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高華教授紅太陽，某些材料作為附錄補齊(其中一些只能找到PDF版，無奈只好手打)。可以說這是中共之後控制思想的總綱了，今天中共宣傳的一切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根源，簡單總結，就是要先設定好立場，再談內容，如立場與黨的意圖有偏差，一律否決，敢違反的，輕者批評，重者入刑甚至處決。

中共對新聞的禁錮

陸定一、胡喬木與毛氏「新聞學」原則的確立

改版後的《解放日報》雖仍由博古任社長，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屬掛名，儘管博古仍在報社繼續負一些具體事情的領導責任，然而《解放日報》的實權已在主編陸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長胡喬木的手中。

《解放日報》在陸定一和胡喬木的具體領導下，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從報道內容和版面設計等一系列環節，對原《解放日報》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漸確立了一些基本原則，從而建構了毛氏「新聞學」的框架。

毛澤東「新聞學」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毛澤東早年對新聞學就有強烈興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聽過民國初年新聞大家邵飄萍的演講，曾參加北大學生社團「新聞學會」的活動，以後也曾創辦《湘江評論》，並一度擔任過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中宣部刊物《政治周報》的主筆。但是，身受五四「自由辦報」思潮之惠的毛澤東，並未接受自由主義新聞學的觀點，儘管毛澤東一貫喜好閱讀政治傾向性較為中立的《大公報》、《申報》等報刊，然而他始終將自己的閱讀偏好與出於政治功利而對中共新聞宣傳工作的要求劃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開的和內幕的新聞，而中共一般幹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黨要他們知道的那部分新聞。毛澤東的這種政治功利主義的新聞觀正是通過陸定一和胡喬木的解釋，最早在延安《解放日報》體現出來，它以五個核心原則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聯繫的概念：

一、「黨性第一」的原則。

毛澤東、陸定一、胡喬木認為，任何報紙都是一定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世界上絕不存在超階級的客觀報道，中共創辦的報紙無可爭議的應是反映黨的政治路線的黨報。由於共產黨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黨報不僅應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書」。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喬木說，「人民的希望就是讀教科書」，中共應把黨報辦成像「章章都好」的《聯共黨史》那樣，使人民能「讀一輩子」。為此，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舉凡一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捨和編排，並以黨的立場來判斷一切。黨報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道消息的新聞紙，而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而奮鬥的宣傳工具，為了保證黨報的性質，必須將黨報置於黨的領導機關的絕對領導之下。

二、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

陸定一等提出一個有名的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雖然從字面上，陸定一也強調新聞必須完全真實，然而這個「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於是，陸定一等從列寧那兒引進了「兩種真實性」的觀點：一種是所謂「本質真實性」即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事實，儘管它尚處於萌芽狀態或尚未發生，但從本質上講它卻是真實的；相反，「虛假真實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質，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實的。如果以為它是新近發生的事實，「把個別現象誇大成為整體現象」而加以報道，那就必然會犯「客觀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錯誤，而無產階級的「真實性」和「客觀主義」、「自由主義」是截然對立的。

三、「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

「搶新聞」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將發布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下來不發表」，總之，一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絕不允許報紙和記者有絲毫的「獨立性」和「自由主義」。

四、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

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利用」報紙，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期間內，集中報道，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五、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

抗戰前，《紅色中華》報和以後改名的《新中華報》便開始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一部分在報紙上發表，一部分編印《參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閱讀。《解放日報》改刊後，正式出刊了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閱讀範圍較前有一些擴大。出版《參考消息》的指導思想在於進一步明確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因為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幹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區別。既然人之有區別，在「知」的權利上就不能不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中低級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不足以抗禦國內外新聞報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幹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閱讀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級而遞減。至於一般普通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它消息了。當然，黨員和群眾還是有區別的，即便是普通黨員，組織上也會給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這主要通過閱讀黨內讀物，聽上級的傳達報告來體現，以顯示黨員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權利。只是一般黨員「知」的權利和高級幹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計。

實際上，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與王明、博古等並無實質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澤東與王明、博古一樣，師承的都是列寧——斯大林的新聞理論，只是毛澤東比王明、博古更加黨化、更加斯大林主義化，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過了斯大林。與毛相比，或許博古所受的五四影響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鄉無錫和上海主編過一份影響頗廣的政治刊物《無錫評論》。1941年5月，博古將邊區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調入《解放日報》，放手讓其主持文藝欄，正是由於博古的寬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報》上推出王實味、丁玲本人，以及蕭軍、羅烽、艾青等人撰寫的一系列批評性的雜文和短論，及至《解放日報》改版，所有這類「暴露性」的言論被斬草除根，徹底實現了毛澤東所要求的「輿論一律」。毛澤東所達到的對新聞的壟斷，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斯大林都難望其項背。在文網嚴密的蘇聯報刊，偶而還有幾篇批評官僚主義的小品文問世，而在延安，1942年後的報刊上已不復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搶救運動期間，延安還揪出了一些「寫不真實的新聞」的「特務分子」。

改版後的《解放日報》在陸定一、胡喬木的領導下，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實的「黨報」。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報》徹底改變了「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市」的慣例，而變為「一邊區，二解放區，三全國，四國際」的報道和版面安排的順序，將國際和國內新聞降至次要地位。對刊登國際新聞更是從嚴掌握，所有國際新聞，一律須重新編寫，嚴禁照登外電原文。

《解放日報》既為「黨報」，它就必然同時又是已掌握了黨的毛澤東的個人喉舌。1942年4月後，報社遵從毛的指示，多次發表經毛修改的講話和文稿，而發表這類講話的時間一般都較毛作演講的時間推遲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演講，其文字稿推遲約一年半才經修改整理完畢，於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報》。

作為毛澤東嚴密控制的宣傳工具，《解放日報》忠實地執行了毛利用該報指導整風的意圖。陸定一調入《解放日報》後，奉毛澤東之命，將工作重點放在新辟專刊〈學習〉上，使〈學習〉很快成為指導整風的信風標。〈學習〉專刊於5月13日出版，共辦了八個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對於如何學習文件、如何開展小組討論，怎樣寫反省筆記，都針對性地發表各類文字予以指導。當整風進入到幹部思想反省階段後，〈學習〉專刊還配合登載了一批各類幹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為示範。至1943年初，延安整風轉入審幹、肅反階段，〈學習〉專刊的使命遂最後完成，終於在1943年1月16日宣布終止。

《解放日報》還開創了中共利用報刊整肅「異端」知識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報紙用兩版篇幅集中登載批判王實味的文章，范文瀾、張如心、羅邁（李維漢）、溫濟澤、李伯釗、陳道、蔡天心等紛紛「口誅筆伐」，陳伯達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將王實味稱之為「王屎味」。但報紙絕不為王實味提供為自己辯護的版面，使《解放日報》成為一邊倒圍剿王實味的主要戰場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報》復發錶冠之以「延安文藝界」名義的〈關於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的總結性長文，最終將王實味掃入「反動派」的行列。

《解放日報》為貫徹毛澤東的意圖盡心盡責，全面發揮了其作為黨與領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訓練有素的馴馬，難免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後一個短時間，《解放日報》竟忘了「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居然在整風運動的高潮中分別報道了中央黨校一男學員自殺和延安大學一女生自殺的消息，此「錯誤」被毛澤東迅速抓住。毛嚴厲指責《解放日報》「仍不和中央息息相關」，報紙「尚未成為真正的黨的中央機關報」。他稱，「有些消息如黨校學生自殺是不應該登的」，並表示，《解放日報》的幾篇社論仍有錯誤。毛再次重申，「以後凡有重要問題，小至消息，大至社論，均須與中央商量」。和毛澤東相比，《解放日報》編輯們頭腦畢竟簡單一些，他們耳聞目睹在延安不時發生的幹部、學生自殺事件，以為選擇一兩條消息刊登也無妨，卻未料道無意中他們已犯下「暴露陰暗面」的嚴重政治錯誤。在毛澤東大喝一聲後，從此在《解放日報》上就再未有任何有關延安消極面，諸如自殺事件的報道了。

中共對文藝界的禁錮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餘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正式開始，毛澤東發表講話，5月23日，毛又在座談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是為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文幾經修改，發表於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毛澤東的這篇報告，標誌着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

毛氏「黨文化」觀直接師承斯大林，與具有極其強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藝術美學的日丹諾夫主義一脈相承，作為有中國特徵的「黨文化」觀，毛的文藝思想則較俄式的「黨文化」觀更加政治化，表現出更濃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下列五個核心概念：

一、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具體而言，中共領導的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二、和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骯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

三、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

四、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

五、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包括了從創作主體、文藝功能，到創作題 材和創作形式等文藝學的所有領域，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黨文化體系。從表面上看，毛氏黨文化觀竭力強調文藝的社會和政治功用，與中國文學中的「文以載道」的傳統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文以載道」並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藝的審美功能，將文藝等同於試帖課和八股文。毛澤東在這裡將「文以載道」誇大到極端的地步，同時又吸取了明清顏習齋等鄙薄讀書人的反智思想，結合斯大林主義，最終建立起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藝路線。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藝思想的實質是將文藝視為圖解政治的宣傳工具，將文藝家看成是以贖罪之身（身為知識分子的「原罪」）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戰士」。

毛澤東極為看重文藝界對其《講話》的反應。延安文藝座談會一結束，周揚就立即擔負起宣傳、解釋毛澤東黨文藝觀的新使命，從此延安文藝界的氣氛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伴隨這種變化，以周揚為核心的中共文藝統制體系也迅速得到確立，周揚終於成了名副其實、手執響鞭的「奴隸總管」。

1942年後，中共對文藝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進一步嚴密化，延安及各根據地文藝刊物、文藝團體被完全置於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和由周揚領導的官辦文藝領導機構的領導之下，同人性質的文藝刊物已不復存在，所有的文藝家均被納入各類行政組織之內。在延安的文藝家只有蕭軍不堪被日漸官僚化的體制所束縛，於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縣川口區第六鄉的劉莊，與妻子兒女勞動墾荒，過着幾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後蕭軍全家返回延安，仍舊被納入到行政組織之內。

和蘇聯作家協會一樣，由周揚領導的魯藝和邊區文協承擔着許多與文藝無關的政治功能。延安魯藝在1942年後與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和各單位的審幹肅反領導小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藝界大挖「特務」，結果文藝家大多成為特務嫌疑和被「搶救」的對象。1943年延安幾乎全部的文藝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黨校第三部，在那裡逐個接受嚴格的政治審查。

對於周揚來說，配合中央社會部在文藝界肅反固然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但是周揚要提高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主要還取決於他能否組織創作出一批體現毛氏黨文化觀的文藝作品。於是周揚將少數作家暫時調出中央黨校第三部和魯藝，住進設於橋兒溝的「創作之家」，希望他們能夠創造出體現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文藝作品。

被周揚挑選，獲准進入「創作之家」這個「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類：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內創作出符合毛澤東黨文化觀的作品，思想較為「純正」的作家，如周而復、楊朔；

思想雖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創作出為黨急需的文藝作品的非黨文藝家，如塞克夫婦、艾青夫婦；

少數資歷較深，一時無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從蘇聯返回延安的蕭三；

個別來自國統區且較具影響力，有可能返回重慶的非黨作家，如高長虹。

住進「創作之家」的大多數作家，除了高長虹一人外，都對能在急風暴雨的審幹搶救高潮中被保護，心存感激，他們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負周揚的厚望，創作出最早一批體現毛氏黨文化觀的文藝作品，使周揚在毛澤東面前掙足了臉面，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後，毛澤東、胡喬木還加強了對周恩來領導下的重慶左翼文化界的干預。自抗戰爆發以來，周恩來在武漢、重慶團結了大批文藝界人士，在這些人中既有原屬周揚系統的夏衍、田漢，又有與魯迅關係密切的胡風，還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對於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來十分尊重，即便對於思想一貫左傾的胡風，周恩來一般也不干預他的創作活動，相反，在胡風創辦刊物遭遇困難時，還曾給予經濟上的資助。重慶《新華日報》的副刊上，不時刊載胡風和與胡風關係密切的文藝家有關文藝理論的文章，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議。

但是到了1943年，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毛澤東、胡喬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機構後，將手掌伸向了周恩來領導的《新華日報》。延安對《新華日報》和重慶幾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發表的喬冠華、舒蕪等幾篇烙有胡風「主觀戰鬥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滿，指責《新華日報》「發表了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如xx論民族形式，xxx 論生命力，xxx論深刻等」。顯然，在毛澤東、胡喬木的眼中，《新華日報》等以工作環境特殊為藉口，提倡感性生活，強調作家的主體意識，實際上是在宣傳與毛氏「黨文化」觀完全對立的「資產階級」文藝主張。

為了徹底糾正《新華日報》的自由主義傾向，1944—1945年，毛澤東、胡喬木特派幾位已經「改造好」了的周揚手下的重要幹部林默涵、何其芳、劉白羽、周而復、袁水拍等從延安前往重慶，宣傳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重慶的左翼文化界人士進行知識分子必須加強思想改造的現身說法式的訓導。然而對於何其芳等人的訓導，除了郭沫若等極少數人之外，重慶大多數左翼文藝家都以沉默相對，只有胡風一人公開表示了少許的疑問和保留，而馮雪峰則十分不以為然。然而胡風、馮雪峰並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們對毛氏黨文化觀的任何反應，為他們以及其他國統區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過簿」，以待日後進行總清算。

