男性欣賞女孩子都會把目光集中到腿部？為什麼中國的女孩子都在想方設法美白而美國的文化，卻要在太陽下暴曬才算健康美麗？

如果尋求愛情的美學原理，無不從生物學上找到答案。這是社會生物學綜合美學的結果。

現代生物美學的研究結果，女性的排卵前的生理變化使得鼻子、耳垂、臉龐皮膚細胞有細微的增大，口腔唾液分泌增多，手部皮膚水分也會增加。這些使得女子更加婉約動人以吸引異性。愛情心理學的研究也把愛情發生的三段論，即第一的性慾望解釋為荷爾蒙發動和其影像下的生理反映。第二的羅曼蒂剋期，實際是兩性的歡悅感受和盡興發揮的想象力。進入第三階段的愛情穩定期，實際可以解釋為互相的生存依戀(survival attaching)。這一階段的情緒開始穩定下來，荷爾蒙水平下降，開始進入組織家庭的經濟合作體形式。

在這愛情的三段論中，可以看出，最讓人迷戀與歌詠的是羅曼蒂剋期。大量的詩歌、音樂等文化作品，都是在演繹與表現這個時期的種種行為。而這段時期，男女到底是如何產生愛的情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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