如果說，在重慶和大後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後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黨文化」的壓力而感到困惑，那麼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也就是這麼一些，他們畢竟還未失去創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藝家則面臨着迫在眉睫的選擇：或者走王實味自我毀滅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拋棄舊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藝家在經歷了最初的震撼後，紛紛開始「脫胎換骨」。丁玲也許是延安文藝家中最早「脫出」的一個。在1942年4月初毛澤東親自主持的關於王實味、丁玲問題的高幹學習會議後，丁玲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王實味思想批判座談會上，一方面斥罵王實味「卑劣、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號召「反對一切對王實味還可能有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人道主義，失去原則的，抽象的，自以為是的『正義感』」；另一方面，又自惱自責，稱自己的〈三八節有感〉。「是篇壞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讀者「讀文件去吧」。為了擺脫與王實味的牽連，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紀念魯迅的大會上，還極不禮貌地對待在王實味問題上仗義直言的蕭軍，聲稱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丟掉蕭軍，不過是九牛一毛。其實在丁玲「布爾什維克的戰鬥性」的背後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幾十年後，她自稱〈三八節有感〉使她「受幾十年的苦楚」，給她帶來一生的災難，因而不敢隨意為文，生恐「又自找麻煩，遺禍後代」！但是在1942年丁玲卻心甘情願地接受胡喬木、周揚的指導，按照他們解釋的毛澤東的「黨文化」觀，創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黨的路線的作品。於是丁玲暫時成了一名「毛澤東的文藝戰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嘗料到，十多年後她又跌入幾乎和王實味一樣悲慘的深淵。所不同的是，這一次丁玲沒被處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發後又被關押進秦城監獄。

中共洗腦方法一：強迫學習，批評別人和自我批評

中央總學委規定，各機關學校應根據〈通知〉的精神和各單位的具體情況，「製發『小廣播』調查表」，並將其分發每個同志填寫，以調查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向外廣播了一些什麼及由內外向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廣播了一些什麼，這種調查材料，應加以整理研究，並向總學委報告。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動員並強制廣大黨員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廣泛，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屬頭一回。雖然在這之前，延安的黨員和幹部已依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普遍寫出反省筆記，但反省內容大多屬於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如今更深入到個人的私生活領域，調查黨員的私下言行和個人間的交往，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極端強制的一面。儘管〈通知〉通篇都是「黨的原則」、「黨的紀律」、「黨的團結」等意識形態術話，但調查黨員私下言行畢竟與要求黨員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當性頗令人懷疑。於是，針對黨員中有可能出現的對填「小廣播調查表」的消極不滿情，中央總學委又「適時」提出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口號。1942年末，圍繞動員填「小廣播表」一事，各機關學校布置反覆學習毛澤東1937年所作的〈反對自由主義〉的報告。毛的這篇演講稿與其說是論述自由主義的論文，勿寧說是毛在闡述其理想中的共產黨員人生哲學的範式。毛在這篇演說中。撇開「自由主義」一詞的規定性，對「自由主義」一詞作出新的解釋。把「自由主義」等同於中國傳統的人際交往的一般習慣。毛所要反對的自由主義，除了指政治思想上與黨的路線背離外，重點是指黨內的「一團和氣」，換言之，就是在共產黨員中所存在的「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現象。現在，重新翻出毛澤東當年的報告，把「客觀上幫助敵人」的「自由主義」和眼下要肅清的「小廣播」串聯起來，為反對「小廣播」提供了理論的依據。

12月6日中央總學委反對「小廣播」的通知下達後，延安宣傳媒介的反自由主義的宣傳攻勢緊緊跟上。1943年1月19日，陳伯達在《解放日報》發表〈應用辯證法，反對自由主義——在整風中紀念列寧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機關學校除了動員每人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外，還紛紛組織以反對自由主義為中心的「學習會」和「討論會」。

作為反「小廣播」鬥爭的試點單位，陝甘寧邊區師範學校學委會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大討論會」。大會歷時十九天，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由學校領導機關廣泛搜集「犯自由主義」的材料；第二個階段，動員師生展開互相批評；第三個階段，則將鬥爭重點轉移到「犯自由主義特別嚴重，錯誤思想特別頑固」的人和 事件上。

12月6日，就在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通知的當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資料組）向每個工作人員發出考試試題，要求回答下列問題：

—、到今天為止你對黨還有什麼隱瞞的事情沒有？還有什麼不滿意黨的地方沒有？

二、你的自我批評精神如何？你對其他同志的批評還有不坦白的沒有？其他同志對你有什麼批評沒有？你的認識和態度如何？有無自由主義的毛病？自己還有什麼缺點需要揭發呢？

中共洗腦方法二：強迫學習的方法，記筆記並審查筆記，考試

一、粗讀文件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要求將「二十二個文件」全部瀏覽一遍，讀後要做筆記，並進行初步討論。

二、精讀文件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要求將所有文件分類反覆精讀，達到「眼到」（精細研讀）、「心到」（深思熟慮，領會文件的實質和精神）、「手到」（寫讀書筆記）、「口到」（質疑、漫談、開討論會）。

三、考試階段 從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單位的文件學習進入到考試階段。中央黨校在6月23至7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考試，所擬定的四個考題事先經毛澤東審閱和修改。考試題目是：

（一）什麼是黨的學風中的教條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

（二）什麼是黨的學風中的經驗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經驗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

（三）你聽了或讀了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和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以後，你對過去黨內的教育和學習反省的結果如何？有些什麼意見？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學習或工作？

（四）你接到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後，怎樣根據它來檢查並改造或準備改造你的工作？

中共洗腦方法三：強迫記筆記，檢討樣本

1942年3月9日，經毛澤東精心修改，由胡喬木撰寫的社論〈教條和褲子〉在《解放日報》正式發表。胡喬木在這篇社論中第一次提出「脫褲子，割尾巴」——在全党進行思想反省的問題，社論要求每個黨員對照毛的講話，勇敢地解剖自己，與舊我告別。繼之，中宣部的「四三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參加整風的幹部「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和軍委直屬機關聯合舉行的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重申必須「運用文件反省自己」，並具體指導寫反省筆記的方法：「內容要多寫 自己閱讀（文件）後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並且首次宣布：「學習委員會有權臨時調閱每個同志的筆記」。

兩天后，為了給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撐腰，毛澤東親自出馬，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幹會議上，動員全黨自上而下「寫筆記」。毛澤東以十分強硬的口吻說道：

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我們的「緊箍咒」裡面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幹部也好，老幹部也好，學校也好，機關也好，都要寫筆記。首先首長要寫，班長、小組長也要寫，一定要寫，還要檢查筆記……現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寫筆記，這是是很好的現象，犯了錯誤還要裝老大爺，那就不行。過去有功勞的也要寫筆記……也許有人說，我功勞甚大，寫什麼筆記。那不行，功勞再大也得寫筆記。

在4月20日中央學習組的會議上，毛澤東甚至引述康生兩天前在中直和軍屬機關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毛說：康生同志在前天動員大會上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是整個的，但自我批評就是說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毛澤東表示自己也要「寫一點」筆記，但事實上，他只是以此作一個幌子。毛所謂「要反覆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完全是針對其他領導人和一般黨員幹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黨校在制定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計劃中作出規定，參加整風學習的學員必須「聯繫反省個人思想及與本身有關工作」明確宣布中央黨校的各級領導機構均有權「隨時檢查筆記、記錄」。

經過約一個月的試點準備，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澤東認為，將學習二十二個文件轉入對照文件進行思想反省的時機已經成熟。5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寫反省筆記〉，至此，整風進入到思想反省的階段，調閱幹部反省筆記的制度隨之在各機關、學校迅速推廣開來。

從現象上看，動員幹部寫反省筆記和建立抽閱反省筆記的制度，並沒有遭到來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澤東並沒有就此放鬆警覺。他完全明白，聯繫個人的思想與歷史進行自我反省決不同於一般的閱讀文件，許多幹部往往會避重就輕，不願進行徹底的自我否定。為了引導幹部作出比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須及時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標本，作為引導全党進行反省的示範。1942年6月後，《解放日報》陸續刊出一批反省文章，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種類型。

一、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中央領導幹部政治表態性的反省。所謂「經驗主義」，是毛澤東在整風運動期間給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袖貼上的政治標籤。「經驗主義者」因在政治上曾經支持留蘇派，或雖朱明確表示支持留蘇派，但曾一度與毛澤東的意見相左，因而也與「教條主義」同列，是毛整肅的對象。但是，「經驗主義者」大多有較長的革命歷史，在黨內的基礎也較深厚，所以只是處在被整肅的第二層，而毛對「經驗主義者」的策略是分化他們與王明、博古等的關係，將他們爭取到自己的一邊。「經驗主義者」只要能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不管這種「承認」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澤東一般均放他們過關。中共元老王若飛的反省即提供了經驗主義領導幹部自我反省的範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王若飛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工作作風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的文章，王若飛在該文中以毛澤東的立論為依據，對照檢查自己：是多少帶有陶淵明所說的某些氣質，「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飲輒醉」，這種粗疏狂放的作風，每每不能深思熟慮，謹慎其事處理問題，即令自己過去曾是時時緊張的埋頭工作，也常陷於沒有方向的事務主義，以致工作無形中受到很多損失。嚴格的說，這是缺少一個共產黨員對革命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的態度。

王若飛的上述反省，嚴格的說，並不「深刻」。他不僅沒有對自己的過去歷史作出嚴厲的自我批判，更沒有將批評的矛頭對準王明、博古等留蘇派，與此相反，王若飛甚至在作「自我批評」時也沒忘了為自己評功擺好，例如，王若飛反省道：過去我對黨性的認識，只注重從組織方面去看，認為黨是有組織的整體、個人與黨的關係，是個人一切言行，應當無條件的服從黨組織的決定，只要自己埋頭為黨工作，不鬧名譽，不鬧地位，不出風頭，不把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對立，便是黨性，並以此泰然自安。

人們從這些話中實在難於判斷王若飛「對黨性的認識」，究竟是屬於缺點，還是屬於優點。儘管王若飛的反省只是檢查自己「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澤東的歡迎。王若飛屬黨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期間與陳獨秀關係密切，長期遭受莫斯科與國際派的排擠。王若飛與周恩來的關係也不緊密。抗戰後王若飛獲毛澤東容納，成為毛澤東核心圈外第二層的重要幹部。王若飛平時對毛的態度十分恭敬，現在又在報上進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開表示對毛的支持和效忠，對於這樣一位在黨內享有較高聲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態，毛澤東又如何可以求全責備？此時此地，毛澤東所要求於中央領導層幹部的就是像王若飛這樣在政治上表明態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飛身為中央領導幹部，帶頭響應毛的號召進行自我反省，其影響不可謂不大，其他幹部焉能不從？

二、犯有「教條主義」錯誤的高級文職幹部的反省。對於一批有留蘇或留日、留歐美背景，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統工作的黨的高級文職幹部來說，理解延安整風的真正意圖並不困難。當傳達了毛澤東的幾篇演說和《解放日報》的〈教條和褲子〉社論發表後，他們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這場運動首當其衝的目標。擺在他們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或拒絕反省，最終被他們寄託於生命全部意義的黨所拋棄；或遵循黨的要求，徹底與過去告別，脫胎換骨，用毛的概念取代過去被他們視為神聖的俄式馬列的概念。習慣於聽從上級指示的文職幹部幾乎不加思索地就選擇了第二條道路。然而這條道路並不平坦，首先，他們必須對自己罪孽深重的過去痛加譴責；繼之又需對毛澤東的「偉大」，表示心悅誠服。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的王思華的反省文章〈二十年來我的教條主義〉，就堪稱教條主義高級文職幹部自我反省的標本。

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的王思華原是三十年代頗有名氣的左翼社會科學家，曾留學德國專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充分領會了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意圖，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對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論研究活動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王思華寫道：

我在大學和在外國留學時，所學和研究的，不是英國的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便是法國的魁奈和薩伊，……所學的是外國的，自己在大學裡教的，自然也只能是這些外國的。這樣做，不但省勁，而且受學生的歡迎。因為在一般的大學生中，有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無興趣，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裡學外國。學生的這種反常心理，先生這種投機取巧的態度，普遍的存在於中國大學生，這種輪迴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時代的我，而我又拿來害青年！

王思華上述有關對中國現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問題在於，王思華的興趣似乎並不在對此種弊端展開嚴肅認真的分析，而是企圖以此作為迎合某種政治新風向的手段。為此，他不惜將紛繁複雜的現象簡單化，為毛澤東的論斷提供具有個性特徵的註解：

十三年前，當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後，又把它「生吞活剝」地搬到中國來。……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態度上還是主觀主義的。在這種態度下，還是只想懂得希臘，不想懂得中國；……把馬克思的一切東西當作千古不變，放之於四海皆準的教條了。

緊接着，王思華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詞句進行自我貶損。他承認，教學生「啃《反杜林論》則是為了迎合學生的好高騖遠的奇特心理」，到延安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之下，不得不聯繫到中國」，但這僅是「以資裝飾門面」，自己仍「只想在《資本論》本身上來翻筋斗」。

王恩華痛罵自己「誇誇其談」、「不老實，企圖取巧」、「只知背誦教條」、「向馬列主義開玩笑」。在對自己口誅筆伐的同時，王思華竭力稱頌毛澤東對發展馬列主義的貢獻。他表示，「為了徹底消滅『比屎還沒有用處』的教條」，「徹底打垮我這樣根深蒂固的不正確的思想方法」，自己已決定「到實際工作中去，不僅是到實際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變為一個實際工作者」。

王思華的反省開創了教條主義高級文職幹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瀾、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屬於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學家范文瀾對前一階段中研院出現的以王實味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瀾譴責自己「高唱民主，忽視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領導』」，聲稱這是「難以忘懷的一件痛苦經驗」，他對此「衷心抱疚」。

中央政治研究室資料組和國際政策研究室成員王子野則專門檢討了自己「誇誇其談」的「不正派作風」，他痛陳自己往往僅憑「一知半解」，「 憑着想當然」大發議論， 現在回想起來，「實在荒唐之至」。

在毛澤東發起的勸導反省的巨大壓力下，大批高級文職幹部紛紛自我批判，口誅筆伐「比屎還沒有用處」的教條本本，那些當年翻譯馬列著作的知識分子更因積極傳播教條而首當其衝地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中央研究院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個老黨員，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國內聞名的紅色社會科學家，曾翻譯《經濟學方法論》等多種 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但在整風之初，柯柏年並沒有在《解放日報》發表自我譴責的文章，於是柯柏年被攻擊為「教條主義者」，罪名是曾翻譯過教條本本。此事給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發誓以後再不搞翻譯工作。1943年春，毛澤東根據已變化了的形勢（教條主義者已被搞臭，蘇聯對德國已取得優勢），認為有必要恢復中共的馬列著作翻譯工作。可是當毛澤東徵求柯柏年意見時，柯柏年卻向毛堅決表示，今後再不搞翻譯了。柯柏年以後轉入到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外事系統，改行做對外統戰工作，再也沒回到中共馬列著作編譯部門。毛澤東的「反教條主義」所要達到的效果極為顯著，及至1945年春，謝覺哉私下也感慨，「自從反教條，有人不講書本子了」。

三、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高級軍職幹部的反省。和黨的高級政治生活毫無牽涉的軍隊一般高級幹部，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風的重點整肅對象。然而整風既為全黨性的運動，軍隊幹部也不能完全置身於外，他們同樣應在運動中「提高認識」。但是，對於來自不同軍隊系統的幹部，他們所需「提高」認識的內容並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有必要檢討自己在張國燾「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場和態度，而原紅一方面軍中的幹部則只要檢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即可。我們以曹里懷的反省為例：

曹里懷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 檢討」重點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點：一、在日常工作中，解決和處理問題不細心，草率從事。二、愛面子。三、理論和知識的修養太差。四、自己的經驗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懷給自己貼的標籤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傾向確是濃厚地存在着」。

饒有興味的是，曹里懷的「自我檢討」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頌毛澤東的內容，若將其和「教條主義者」嘴裡發出的讚美相比較，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軍隊高級將領對毛的讚美似乎更加誠摯和熱烈。曹里懷徑直將毛澤東與列寧並列，聲稱毛的著作是「活的馬列主義」，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馬列主義」：

（毛澤東的著作）告訴了我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這些著作，是完全從客觀的現實出發，而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

曹里懷更進一步將歌頌毛澤東與譴責國際派結合起來，他寫道：

（毛澤東的）這種有高度布爾什維克原則性和極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豐富的革命內容的政策，不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所能辦得到的。

四、革命歷史雄厚，且不掌實權的黨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幾位德高望重、受到全黨尊敬和愛戴的革命老人，他們分別是林伯渠、吳玉章、謝覺哉、徐特立。除了這四老，張曙時等儘管也年屆六十，但是依當時的習慣，他們尚不夠「革命元老」的資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擔負邊區主席的實際工作，吳玉章等大多掛個虛銜，並不掌握具體部門的領導實權。整風運動初起，吳玉章等也積極行動起來，以自己的反省現身說法，為毛髮動整風的「正當性」、為知識分子必須進行脫胎換骨改造的論斷，提供最具說服力的證明。吳玉章寫道：中國舊時社會最壞的習慣，就是稍有聰明才智的人都變為知識分子而脫離生產，結果，小的變流氓，大的變政客，都為社會的毒害。而從事生產的廣大群眾則蠢蠢無知、任人魚肉。

……如果我們不自欺欺人，則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民族盡了什麼責任呢？這樣來一個反省，恐怕不汗顏的沒有幾個。我自己一反省就覺得「才無一技之長，手無縛雞之力」，而還往往「誇誇其談」「譁眾取寵」，黨八股的餘毒很深。這能免「欺世盜名」之誚嗎？我雖從事革命四十餘年，只有力求前進到底不懈這一點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

吳玉章的反省頗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態：李六如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後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即與其相識，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時期，曾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秘書長。1942年李六如已經五十五歲，他對老友謝覺哉說，「以前自以為不錯，自以為立場穩定，整風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此系毛澤東在整風中發明的名言）。謝覺哉說，他對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謝覺哉不僅自我反省，還在《解放日報》化名發表〈一得書〉短評，向教條主義發起攻擊。謝覺哉指出，教條主義「如只放在案頭上擺樣，雖然比屎還沒有用，不能肥田，不能餵狗，但狗屎自享，於人無干。若拿了去對付革命，那就為害非淺，容易把革命弄壞」。

以上四種類型的幹部反省的樣本，為全黨展開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統。毛澤東、康生、彭真、李富春、胡喬木、陸定一利用報紙，大力推廣這些反省經驗，再結合於組織措施的落實，對延安幹部的心理造成了劇烈的衝擊和震盪，尤其使有「教條主義」背景的幹部自慚形穢，無地自容。至此，毛澤東設計的思想改造工程的關鍵性步驟——清算過去的大門已經打開。下一步就是廣大黨員挑選適合自己的政治標籤，對號入座；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依照報上發表的反省樣本，如法炮製各自的反省檢查。

毛澤東的魔鬼邏輯

在富田事變後的緊張形勢下，彭德懷及三軍團對毛澤東的支持具有極重要意義，此舉鞏固了毛澤東已遭動搖的地位。但是事變領導人到處散布的反毛的輿論畢竟已嚴重損害了毛的聲望，毛澤東為了反駁贛西南方面的抨擊，親自出馬，毫無愧作，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在這封答辯信中，毛澤東堅持認為「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麼可以呢？」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系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秉承毛澤東魔鬼邏輯的審問話術

提問者要求受審人員回答各種層出不窮、離奇古怪的問題：

「你平日經常散布反動言論，勾結對黨不滿的分子，你必須老實交待，國民黨派你來延安搞破壞的具體任務是什麼？」

「某一次國民黨大逮捕，其他同志被捕犧牲了，為什麼只有你沒被捕？」

「你在教會學校讀書，一定參加了英國特務機關！」

「你的舅舅1936年從東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務機關的特務，你也經他介紹，加入日特機關，成為日特機關的情報員，你在延安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報？」

「你說你是坐火車從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國民黨派你來的，沒有國民黨開的介紹信，你可以坐火車嗎」？這個提問稱得上是審幹、反奸、搶救中的「經典提問」，許多被審人員都被問到這個問題。在綏德師範禮堂的鬥爭大會上，一個嫌疑對象被追問：「你沒有特務關係，怎麼能從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車？」

「你的父親現在還在北平，又有錢，不是漢奸才怪！你和他什麼關係？」

「你家裡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來延安幹什麼？」

「你一貫積極工作，是為了取得組織信任，便於長期潛伏，不然的話，為什麼放棄在國統區現成的正規學校不上，偏偏來邊區吃苦？」

「你的同夥已經向黨坦白自己是特務，他也揭發你是特務，你為什麼還執迷不悟？拒絕黨的挽救呢？」

中共洗腦後的樣本，朱明(延安中共四老之一林伯渠的夫人)檢討書

我們以中央黨校三部女學員朱明的反省為例。朱明原先是一個「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學生，1938年到延安後參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單位工作，以後進入王明擔任校長的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學習，繼而調入中央研究院，最後被送入審幹、肅奸重點單位——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朱明反省的最大特點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廣泛性。

一、首先，朱明直言不諱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上與黨的觀點相左，承認自己同情蔣介石和國民黨，仇視新生階級，仇視共產黨，懷疑毛主席。

朱明說：回憶北伐前，我們住在安徽，當時在軍閥統治下，不僅財產要受勒索，就連精神也受威脅，尤其是太太小姐們，不敢拋頭露面，總是坐在家裡。……當時蔣介石軍隊到南京後，我們可高興了，因為我們現有的資財不僅有了保障，就連安徽的財產也被蔣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脅，同時也被解除了。

接着朱明反省了自己對十年內戰的看法： 十年內戰究竟是誰打誰，對這個問題我也懷疑。書裡說蔣介石要堅決消滅共產黨，可是我在外面聽說共產黨「搗亂」，想要得天下，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復興民族，所以才打。當時我認為應該打，因為共產黨不安份守己，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國不統一，民族焉能復興？ 所以應該打。

朱明甚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對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領袖的懷疑：「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領袖，開始我聽這句話，也是懷疑的。因為在我思想中一貫認為蔣介石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他統治中國，他領導抗日，共產黨也是在他領導下抗日的，為什麼要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呢？說他是邊區人民的領袖還差不多，因為只有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大後方的人民，我想還是承認蔣介石是領袖吧。

對於中共所宣稱的蔣介石是「假抗日」之說，朱明也表示了強烈的反感：到底為了什麼東西大家都說蔣介石抗日是為了消滅異己，不是為了中華民族？在這種氣氛中，我口裡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樣說，可是心裡卻想蔣介石抗日雖然是要消滅異己，但也是為了中華民族。記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時候，親眼看見中國飛機和日本飛機戰鬥。晚上也聽到中國飛機去轟炸日本軍艦。我也看到過前線運下來的傷兵。能說蔣介石不是抗日？……過去我一聽到說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那裡代表什麼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蔣介石，他要復興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點是她將自己作為反面典型，執意以自己的錯誤來證明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與知識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關係。

朱明來延安後曾入中國女子大學學習，受校長王明的影響，女大較注意對學生進行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教育，對此，朱明專門結合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評了女大的「負責同志」：幾年前讀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面有一句：「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我很反感，我想你們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為什麼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們呢？從這裡可以看出我的階級立場，警惕性很高。

……我對毛主席的文件，是這樣反感。但是，我對蔣介石的東西怎樣呢？在這裡我附帶地反省在女大時的投降主義。當每年「七· 七」的時候，蔣介石發表的宣言，女大總是配合着時事來討論的。有時 候負責同志還幫助我們指出宣言裡哪些是比較進步的：「譬如說團結吧，雖然提到，但還不具體，所以他的進步還不夠」，我呢，總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進步」的東西，因為我不希望國共關係不好，負責同志有時還說：「我們黨在抗戰中是發展了，可是國民黨呢？只要他和我們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們還可幫助它。譬如保衛大武漢，我們還幫助他動員哩。」我聽了這些話，就很能接受，我總是希望共產黨能幫助國民黨，這樣兩黨不會分裂，統一戰線也才能持久。因為我有一個中心思想，當我想革命的時候，我又怕吃苦，我總想過資產階級生活，但又要無產階級的事業，這個矛盾如何能統一呢？我就想到了統一戰線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國共分裂，從我自己講，我就希望國共長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長期統一了。從家庭來說，我也不願意國共分裂。……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上講，我也不願意國共分裂，因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國民黨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於在思想上與黨不斷牴觸，最後發展到在政治與組織上與黨對抗，承認自己對黨組織陽奉陰違，「總是採用合法 的手續來超越組織」。

朱明交代自己羨慕周恩來、林伯渠，總想做「特別黨員」，希望到大後方作統一戰線工作，「也坐汽車，也住大飯店」，所以經常以要求學習為名，逃避具體工作：比如我在大眾讀物社的時候，那裡的會計因為生孩子到醫院去了。支部書記和我談話，讓我暫時代理一下，我心裡不高興，可是沒有辦法，因為自己是候補黨員，又是支部書記和我談話，只好勉勉強強地答應了。因此在工作中，手裡拈着帳條子，心裡想着統一戰線，我做夢 也沒想過我會做這個工作。

為什麼不安心做具體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對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厭倦：「在延安老是風平浪靜的」，「也感覺不出什麼階級友愛」，在幾次申請隨林伯渠前往重慶做統戰工作的要求被拒絕後，經過個人的頑強努力，排除了種種障礙，終於以「要求學習」為名，轉換了工作單位，先進了延安大學俄文系，又轉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後，「一 心想進國際問題研究室，將來好做外交家」，「從來也沒有想到，自己要服從組織」。

四、朱明從自己的「剝削階級」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認為自己之所以「與黨一切都是分歧」，與她的階級出身有密切關係。

對於階級出身對自己帶來的嚴重影響，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 會教育」兩部分進行反省。朱明說：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剝削階級，直到民國初年，才逐漸沒落。……外祖父本來是前清學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剝削階級，是地主式的書香門第。……我的母親和姨母們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藝術，早晨起來，還臨帖臨《靈飛經》，什麼《高山流水》、《桐葉舞秋風》等曲譜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所謂是三歲念唐詩，十二歲看《紅樓夢》的角色。……記得小時候聽故事，從來就沒聽過工人和農民的事情，專門是歌頌統治階級的人物，就連外國故事也是一樣，總是講什麼公主、王子的遭遇，飛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為了「說明階級鬥爭不僅限於武裝鬥爭」，朱明列舉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階級教育」：吃飯要慢，要不帶聲音。否則就罵你象餓死鬼，沒有吃過飯 的，……說話更要輕聲慢語。尤其是女孩子，要溫存，還要深沉含蓄，所謂輕聲淺笑，不准張開嘴，哈哈大笑。否則就要為你是莽張飛，……連走路你也不能隨便，站也沒有自由，必須要按他們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穩重，不能東張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筆直。否則就要罵你小家碧玉，像牽牛花一樣依靠牆壁。所謂大家閨秀，像梅花，像牡丹，不僅要風骨凜然，而且還要儀態萬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控訴資產階級學校教育的罪惡；聲稱「資產階級教育的中心，就是培養大私無公的個人英雄主義。不管科學也好，藝術也好，就是為了這麼一個目的」。

朱明檢討道：我在資產階級的學校中，受了一些什麼樣的教育呢？……因為我是一個女的，家裡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學，學一些藝術，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文學。斯大林同志說，文學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說無產階級的文學家，資產階級也有雕刻靈魂的工程師。我的靈魂就是被他們雕刻過的。我喜歡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東西，什麼月亮怎麼亮，花怎麼香，……可是魯迅的東西，我就不喜歡。……對於舊俄時代的東西，我是喜歡的，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會主義的東西我就不大喜歡。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歡，覺得很熟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我就不感興趣。什麼牛、豬，我覺得沒有意思。再說音樂，我到延安後，就很少唱歌，因為我喜歡「山在虛無飄渺間」這樣一類東西。勞動人民的歌聲，我是不感興趣的。……講到畫呢，我也喜歡資產階級的一套，比如魯迅介紹的版畫，我雖然買了，但不喜歡。我喜歡古典的畫，如意大利畫家畫的「蒙娜麗莎」的像，我非常喜歡。

五、朱明給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責、自我鞭笞的方法表達她「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決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滿自我責罵的詞句，諸如：自己一貫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站在蔣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資產階級說話」，「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是與黨不一致的」，「對國民黨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廣大人民的頭上」，「總想做一個特殊人」，到延安是出於個人英雄主義等等。朱明甚至將自己貶低到賤民的地步，她痛悔由於自己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帶有剝削階級的成分」。為了表達她的思想轉變，朱明乾脆直接歌頌「血統論」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黨為什麼珍惜無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和革命後代，以及先烈遺孤，因為不僅他們的思想有傳統，就連他們的血液也是乾淨的，黨為什麼不珍惜他們呢？最後，朱明表示，從今以後，自己將心甘情願「做無產階級的牛」。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幹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樣本。也許朱明的反省確有若干真實的內容，但是，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跡太重，它簡直堪稱標準的「反革命百科全書」。它幾乎具備毛澤東所要批判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現，並為毛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斷提供了充足的證據：

一、出身剝削階級的黨員知識分子，其思想與行為明顯烙有反動階級的烙印，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在思想和感情上並未真正入黨。

二、受過系統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而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黨員，在一切問題上與黨和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識分子黨員極易由思想上與黨的對立發展到在組織上對抗黨。

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中共黨內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社會基礎。

五、只有經過長期艱苦的改造，知識分子黨員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才可能轉變。

問題是，知識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難道都集中在朱明這「一個人」身上嗎？從朱明的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豈止是一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而更像一個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可是人們又不禁發出疑問，朱明既然有那麼多的反動思想，為何又要投奔延安？

種種跡象表明，朱明的反省是在領導的誘導下寫成的。為了給毛澤東的論斷提供具有個性特徵的實證資料，一定有某些「靈魂工程師」對朱明的反省進行精心的設計和加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徵，而這種設計加工現象在坦白運動期間是普遍存在的。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訓練下，許多單位的審幹領導小組的成員已學會了「政治誘導術」，他們巧妙地利用幹部們急於解脫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與胡蘿蔔，勸導被審查的對象給自己層層加碼，上綱上線，使他們相信，非經自唾自責，不足以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忠誠。在這種巨大壓力下，當事者只得依據誘導者的邏輯推論，硬將自己描繪成極反動、極卑鄙的「兩條心」，以滿足領導者的「關心」和「愛護」。在精神幾近崩潰的狀態下，當事者從「你要什麼，我就給什麼」，逐漸發展到主動的懺悔交代，然後進入到亢奮性的渲瀉狀態，最終，外力與內力產生了奇妙的結合，當事者開始出現舊皮蛻盡的喜悅。因此朱明的反省，不僅是思想改 造能工巧匠手上創作的一件工藝品，也是朱明心理狀態複雜變化的產物。

向組織徹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標誌着當事者已初步邁入無產階級的門坎，如何鞏固既有的成績，防止舊思想復辟，還須經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這就是當事者必須在公開的場合暴露自己的醜惡思想，接受同志們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過程中，個人進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莊重的、富有禮儀色彩的坦白形式對加強黨組織的權威，增強黨的凝聚力，教育當事者和其他黨員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況下，黨支部或黨小組召集會議，讓當事者當眾宣讀自己的書面交代，接受每一個出席會議的黨員的質疑和批評。在這種會議上，每個人都應積極發言，為了表明自己黨性強、覺悟高，寧可說過頭話，也不可顯出「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當事者則必須拿出小本子，虛心記下同志們的批評，而決不可作申辯。如果某人急於解釋，強調各種客觀原因，那麼大家就會眾口一聲，指責此人態度很不老實，坦白極不深刻，結果這位黨員必須再次寫出交代，直至領導和與會者一致認可才能過關。如此循環，該支部或小組的各個成員，每人都需經歷這一程序。會議的組織者，由於他受到上級的信任，負責所有人的最後鑑定，他的個人權威在這樣的過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與會者都眾星拱月般地簇擁在他的周圍，以他的意見為自己的意見。而他本人的交代，往往一次就能通過。 黨支部或黨小組的負責人，還負有發現、培養坦白典型人物的責任，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認為具有典型意義，負責人將推薦這個黨員到更高一級的會議上當眾懺悔，以現身說法的方式，引導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時，也以此向上級表明本支部開展運動所取得的成績。

經由這套程序，「新人」終於誕生了，隨着黨組織給每個黨員作出政治鑑定，個人有了新的歸屬——此生不僅思想上，而且身體和生命都無保留地屬於黨。從此，這個世界上就少了一個個人主義者或小資產階級分子（「半條心」），而又多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一條心」）。

個人一經獲組織的肯定和接納，就「像越過一道陰陽分界線」，精神面貌頓時煥然一新，萎靡之氣一掃而空。有人形容這種感覺如同「穿過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鮮紅的晨光」。

經由坦白、審幹運動鑄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種特有的氣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確實已牢牢記住了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概念，並學會用 這套概念來觀察世界和指導個人的言行。表現在行動上，則是徹底拋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溫情主義的任何表現，非黨性勿言、非黨性勿聽、非黨性勿動，絕對服從領袖、組織、上級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產生的同時，保守苟且、渾渾噩噩的「機械人」作為「新人」的伴生物，也開始在革命隊伍中出現。為了服從現實生存和政治發展的需要，根據地內的許多黨員學會了隱瞞真實想法，而隨聲應和上級的指示。根據地內的人際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先基於共同政治理想而結合的「同志」關係，慢慢向人身依附的關係轉變，冷漠、猜忌、互相防範逐漸取代了同志間的親愛、坦誠。口是心非、投機鑽營、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之輩漸漸充斥中共黨內。由於人性畢竟非強力和說教所能完全改變，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現象。具有雙重人格的黨員在整風審幹後開始出現。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方法鍛造「新人」是毛澤東的一項「偉大」的發明，與斯大林的清黨和肅反運動相比，坦白審幹運動在觸及和改造人的靈魂的深度和廣度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經細緻考察，我們仍可發現，這場基於明確政治目的而發起的運動。除了套用列寧、斯大林的若於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運作方式和操作實踐的背後，還有着濃厚的中國內聖之學的痕跡。幹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與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尋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幾乎異曲同工，只是詞彙和解釋系統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強制性。

附錄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講話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到了現在，中國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拿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

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

態度問題。隨着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哪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需要，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群眾及其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於敵人，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讚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於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讚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鬥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只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工作對象問題，就是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在陝甘寧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這個問題和在國民黨統治區不同，和在抗戰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在抗戰以後的國民黨統治區，範圍曾有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是以這些人為主，因為那裡的政府把工農兵和革命文藝互相隔絕了。在我們的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為這部分人數目少，這比在國民黨統治區出一本書的讀者多得多。在那裡，一本書一版平常只有兩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但是根據地的幹部，單是在延安能看書的就有一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是久經鍛煉的革命家，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於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為要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為要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新四軍裡面，了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了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卻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於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裡面常常夾着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裡，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卻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比如說，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裡，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徹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結論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裡開了三次。大家為了追求真理，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有黨的和非黨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我認為這是對整個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中國的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動搖和對於人民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裡面大批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工人農民的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那末，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或這兩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和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一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所早已解決了的。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卻都是在為着共同事業努力工作着。依靠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的。但是為什麼還說即使這些同志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為着人民大眾而是為着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為着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我們的文藝，應該為着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裡。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群眾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為是這樣。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有許多同志，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為着獵奇，為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着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這樣，為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徹底解決的。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卻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為一般地說，這些同志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和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魯迅曾說：“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裡，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裡，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着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鬥爭里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里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

二

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接着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在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的事實，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出來了。並且，因為沒有弄清楚為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沒有正確的標準，當然更找不到兩者的正確關係。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只能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着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裡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鑑。有這個借鑑和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裡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鑑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鑑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着，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麼是文藝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這兩種任務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因此也比較容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高級的作品比較細緻，因此也比較難於生產，並且往往比較難於在目前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流傳。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作殘酷的流血鬥爭，而他們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於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鬥爭。對於他們，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工作還有什麼意義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裡，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範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及了，並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範圍來說，外國的好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也有指導我們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正因為這樣，我們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範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範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

除了直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他們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眾所受的多些；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為幹部，也完全是為群眾，因為只有經過幹部才能去教育群眾、指導群眾。如果違背了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給予幹部的並不能幫助幹部去教育群眾、指導群眾，那末，我們的提高工作就是無的放矢，就是離開了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

總起來說，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創造性的勞動而形成觀念形態上的為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在這中間，既有從初級的文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被提高了的群眾所需要、或首先為群眾中的幹部所需要的高級的文藝，又有反轉來在這種高級的文藝指導之下的、往往為今日最廣大群眾所最先需要的初級的文藝。無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和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和普及工作者的關係問題也就可以隨着解決了。我們的專門家不但是為了幹部，主要地還是為了群眾。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群眾的牆報，注意軍隊和農村中的通訊文學。我們的戲劇專門家應該注意軍隊和農村中的小劇團。我們的音樂專門家應該注意群眾的歌唱。我們的美術專門家應該注意群眾的美術。一切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群眾中做文藝普及工作的同志們發生密切的聯繫，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吸收由群眾中來的養料，把自己充實起來，豐富起來，使自己的專門不致成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繫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裡，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例如，某種作品，只為少數人所偏愛，而為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群眾宣傳，以求其個人的或狹隘集團的功利，還要責備群眾的功利主義，這就不但侮辱群眾，也太無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人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裡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為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為清高，群眾是不會批準的。

在為工農兵和怎樣為工農兵的基本方針問題解決之後，其他的問題，例如，寫光明和寫黑暗的問題，團結問題等，便都一齊解決了。如果大家同意這個基本方針，則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我們的文學藝術學校，文學藝術刊物，文學藝術團體和一切文學藝術活動，就應該依照這個方針去做。離開這個方針就是錯誤的；和這個方針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須加以適當的修正。

三

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為人民大眾的，那末，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係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分強調到錯誤的程度，但也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運動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夠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的。

再說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其次，應該在民主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藝家就不贊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方法藝術作風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贊成，這個團結的範圍會更小些。在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繫着的，因而就在產生團結的問題比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線裡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在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各種力量裡面，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他們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於勞動人民。因此，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戰線上來，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四

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在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夠，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我這裡只着重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個別的問題和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略為說一說我的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着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裡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因為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團結抗日的。按着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為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處於沒落時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的政治內容和其藝術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儘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許多同志有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塗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分化為許多對立體，階級消滅後，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嗎？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裡包含着許多糊塗觀念。文藝作品並不是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並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為“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但這不應該說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眾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里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說是“懂得”，其實並沒有懂得。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五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着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着作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里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哪裡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純潔的，但是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只能依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積極起來參加這個鬥爭，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的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因為思想上有許多問題，我們有許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區別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如果同志們在新的群眾中間，還是像我上次說的“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鄉要發生困難，不下鄉，就在延安，也要發生困難的。有的同志想：我還是為“大後方”的讀者寫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國意義”。這個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大後方”也是要變的，“大後方”的讀者，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而寫的作品，才愈有全國意義。法捷耶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並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卻產生了全世界的影響，至少在中國，像大家所知道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領導中國前進的是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落後倒退的地方。同志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

既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今天我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今後繼續研究。我相信，同志們是有決心走這個方向的。我相信，同志們在整風過程中間，在今後長期的學習和工作中間，一定能夠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夠創造出許多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一定能夠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附錄二：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周揚

本文原載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解放日報》

一 王實味提出的問題

反王實味的思想鬥爭，對於我們文藝工作者，有特殊的重要的意義。王實味本算不了什麼文藝家，但他發表了對文藝的意見，非常有害的意見，不容我們漠視。

他寫了《野百合花》，又寫了《政治家，藝術家》。他的文藝觀點有它托洛斯基主義的淵源，又和當前文藝上的一些問題極有聯繫；對他的觀點加以揭發、駁斥，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反對王實味的思想，在文學領域內，就是要反對他在這領域上的托洛斯基主義，就是要為馬列主義的文學理論鬥爭。在自我教育的意義上來說，這提供了文藝上的整頓三風一個好的材料。

托洛斯基在文學上曾有過他自己的路線，他有過他自己的一套文學理論。他是無產階級文學否定論之有名的倡導者。他的主張是：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將來也決不會有，而且不應當有。他認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內是一個一無所有的階級，因此不可能創造自己的文化。

而社會革命時代，階級鬥爭又最劇烈，破壞要比建設占的地位多，無產階級也還是談不到建設新文化，無產階級的專政是暫時的、過渡的；它之獲取政權正是為要永遠消滅階級，為人類文化開闢道路，所以更不必創造甚麼無產階級文化了。托洛斯基的這種文化觀是和他的不斷革命論相一致的，這是他的文藝理論與文藝政策之基礎和出發點。

托洛斯基這種理論的反動性是很明顯的。照他的做法，無產階級在文化上就只有兩條路好走：或者是乾脆不要文化，回到野蠻主義，或者是全盤承受資產階級的文化。托洛斯基採取了後者，而且公然地這樣主張。自然，聯共黨自始就沒有照托洛斯基所主張那樣地去做。一九二五年頒布的黨的文藝政策明白表示了盡力支持無產階級文藝的黨的方針，就是在實際上批駁了托洛斯基的文藝觀點。二十五年來蘇聯文學藝術之巨大發展的事實，早已將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文學否定論扔進歷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而托洛斯基本人隨着他後來在政治上的完全反動，他由理論上否定無產階級文學一直發展到了謀害高爾基這無產階級文學之最偉大的代表者這樣的血腥的行為。

托洛斯基的名字早已和革命文學不能兩立。全世界全中國一切知道了這種情形的善良的人們，革命的青年，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也都把托洛斯基及托派看成自己的仇敵了。

然而，暗藏的托派卻仍有欺騙的能力，這是由於尚有很多的人不知道托派及托派思想的底細；在文藝界也是這樣。許多人還不知道文藝上的托洛斯基主義是代表着一種小資產階級的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學”的理論，一種貌似革命的實則完全反動的文學思想。托洛斯基以“人類文化”的名義來消解階級的文化藝術，用明天的幻想來代替今天的實際需要，以堂皇的革命詞句來遮掩其反動的內容。托洛斯基的這些空談主義的特色，正是反映了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的。

我們曾看見了不少這樣的人：他們談文學，也談革命，只是不願意把兩者在實際上結合起來。他們甚至也贊成文學服務於革命，但是假如你說，為了這個服務，一個作者應當站在一定的嚴格的階級立場，完全聽從革命的命令，那他就立刻現出為難的臉色，期期然以為不可了。他們總是死抱住文學的自由，在他們心目中，文學實在比革命高出得多呢。十年以前出現的胡秋原蘇汶就是這類小資產階級中的極端分子的代表者，他們在反對左翼文學的時候也正是借用了托洛斯基的文學觀點做自己理論的武器的。

十年過去了。現在又出了一個王實味，一個化裝了的托派，他的文學見解正和他的老祖宗托洛斯基一模一樣。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在《政治家，藝術家》裡很狡黠地捕捉了當前文藝上如下的幾個問題：

一 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二 文藝是反映階級鬥爭，還是表現所謂人性的問題；

三 今天的文藝作品應寫光明，或者應寫黑暗的問題。

附錄三 學習的二十二個文件

(1)毛澤東二月一日在黨校的報告; (2)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報告; (3)康生兩次報告; (4)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 (5)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6)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 (7)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 (8)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9)毛澤東關於改造學習的報告; (10)毛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 (11)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二; (12)《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 (13)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14)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節; (15)陳雲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16)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 (17)宣傳指南小冊; (18)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19)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20)列寧、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 (21)斯大林論平均主義; (22)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附錄四 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對於這些的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日戰爭以來，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爭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中國歷史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二、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據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和國際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對於國內和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和少數黨的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其次說到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並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的幹部，害處更大。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的許多同志。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裡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這條原則，於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幹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從先生那裡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我們黨里的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着這種典型，而且為數相當地多，為害相當地大，不可等閒視之的。

三、為了反覆地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裡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為此目的，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卻是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裡的牆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第二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一）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為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的了解，然後才會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二）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三）對於在職幹部的教育和幹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在學習問題上的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附錄五 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

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

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這是第一種。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是積極地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

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復。這是第五種。

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這是第六種。

見群眾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這是第七種。

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這是第八種。

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是第九種。

自以為對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工作隨便，學習鬆懈。這是第十種。

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這是第十一種。

還可以舉出一些。主要的有這十一種。

所有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

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

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以抽象的教條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不準備實行之，或不準備完全實行之，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兩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繫；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的傾向，使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面來。這是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

附錄六 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本決定同時亦適用於各抗日根據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解放日報

（一）目前延安幹部學校的基本缺點，在於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存在着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嚴重的毛病。這種毛病，主要表現在使學生學習一大堆馬列主義的抽象原則，而不注意或幾乎不注意領會其實質及如何應用於具體的中國環境。為了糾正這種毛病，必須強調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的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夠正確的應用這種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書本上各項原則的死記與背誦。第一，必須使學生區別馬列主義的字句與馬列主義的實質；第二必須使學生領會這種實質（不是望文生義，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須使學生學會善於應用這種實質於中國的具體環境；而拋開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學習。為了這個目的；除正確地教授馬列主義的理論之外，同時必須增加中國歷史與中國情況及黨的歷史與黨的政策的教育，使學生既學得理論，又學得實際，並把二者生動的聯繫起來。黨地委以上，軍隊團級以上的幹部（在解決了文化問題之後），應以聯共黨史為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教材，特別應注意於具體應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觀點（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則）的學習，藉以克服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這種極端惡劣的毛病。

（二）各學校沒有明確規定自己的具體目的，亦是缺點之一。為此特規定，

　　（甲）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

　　（乙）中央黨校為培養地委以上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幹部及軍隊政治工作幹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

　　（丙）軍事學院為培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軍事工作幹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

　　（丁）延大、魯藝，自然科學院為培養黨與非黨的各種高級與中級的專門的政治、文化、科學及技術人才的學校。

　　上述各校的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必須與各校具體目的相適合。

（三）為加強各校的具體領導及使各校教育與中央各實際工作部門聯繫起來，決定中央研究院直屬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直屬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軍事學院直屬軍委參謀部，延大、魯藝、自然科學院直屬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機關，應把自己直屬學校的工作，當作該機關業務的重要部分。中央宣傳部對各校課程、教員、教材及經費，應協同各主管機關進行統一的計劃、檢查與督促。

（四）為實現各校具體目的，使黨的有限精力財力收到最大效果，各校對招收學生應採取少而精的原則。各校及其主管機關應重新審查學生成份，凡不合各校具體目的的學生，以分配工作或轉學他處為原則。

（五）改善教員質量是學校辦好的一個決定條件。凡地委及團級以上幹部的教育，應由中央委員及中央各機關負責同志親身擔任指導。對現有各校教員，應根據新的標準分別審查處理之。中宣部應給各校專任教員以實際幫助，提高他們的質量。對教員的政治的與物質的待遇，應改善之。

（六）沒有較高的文化水平，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是不可能的。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與可能學習的縣級營級以上工農出身的老幹部，應先補習文化。這種補習，不應只限於識字之多少，而應包含閱讀寫作能力，歷史地理常識，社會政治常識與自然科學常識的獲得。文化班編制的標準，應依照學生的文化水平，而不依照其工作職位。

（七）凡帶專門性質的學校（例如軍事的、政治法律的、財政經濟的、自然科學的、文藝的、師範教育的、醫學的等等），應以學習有關該項專門工作的理論與實際的課程為主。文化課、政治課與專門課的比例應依各校情況決定之。一般說來，專門課應占百分之五十（不須補習文化之學校，則專門課應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課應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課應占百分之二十。堅決糾正過去以政治課壓倒其他一切課目的不正常現象。

（八）凡擔任學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應認真的研究教課內容與教學方法，使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原則，在教課內容與教學方法中貫澈起來。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採取啟發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自動性與創造性，而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在教學中，陝甘寧邊區及其鄰近地區的實際材料，應經過各種調查研究的方式充分的利用之。

（九）關於馬列主義的教授與學習，應堅決糾正過去不注重領會其實質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應用，而注重死讀的錯誤方向。學校當局及教員必須全力注意使學生由領會馬列主義實質到把這種實質具體地應用於中國環境的學習。學生的是否真正領會（理解、認識、懂得），以學生的是否善於應用為標準。這裡所說的應用，是指用馬列主義精神與方法去分析中國歷史與當前的具體回想，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使學生養成這種應用的習慣，以便在他們出校之後善於應用馬列主義的精神與方法去分析問題與指導實踐。

（十）在學校政治教材方面，應該充分利用《解放日報》、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書。各種必要的課本及輔助讀物，應該有計劃的編印或翻印。中央宣傳部應協同出版機關及財政機關制定一九四二年有關教育的出版計劃及經費預算，交中央批准實行。

（十一）各校學生生活及教育設備，應按現有條件作必要的改善。

　　（十二）學校行政組織以短小精幹為原則。學校內黨支部的任務，是在保證學校教育計劃的完成，糾正支部與行政並立的不正確現象。支部對學校行政的建議，可經黨的路線提出，但不能出於干涉。在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內，應糾正黨員包辦一切的黨化作風。

　　（十三）應在學校內養成學生自由思想、實事求是、埋頭苦幹、遵守紀律、自動自治、團結互助的學風，而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好高騖遠、武斷盲從、誇誇其談、自以為是及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惡習。關於這種學風的養成，教職員應該以身作則。

（十四）本決定適用於延安。但本決定中的一切基本原則，同時亦適用於各抗日根據地。

附錄七：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朱明(1944年3月7日在三部大會上的發言)

我這次的反省，是聽了吳瑛同志與陳茂儀同志對張季純同志思想分析後的一個反省。在他們的發言中，我得到了一些啟發，最明顯的有兩點：

一、不懂政治是否就不沾染政治色彩。過去我總認為自己只是出身於剝削階級，但與剝削階級的政治無關。因為我家裡沒有政客，我自己也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其實不然，我同意陳茂儀同志說的，政治與人的生活是分不開的，一個人生活在階級社會中，不是站在這種政治立場，就是站在那種政治立場，並不在於他用不用政治的術語名詞，或是否進行俠義的政治活動。

第二點就是悲觀消極，不僅是表現階級的沒落，而重要的的是對新生階級的仇視。過去，我對這個問題只了解了一半，就是悲觀消極是表現我原來所屬階級的沒落，而我沒有了解到更重要的是，對新生階級的仇視。

由於上面的啟發，下面我想講兩個問題：一個是，我是不是不懂得政治？另一個就是我的階級出身。

在第一個問題里，我想講一些具體事實，看一看我是不是不懂政治，或是否與政治無關，僅出身問題而已。我先講我對黨派的看法。我對黨派確實有自己的看法，在外面，對侮辱共產黨的一般宣傳，我是接受了的。我認為，黨派都是爭權奪利的組織，彼此為了私利而有成見，只有無黨派的人，所謂第三種人才是公平的。如學者、教授、名流等。所以，我是願意做第三種人的。其實世界上哪有第三種人呢？我來延安之前有人問我願不願意加入共產黨？因為我不願意，便推說自己理論不夠，將來再說，但並未講出要做第三種人的思想。來延安後，仍舊不願入黨。當時對共產黨的看法，認為會做群眾工作，能得人心；國民黨不會做，所以不得人心。我想將來的天下恐怕是共產黨的，因為共產黨能得人心。根據歷史也是這樣，如劉邦之所以能得天下，那是因為他得人心，霸王雖勇，結果自刎於烏江。那是因為他到一處燒殺一處，不得人心，所以不能得天下。我用歷史來套現實，說明我對共產黨的看法，仍舊是為私利而取天下的黨派。正因為我的看法是這樣，所以我剛到延安讀中國革命運動史，對大革命一段我即產生懷疑：共產黨的書上說北伐是大革命失敗，蔣介石投降了帝國主義。而國民黨呢，又說北伐是國民革命成功，蔣介石當了領袖。究竟誰對呢？我也弄不清楚。但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在外面時從未聽說蔣介石投降過什麼帝國主義，同時我還認為，象蔣介石這樣的人，才不會投降呢，否則怎麼能做領袖。至於北伐，我認為不是大革命失敗。因為這一段歷史我是經過的。回憶北伐前，我們住在安徽，當時在軍閥統治下，不僅財產要受勒索，就連精神也受威脅，尤其是太太小姐們，不敢拋頭露面，總是坐在家裡。當奉軍剛要南下時，我們即遷往南京，當時南京是孫傳芳統治，比張宗昌稍好一些。但我們財產受勒索，精神受威脅並未解除。當時蔣介石軍隊到南京後，我們可高興了，因為我們現有的資財不僅有了保障，就連安徽的財產也被蔣介石解放了。軍閥趕走後，我們在南京吃的米和麵粉，以及火腿、鹹魚，都是從家鄉運來的。精神上的威脅，同時也被解除了。軍閥時期，母親她們連門都難出，當然也很少看戲，或是遊山玩水，就是買東西也很不方便，總是讓傭人到鋪子裡去把東西拿回來，選擇好了再叫他們去買。可是，蔣介石來了以後，就不同了。母親、舅母她們不僅可以隨便到街上去買東西，就連金陵古蹟，所謂六朝金粉也可以自由欣賞了。記得母親、舅母她們常到綢緞點、銀樓、百貨公司去買東西，差不多每次我都跟去，看見漂亮的帽子或是手套，我就輕輕地告訴母親，看見好看的衣料或是其他物品，便向她要求，結果總是達到了目的。

夏天晚上，有時父親和舅父們帶着母親舅母等去莫愁湖賞荷花，母親他們還低聲念着古詞什麼“清露泣香魂”等，有時候月夜步台城或游湖，我總是帶着帽子，母親他們總是用檀香扇子遮着臉，怕月光曬黑了皮膚。回憶起當時的生活，我認為這是人生藝術，是蔣介石帶來的自由，從哪裡能說這是大革命失敗呢？對大革命這三個字，我就覺得生疏。我們總是說，北伐成功，或是國民革命成功，誰知道還有什麼大革命失敗呢！根據我自己的經歷，我相信北伐成功，我懷疑大革命失敗，從這裡可以看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篡奪了大革命的果實，同時也看出我正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在這裡也貫穿着自己的思想，認為黨派反正有成見，所以共產黨說是失敗。這實際上是替蔣介石講話，因為他是代表着我當時所處的那個階級利益的。同是一個歷史事實，可是就有兩種看法，一切問題如果不從階級出發，如果不從大多數人的利益出發，那是永遠不能辨認是非的。

接着就是十年內戰，我對這段歷史又是怎樣看法呢？書裡說蔣介石投降帝國主義，堅決屠殺工農。對屠殺工農，我表示懷疑。因為在我當時處的環境，是看不見的。其實，回憶當時南京有許多學校常常捉共產黨，殺共產黨，我有兩個舅父在東南大學，他們回家常說，學校又捕去幾個共產黨，都是成績優秀分子，都表示惋惜。可是，家裡長輩都說，這些青年應該好好讀書成名，不該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都是“亡命之徒”，但也留下一個矛盾，就是學校里被殺的共產黨為什麼都是好學生，既然是好學生，又為什麼要做“亡命之徒”呢？這個矛盾現在是解決了。對他們來講當然是“亡命之徒”，可是對我們無產階級，正是優秀分子最高的品質。關於“馬日事變”與“四一二”，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覺得十年內戰與我沒有關係。

十年內戰究竟是誰打誰，對這個問題我也懷疑。書裡說蔣介石要堅決消滅共產黨。可是我在外面聽說共產黨“搗亂”，想要得天下，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復興民族，所以才打。當時我認為應該打，因為共產黨不安份守己，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國不統一，民族焉能復興？所以應該打。可是，現在書裡又說蔣介石不應該打，因為打了十年，所以日本才打中國。這個問題我不懂，究竟誰要打誰？究竟該不該打，我弄不清楚，反正我認為黨派有成見，都說自己有理。可是我呢？似乎是旁觀者得態度，實際也是站在蔣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資產階級說話。

“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領袖。”開始我聽這句話，也是懷疑的。因為在我思想中一貫認為蔣介石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他統治中國，他領導抗日，共產黨也是他領導下抗日的，為什麼要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呢？說他是邊區人民的領袖還差不多，因為只有這樣大一塊地方，大後方的人民，我想還是承認蔣介石是領袖吧。總之，黨派間都是誇大自己，其實，我的立場顯然是地主資產階級的。現在懂得領袖不應以根據地域大小來劃分，而是應該根據階級來區別究竟誰代表着中國人民的利益，誰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

從以上一些事實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當時的思想、立場都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在前一次大會上聽了對張季純同志思想分析後，我雖然覺得自己要反省，但總認為自己的思想沒有張季純同志那樣離奇，就是曾經有過，但早都解決了，所以當小組長讓我更進一步反省時，我即告訴他，象張季純那樣的思想我也有過，但是在幾年前就解決了。如上面所說，大革命十年內戰及人民領袖等，這些問題的看法對於我來講已經是歷史上的事情了。小組長又問我是怎樣解決的，我說是聽林(伯渠)主席與別人談話中解決的。他讓我更深刻地反省，看是不是真的解決了。當我又進一步反省時，我發覺以上一些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為什麼呢？因為我反省以上許多問題不是實事求是地從相信階級出發來認識黨的歷史，認識黨的領袖，而是從相信林主席出發。黨的歷史文件，放在我的面前，我不相信，直到聽到林主席與別人談話我才相信，證明我完全不是實事求是從階級出發。我又進一步追問自己，為什麼相信林主席？是不是從階級出發呢？我想了一下，起初我認為是從階級出發，因為我是從要革命出發才相信他的，怎麼能說不是從階級出發呢！但是再仔細想的時候，就不是這樣，就完全不是這樣，絲毫沒有從無產階級出發。下面我想講一些事實，看一看究竟從什麼階級出發來相信林主席，來解決自己曾經認為已經解決的問題。

1939年，林主席接見英國參贊，談到大革命問題，林主席說：由於蔣介石將軍的方向和我們不一致，他堅決要消滅我們。我們始終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為了堅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與他進行武裝鬥爭。我聽了這一段，似乎恍然大悟。才知道大革命失敗，十年內戰是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原來蔣介石是這樣可惡。共產黨是這樣受欺負，怨不得林主席要為共產黨奮鬥。那時我還想有錢人總是欺負窮人，就連黨派也是這樣。當時我心裡很不平，也很難過自己為什麼不知道、同時也恨自己為什麼看了書還不相信。當時自己似乎有一個概念，以後要相信共產黨了，他們是受欺負的，從這時起我才相信革命運動史中的一些問題，其實並未徹底解決，只是因為這段話是林主席講的，因為我相信他，所以也就相信黨的歷史。如果是別人講，我想我還不一定相信你，這是事實。

我為什麼會相信林主席呢？這裡我簡單提一提我要來延安的經過。1938年9月，我由四川動身來延安，路上因為沒有護照，雖然我說是去西北聯大，可是查禁人說這條路只要是青年，必須要有軍政機關護照，才能通過，否則不能前進。我交涉多次沒有辦法，只好回四川再說。當時我心理有兩種感覺：一種覺得道路之難難於上青天，有一點動搖；另一種愈不讓來愈要來，追求新奇。大約是11月，我們黨的參政院去四川開會，我經過國民黨的關係，見了王明同志，又見了林主席，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共產黨的人。回來後聽許多人在議論紛紛，教授們擺着腦袋說，林祖涵先生是孫中山的朋友，參加過辛亥革命，是北伐初期國民黨領導人之一，後來國共分家，他即離開國民黨為共產黨奮鬥，不願作官，堅持革命，這種人都是有遠見的。如朱德，毛澤東，都是近代歷史中傑出的人才，就連國民黨人也說林先生是社會中卓絕的人物。這些話是從所謂第三種人口中說出的，所以我相信。同時國民黨人也說林先生好，如果說壞我倒不一定相信，因為向來就認為黨派有成見，彼此說壞都是誇大，說好大概是真的。如說好的是共產黨的人，我倒不一定相信，因為我認為自己總是夸自己好，那就不可靠。

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國民黨的要人，有小黨派人物，有地方勢力派，有名流，有學者也有青年。他天壇都在談話，談財政經濟也談考古，談歷史也談文學；從陝甘寧邊區談到大後方，從中國談到外國，樣樣都懂。我當時非常奇怪，沒想到共產黨里會有這樣有學問的人。當時非常敬仰他的修養，以及他對待任何人都處之坦然的態度，再加上我相信第三種人與國民黨人的話，我就更加相信他是有遠見的人，於是更加強了我來延安的決心。不管誰動搖我說延安庫、天氣冷、肺病多，飛機過秦嶺常常遇險等，但我一想到他能夠不怕苦，他能夠過秦嶺，我還有什麼不能呢！結果我跟他離開四川。從上面事實可以看出，我相信林主席和無產階級有什麼聯繫呢？如果說有聯繫的話，也就是因為林主席是無產階級領導人之一，別的，再也找不出有什麼聯繫，只有國民黨的聯繫，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繫。

由於我相信黨的歷史是從林主席出發的。相信林主席又是從國民黨的立場出發，歸根到底我還是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此，思想與黨不斷牴觸，繼續分歧。由於思想與黨分歧，因此，在政治方向上與組織行動上，與黨也必然是分歧的。

幾年前讀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面有一句：“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我很方案，我想你們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為什麼要糟蹋那些小姐少奶奶們呢？從這裡可以看出我的階級立場，警惕性很高。

我對毛主席的文件，是這樣反感。但是，我對蔣介石的東西怎樣呢？在這裡我附帶地反省在女大時的投降主義。當每年“七七”的時候，蔣介石發表的宣言，女大總是配合着時事來討論的。有時候負責同志還幫助我們指出宣言裡哪些是比較進步的：“譬如說團結吧，雖然提到，但還不具體，所以他的進步還不夠，”我呢，總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進步”的東西，因為我不希望國共關係不好，負責同志有時還說：“我們黨在抗戰中是發展了，可是國民黨呢，只要他和我們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們還可幫助他。譬如保衛大武漢，我們還幫助他動員哩。”我聽了這些話，就很能接受，我總是希望共產黨能幫助國民黨，這樣兩黨不會分裂，統一戰線也才能持久。因為我有一個中心思想：當我想革命的時候，我又怕吃苦，我總想過資產階級生活，但又要無產階級的事業，這個矛盾如何能統一呢？我就想到統一戰線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國共分裂，從我自己將，我就希望國共長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長期統一了，從家庭來說，我也不願意國共分裂。因為我想到我家裡那些人，他們是不願來邊區的。比如說何穆那樣的醫生吧，何思敬那樣的教授吧，他們是不願意當的。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上講，我也不願意國共分裂，因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國民黨身上。我這種思想若明若暗地一直保持到去年“七九”(即7月9日)的時候。

當研究“九一八”材料的時候，看到蔣介石那樣多賣國的事情，我非常痛恨。但是，有一個問題我解決不了，就是關於蔣介石抗日是真是假，到底為了什麼東西大家都說蔣介石抗日是為了消滅異己，不是為了中華民族？在這種氣氛中，我口裡也不得不跟着大家一樣說，可是心裡卻想蔣介石抗日雖然是要消滅異己，但也是為了中華民族。記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時候，親眼看見中國飛機和日本飛機戰鬥。晚上也聽到中國飛機去轟炸日本軍艦。我也看到過前線退下來的傷兵。能說蔣介石不是抗日？《國民黨與民族主義》那篇社論里還說，蔣介石在武漢以前是抗戰的，並且還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哩。這幾句話，我就記得很清楚。但降到國民黨投降妥協賣國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注意了。這個問題一直到讀了《評中國之命運》的時候，才得到一些解決，才知道真正代表民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可是，過去我就不知道，總以為象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凡是中國人，甚至蔣介石才是真正代表中華民族的，誰知道是那些“粗手笨腳”的人。過去我一聽到說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哪裡代表什麼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蔣介石，他要復興民族。讀了“七一”社會以後，我更加明確地知道工農不僅是代表民族的，而且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真正代表民族的只有共產黨。

從以上許多問題來看，我並不是不懂政治的。所以我統一陳茂儀所說的，政治不僅是指狹義的政治活動。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怎麼能說沒有沾上政治色彩呢！如果說不懂的話，那只是不懂得兩個階級的前途和兩個階級在歷史中的作用。我過去只看到資產階級表面上的輝煌，看不見無產階級前途的光明，更不知道創造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農。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身上。以上許多問題，說明我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是與黨分歧的。下面我講一講組織上如何與黨分歧，在許多問題上我都表現陽奉陰違。

我先講講我是怎樣加入黨的。1939年夏天的一個禮拜天，我到中央局去看林主席。他問我昨天為什麼不來，我說：“昨天因為有事。今天因為他們開支部大會，我沒有事，所以來看看你。”他說：“怎麼你還沒有入黨？”我說：“沒有”。他看我那個樣子，就趕快講：“做非黨布爾什維克也好。”他說我將來還要加入的，現在還不夠。我還把責任推到指導員身上，說指導員只找我談過一次話，我說不願加入共產黨以後，他就一直沒有找我。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林主席就說：“象你這樣是不對的，臨離開西安時，我還告訴過你要爭取克服困難，爭取主動。”一個革命者什麼問題都應該是積極的主動的。應有主人翁的感覺。他還說：“我們共產黨是要自覺加入的，不是別人拉的。”我聽了以後就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說：“我怎麼會不是共產黨員呢。”“我們無產階級唯一的就是黨的組織。比如蘇聯吧，今天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因為共產黨的領導。”我說：“我以為你們這些領導人都不是共產黨員，只有青年學生以及工農分子才是共產黨員。我想你們大概不過鐵的紀律生活，我看到你們在外面也坐汽車，也住大飯店，去吃西餐哩！”他說：“你的想法是不對的，你還要好好學習。”自從我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之後，我看到共產黨的領導人都要是黨員，我將來要做領導人，那我要加入共產黨。這樣回來，我就找指導員談話，結果入了黨。當初我不願加入共產黨，是有很多原因的，不管原因有多少，基本上只有一個，就是我那樣的資產階級立場，當然不願加入無產階級的黨。今天加入了黨，是否轉變了立場呢？沒有的，所以在行動上發生了許多問題。

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我總是採用合法的手續來超越組織。比如我在大眾讀物社的時候，那裡的會計因為生孩子到醫院去了。支部書記和我談話，讓我暫時代理一下，我心裡不高興，可是沒有辦法，因為自己是候補黨員，又是支部書記和我談話，只好勉勉強強地答應了。因此在工作中，手裡拈着張條子，心裡想着統一戰線，我做夢也沒想過我會做這個工作。這樣工作怎麼能夠做得好呢？有時候，支部書記來告訴我，“現在經濟困難，各方面都應該緊縮一些，別人來領錢時，你要問一問，他是不是迫切需要，否則就不要給。”可是我呢？我口裡是答應了，心裡卻在想：“做這個工作已經夠倒霉了，還要得罪人！要錢不給，人家當然不高興，我才不管呢，誰來要我都給，只要有錢。”這個工作本來只要我代替一個半月，可是過了兩個月還沒有人來，我就去找支部書記，問他怎麼還沒有人來？再不來我就不管了，交給你。他總是很耐心地讓我再代替一個時期，說不會長期讓你做的。可我總是不安心工作。聽說延大要成立，我就去找支部書記說我要去學習。他說：“我們沒有學習，還不是要工作？你們學習很久了，剛工作又要學習！”我覺得他是老幹部，不了解知識分子，我就不和他談了。於是我就去找組織幹事，因為他是知識分子。談的結果，我到了延大俄文系。到了延安大學以後，當教學計劃公布時，我認為那些理論課我在女大都讀過了，光學俄文，沒有理論，有什麼用呢？所以我就想來研究院，我不經過組長，不經過支部書記，也沒有經黨委，直接就去找行政。因為我怕組織。我去找當時的教育長劉披雲同志。說明我要轉研究院。他考慮了一下就答應我了，介紹我到組織部去談話。到了組織部和陳唐同志談話，他說：“你老是學習，應該到鄉下工作區。”我說：“我還要學習，才能工作，現在能力還不夠。”他說到研究院要經過陳部長簽字，你明天再來好了。第二天我去了，他要我當解放社去工作，我藉口黨的機關報我不夠資格，還需要學習以後再談。我又接口說他們不了解我，了解我的還是延大的組織。說是延大的組織已經答應我去研究院，你們為什麼不答應我呢？其實延大僅僅是介紹我來談話，並沒有決定。我說即是來談十次話，我也還是要學習的。恰好武競天同志在門口，他說，你這個同志怎麼這樣主觀，現在都在整風哩。我說我才不主觀，你們不了解我，才真正主觀哩，反而咬了他一口。後來，他們就答應了我。我到研究院談話，一心想進國際問題研究室，將來好做外交家。

1940年總司令回來的時候，我就轉了一個念頭，想將來跟他到前方去鍛煉，然後再跟林主席到大後方去做統一戰線工作。如果有人請我演講，我就可以把華北的情形講一講，表示我也上過戰場。有一次我就問總司令，你什麼時候再到前方去？他說現在不去，將來去。我說，將來我跟你去鍛煉鍛煉。他說“好”。當然他看了我那樣子，也只好這樣講。有時候，我看到報紙講要開參議會了，我就去找林主席，問他這次去不去開會？他說不去，現在的參議會已經不起作用了。我說你什麼時候出去呢？他說將來工作需要時再出去。他說將來出去時我也跟你出去。我是你帶來的，還要你帶出去。他說，你又想過彈性生活了，你又想坐沙發了。我說不是，將來我還要跟總司令去前方鍛煉，看一看民族敵人，可加深仇恨，再跟你到大後方去做一做統戰工作，看看階級敵人，也看不見階級敵人，也感覺不出什麼階級友愛。他說你的思想還沒有從你本來的階級里解放出來。他說一個共產黨員，尤其是一個非無產階級出來的，如果他的思想不從他本來的階級里解放出來，永遠也不會擔負起解放人類的事業，你還要好好的學習馬列主義，武裝頭腦才成。否則，是不能擔負起解放人類事業的。他還說，象你這樣一出去，政治生活就完了。我聽了很不高興。可是聽到他講什麼思想解放，覺得很新奇，回來我就記在本子上。已經5年了，每個字還是記得很清楚，可是精神實質絲毫也不了解。直到現在，我才了解到思想解放的意義，才懂得毛主席提出整頓三風是思想革命。

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自己要服從組織。有時，也想到自己是共產黨員，為什麼不服從組織呢？可是我又替自己解釋了，認為自己是要作統一戰線工作的，不是做一般工作的黨員。所以，就不一定服從組織。我總想做特別黨員，並曾經以為周副主席是個特別黨員。所以，我想將來做統一戰線工作，也是做特別黨員。今天我才了解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是與黨不一致的。

開始審查幹部的時候，我還很輕鬆。那次到大禮堂去開會，我沒有想到有那樣多特務。回來時我向鄧劍泉同志說：開會時我不敢看他們，怕他們咬我一口。因為我想起小時候聽過的一個故事：說一個小偷去偷地主的牛，捉到拘留所去，被打得沒有辦法，就亂咬人，說別人也是小偷。後來我直到這樣的想法不對，但在思想上偏偏有這樣的東西！我又很懊悔，怕組織上把它當作材料。在搶救運動的高潮，就更怕暴露了我的面孔。黨要我反省，我很反感，態度很兇。有一次，我去找李言同志，態度似乎有些轉變，其實是採取曲折的辦法，向党進攻。那時候我很痛苦，還帶着眼淚去找李言同志說：“我有自有可以選擇前途，但沒有自有可以選擇家庭。我生在那樣的環境裡，有什麼辦法？”這似乎很恨自己的出身，其實，是埋怨黨不了解自己。這時候我很痛苦，連飯也不想吃，常常象個傻瓜。有一天在院子裡，李言同志問我：“朱明，你看你象個什麼？”我說：“你看呢？”他說：“我看你象靈隱寺的觀音菩薩。”我冷冷地說：“你不要開玩笑。”心裡卻想：“你是支部書記，你是沒有問題的人，你倒有閒心來拜菩薩。”這裡就充分說明我對黨的態度。再看看我怎樣對待組教科的吳融峰同志吧。那時我老是想，黨相信他們，現在可神氣了，來審查我們。一次他對我說他看到山下黃瓜架下有人在地上劃字，他說他就想起《紅樓夢》裡的芳官畫薔，我聽了很噁心。我想，你懂得什麼《紅樓夢》？這種心情我們過去倒有，現在沒有了，可是你呢？現在倒有這種閒心思！從此我就叫他林姑娘，因為他又高又胖，象一頭大犍牛，把林黛玉這個名字安在他身上，多麼不調和！我就高興得笑了。有一天我因為歷史問題去找他談，心裡很不高興，覺得自己得歷史問題不應該向這樣一個工農幹部講，但又不得不找他。因此，就拿他尋開心，我說：“我到瀟湘館來看看林姑娘。”我不敢赤裸裸地對黨不滿，就用這種奚落同志得辦法來表達我得消極心情。我常常坐在樹底下，看看大路上趕毛驢得，我就想：你們倒好，自有地走來走去。我呢？為了真理，失去自有。可是你們這種自由我還不要哩，趕着毛驢有什麼意思呢？這意思是說，我不但不願做無產階級得牛，連無產階級我還不願做呢！我就想當初不該入黨，怨不得羅曼羅蘭說他愛真理更愛自由。假使我當初沒有加入黨，說不定現在很自由。可是現在呢？我為真理失去了自由！現在要脫黨我又不願意，因為脫離黨後，只有到大後方去，那麼黨更會懷疑我是特務。自殺吧，又覺得太懦弱了。還是到前方去堵槍眼痛快！但這種想法並不是願意真正為無產階級犧牲，實際是埋怨黨冤枉了自己，替國民黨找口實。最近兩年，似乎我已經不大想家了，可是那時候特別想家。我想，假如在國民黨區域，被捕坐牢，家裡一定很惦記我，黨一定很關心我。現在黨懷疑我，家裡如果知道一定說誰叫你去延安？我感到孤立無援。我自以為對國民黨沒有感情，對共產黨也沒有感情，實際上還是對國民黨有感情。

過陽曆年的時候，郭主任要我去看看林主席，我去了。他問我的學習情形，我對他說了一年當中整風的經過。他說：“你有一些進步，但還不夠明確，仍舊要好好整風。”我就說：“我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常常總是從你出發，而不是從黨出發。比如我去年種了20棵西紅柿，本來我知識當作種花一樣地種，每天去澆一點水，看看它，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種悠閒心情，象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來我一看到你寫的《農村十日》，尤其是你問農民：糞怎樣上，土怎樣翻？農民很奇怪地問你：你是主席，為什麼還要管這些事情？你就說：我為什麼不問呢？你們勞動人民是創造世界的人，我應該向你們學習。我為什麼不要勞動呢？從此我才對西紅柿產生了感情，才願意澆糞。以前我就沒有打算要澆糞的。黨在1939年就號召搞生產，可是我對生產總是不感興趣。我看了你的文章，就對勞動起了一點勁。”同時我告訴他：“現在我能夠覺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的是由於黨的教育，尤其是整風。但是，和你幾年來的幫助也是分不開的。”他說：“你這些話都是事實，但是現在你不要再這樣了，應該一切從黨出發。”他說：“我僅僅是你走向革命的橋梁。更重要的是鞏固你自己的陣地，不要老是留戀橋梁。你要知道，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鞏固和黨的關係，一切都是空的。”我聽了他的話，覺得是對的，但心裡不高興。這些話在以前倒沒有什麼，可現在是審查幹部的時候。我想，我是跟你從外面來的，你現在強調橋梁，難道怕我歷史有問題？回來我去找郭主任，想向他表明態度：我的歷史我自己負責，舊社會負責，誰也不能替我負責，我也不要誰負責。郭主任不在家。以後我冷靜地想想，自己和無產階級確實沒有關係，和黨也僅僅是透過人的關係，我不是象吳滿有那樣受到革命的好處，我又不象黨的領導人那樣，有明確堅定的人生觀。如果再不鞏固和黨的關係，那確實危險。我就想怎樣才能同階層結合，同黨的關係鞏固呢？我想到鄉村裡面去和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因此，我對當前的學習就忽略了，一心想到實際工作中去。我與小組長談起，他告訴我，你的話只對一半，學習也是實際。我們要在學習中建立無產階級的思想，辨別各種錯誤思想，尤其讀了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才知道自己過去把參加革命看成是對無產階級的恩賜，而沒有想自己要做無產階級的牛，完全是剝削階級的人生觀。

為什麼我與黨一切都是分歧的？這與我的階級出身，有密切關係，所以下面我講第二個問題：階級出身，分兩部分，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我先講家庭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我是生長在母親的故鄉，父親的家我沒有回去過，據說在太平天國就是官僚地主，祖上曾經出過給皇家管庫的人。父親常說，家裡大廳的柱子上曾被“長毛”砍過幾刀，至今還有痕跡。所謂“長毛”，就是太平天國起義的農民。可是我們總說是“長毛造反”，這段歷史我曾經也懷疑過。因為離我比較遠，所以沒有注意。從上面可以看出，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剝削階級，直到民國初年，才漸漸沒落。當然，他們是不願意沒落的，拼命想挽救，那時鐵路剛興，於是他便做投機生意，結果更加破產。我的父親兄弟又多，我母親因為受伯母欺負，被外祖父接回自己的故鄉。父親當時在北平讀書，後又入保定講武堂，畢業那年正要往廣東去出師，外祖父把他叫回來。從此，他就和舅父們經營農業等業，主要的還是依靠土地。外祖父本來是前清學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剝削階級，是地主是的書香門第，代代讀書，做官的少。所以我的舅父們都是學農、工、醫的，我的母親和姨母們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藝術，早晨起來，還臨帖臨《靈飛經》，什麼《高山流水》、《桐葉舞秋風》等曲譜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所謂是3歲念唐詩，12歲看《紅樓夢》的角色。記得父親他們也經營過麵粉，後因洋面進口過多，影響破產，非常困頓，天天躺在椅子裡拼命地抽煙。誰知道，這就是蔣介石半殖民地的表現。當時只知道恨洋鬼子。後來，父親他們又經營運輸業，設立運輸公司，到鄉下去收買糧食，運往都市去賣。比如，5月麥子剛下來，他們用低價收買農民的麥子，農民不得不賣，因為要換必需品。他們操縱農村價格，把農民的血運到都市去供給那些吸血鬼。可是他們還要說這是社會事業，溝通都市與鄉村的需要。他們常說，農村糧食如果不是我們去收買，農民一定更加困難，價格抬不高，必需品換不到，農村即要停滯，似乎農民應該感激他們。他們又說，都市如果沒有他們這種供給，一定要發生恐慌。說來說去，似乎從都市到鄉村都應該感激他們。他們瞧不起高利貸和一般的商人，以及土地主。他們自以為是不卑不亢的特殊人。其實他們在淮河岸旁有許多非常肥沃的土地，洪澤湖上也有他們的水田，從鄉村到都市有他們一點資本。可是他們卻把自己粉飾得那樣漂亮，所以當我開始懂得恨有錢人的時候，我並不懂得恨自己的家庭。我認為他們不是資本家，不是剝削者，是文明人。所以我在延安幾年都寫小資產階級出身。因為我覺得家裡既沒有大工廠也沒有大公司，雖然有土地，但也不是一天到晚和農民在一起的土地主。同時，在抗戰後更加沒落。所以我就認為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其實，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還帶點資本味道，是地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產物。這是我家的經濟基礎，下面我再講家庭的階級教育。從衣食住行，直至讀書說話，交朋友等，都帶有一定的階級性。下面我講一講具體事實，也說明階級鬥爭不僅限於武裝鬥爭。

記得小時家鄉新成立一個小學校，家長就決定把我們表兄弟姐妹十數人領去參加開學典禮，誰知第二天就不讓我們再去了，說那個學校里有許多學生，是賣花生賣油條的子弟，怕我們和他們在一起學壞了，所以請教師在家教我們讀書。同時家長們還發了一頓牢騷，說現在不管什麼人，只要有錢就能讀書，前清就不是這樣，剃頭的、修腳的，永遠不能去趕考。可是現在就不同了，書也不值錢了，似乎感概很深。不僅讀書有階級性，就連衣裳的顏色都有階級性。記得我幾歲的時候母親她們都很喜歡寶石藍的綢緞衣裳，後來因為藍色的陰丹士林布到處流行，她們就說寶石藍不好看了，以後不再穿了。因為這個顏色現在什麼人都在穿，連丫頭也穿，所以後來寶石藍就變成丫頭藍了。顏色也有了階級性，當她們穿的時候就成了珍貴的寶石，當一般人穿的時候就變成了下賤的丫頭。當然以後她們是討厭這個顏色的。這事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在初中時制服是藍色陰丹士林布，我討厭那個顏色，可是又不能不穿。一回家馬上就脫下。

吃飯要慢，要不帶聲音。否則就罵你象餓死鬼，沒有吃過飯的，所以吃稀飯和吃麵條簡直是受罪，不管怎樣熱，也不管怎樣不方便，你都得往口裡送，而不能去吸，因為不准有聲音，說話更要輕聲慢語。尤其是女孩子，要溫存，還要深沉含蓄，所謂輕聲淺笑，不准張開嘴，哈哈大笑。否則就要罵你是莽張飛，意思是草莽英雄，修養不夠。連走路你也不能隨便，站也沒有自由，必須要按他們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穩重，不能東張西望，一步一步走，坐要端正，站要站得筆直。否則就要罵你小家碧玉，象牽牛花一樣依靠牆壁。所謂大家閨秀，象梅花、象牡丹。不僅要風骨凜然、而且還要儀態萬方，真不容易！

至於交朋友更加階級分明。記得弟弟小時喜歡一個男傭人，因為他在第一次歐戰時去法國當過華工，同時會騎馬打槍，所以弟弟非常喜歡他。弟弟把父親得酒和煙偷送給他，下午放學回來總是跑去找他。有時跟他學騎馬打槍，有時他在園子裡鋤草或是栽花種菜，弟弟總是幫助他，給他拿鏟子或是找噴壺，非常願意幫助他，聽從他的指揮。後來，父親知道了，非常氣憤，叫弟弟跪在地上，父親手提着鞭子，也把我們叫來站在旁邊看。並問我們，你們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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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當初投井時，他的妃子也跟他下去了，據說井水都變成紅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就是說女孩子應當盡忠其夫。去玩點將台，他們也要感概一番，說這是英雄點將的地方，作人應該作英雄，做歷史上的人，所以至今還不斷有人憑弔。如果做平凡人，那早就被人忘掉了。意思是男的應該做英雄，女的應該做英雄的夫人，才能名留青史，否則要被人忘記。這種教育對於我又怎能不成為思想中心呢？又如何能不根深蒂固呢？記得去年郭靖同志演《祭江》，我看後還感概頻頻，想到采石磯白浪滔滔，孫夫人一頭跳進去了，就想到虞姬跟着霸王東征西討，馳騁天下，多有意思。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對共產黨員的生活是不太感興趣的。

最近有人問我，你在外面時認識要人，是否引以為榮，以及在延安認識中央領導同志是否也有這種感覺？當時我很難回答，因為若說沒有，別人可能不信，因為象我那樣出身，又怎能沒有虛榮。若說有，又似乎沒有，後來我仔細想了想，才較清楚。從上面事實可以看出，自幼我家庭就教育我應該同什麼樣的人生活在一起，不應該同什麼樣的人生活在一起，界限劃分非常明顯。所以過去生活在所謂“上流社會”但也並未感覺光榮，來延安雖然也認識一些負責同志，同樣沒有什麼感覺。我的東西已經不在於感覺“光榮”，而基本在於感覺應該。因為站在別人頭上已經慣了，所以在外面我就感覺我“應該”生活在所謂上流環境，在延安我覺得我應該認識“上層”。似乎沒有光榮的感覺。從這裡可以看出來，我的感情由於階級教育，已經不是一般小資產階級感情了。為什麼呢？一般小資產階級，他的希望是往上爬，一旦爬上去，他是非常高興，所謂受寵若驚。可是我呢，我已經不是希望爬到上面去的問題，而是“應該”站在上面。誰的上面呢？當然是廣大人民的頭上，從這裡可以看出階級立場轉變的艱難。他一貫站在別人的頭上，你要讓他下來和別人站在一起，並且還要給別人做牛，這多不容易。除非你苦口婆心，告訴他，勸他，使他腦子裡覺悟到別人頭上是站不得的，有一天被人打下來就要送命，還是自動地早點下來好。如果腦子真的想通了，他自己就會爬下來的。

另一部分就講學校教育。資產階級教育的中心，就是培養大私無公的個人英雄主義。不管科學也好，藝術也好，就是為了這麼一個目的。為什麼要培養個人英雄主義呢？為了吸引那些人向上爬，以便維持統治。整風初期，大家都反對個人英雄主義。可是我呢？口頭上也反對，但思想上並不反對。相反地認為，個人英雄主義並沒有什麼不好。比如我如果不是個人英雄主義想做革命家，還不會來延安呢！今天我才明白，個人英雄主義是統治階級用來維持統治的中心思想。我們無產階級的中心思想，都是大公無私。由這裡可以看出，個人英雄主義在黨內是怎樣危險的東西。

我在資產階級的學校里，受了一些什麼樣的教育呢？底下我具體地講一講。因為我是一個女的，家裡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學，學一些藝術，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文學。斯大林同志說，文學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說無產階級的文學家，資產階級也有雕刻靈魂的工程師。我的靈魂就是被他們雕刻過的。我喜歡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東西，什麼月亮怎麼亮、花怎麼香、比如有一句東西我是非常喜歡的：“月亮裝飾着她的窗子，她點綴着別人的夢。”我覺得有意思。可是魯迅的東西，我就不喜歡。什麼七斤老太，八斤老太，我覺得沒有意思。譬如《阿Q正傳》，我看了書，也看了戲，但是不懂。聽人家說，魯迅這篇東西出來的時候，北平有許多大學教授不高興，說魯迅的阿Q有譏諷他們的地方。但是我想，阿Q怎麼會與大學教授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我雖然不懂，但也照樣向別人去說。明明不懂，偏偏裝懂。對於舊俄時代的東西，我是喜歡的，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會主義的東西我就不太喜歡。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歡，覺得很熟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我就不感興趣。什麼牛、豬，我覺得沒有意思。再說音樂，我到延安後，就很少唱歌，因為我喜歡“山在虛無縹緲間”這樣一類東西。勞動人民的歌聲，我是不感興趣的。在外面，我曾聽過一個關於貝多芬的故事，拿破崙出征的時候，貝多芬作了一首“英雄交響樂”歌頌他的事業。可是當他聽到拿破崙稱帝的時候，貝多芬非常氣憤，就把交響樂毀掉了。當時我聽了很惋惜，認為拿破崙稱帝為什麼就不能歌頌呢？去年7月周副主席的報告，提到蔣介石到莫斯科登山學拿破崙，我覺得沒有什麼新奇。因為我在家裡的時候，我們的兄弟有時候穿一條馬褲還要看一看象不象拿破崙，學拿破崙有什麼奇怪呢？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講到畫吧，我也喜歡資產階級的一套，比如魯迅介紹的版畫，我雖然買了，但不喜歡。我喜歡的是古典的畫，如意大利畫家畫的“蒙娜麗莎”的像，我非常喜歡。我認為蒙娜麗莎的表情是不容易畫的，因為她眼睛很愉快，嘴巴很愛笑，這種表情很不容易，因為一般人遇到非常感動的場面，總是眼睛流淚，嘴巴在笑。我對着鏡子做了好些次，都做不出來。因此，對於這張畫，我更認為難得。其實，這張畫難的地方我並不了解。過去我的全付精力也就是放到這些東西上面。過去我總認為，無產階級沒有藝術。就是有，也沒有價值。其實不然，只有我不懂無產階級的藝術，所以就否認無產階級的藝術，同時也否認它的價值。因此我認為，藝術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是無產階級的，象我的思想一樣：要資產階級的生活，要無產階級的事業。其實我的所謂政治，都是資產階級的。

最後，我講一點反省的經驗。有許多問題常常認為自己是解決了，其實不然。比如我上面那些問題，我早就以為解決了，現在反省才知道並沒有徹底解決。我再舉一個例子，過去在外面，我是不贊成社會主義沒有階級的。因為沒有階級那麼工廠里掃地的和藝術家、科學家還有什麼不同呢？誰還願意努力成為科學家呢？大家都一樣，還會有什麼進步？我到延安後，知道共產黨是要最後消滅階級的，我也同意，但在思想上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用另外一種形式表現出來。1942年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許多平均主義者都很同情，說延安不應該有等級待遇。我倒認為不然，和別人談起，我還說應該等級待遇。一些為革命奮鬥有功績的同志，應該穿得好一些，也應該吃得好一些。象我們這樣一些新黨員，就不應該那樣。這聽起來似乎很漂亮，好象我沒有什麼平均主義，其實我的思想比平均主義還反動。因為我不願消滅階級，所以就希望黨內有等級制度來代替階級的差別。我總想做一個特殊人。這個問題是我最近才反省出來的，所以反省要挖根。

上午聽到曼麗同志的發言，又使我想到一個問題。剛到延安，我讀《共產黨宣言》，說資產階級的女人是商品。我認為，這只是歐洲的情形；我們中國資產階級的女人並不一定是商品。我想到，中國的太太小姐他們很“正派”，怎麼能是商品呢？妓女才是商品。我覺得說中國資產階級的女人是股東，倒還差不多。因為她們總是修飾得漂亮，什麼事也不做，專門給別人鑑賞。我和曼麗同志所受得教育雖然不同，她的家庭培養她成為姨太太，我的家庭培養我成為貴夫人，看起來似乎一個是商品，一個是古董。其實都是一樣，商品與股東有什麼不同呢？不過價值不同而已。商品是一般人可以買賣的東西，而古董呢？只是供少數上層統治者鑑賞而已。

過去我也知道，馬列主義不僅可以改造宇宙，同時也可以改造思想。實際上，我並不了解這個真理。可是今天陝甘寧邊區，由於毛主席採用了馬列主義，面目為之一新，連二流子也參加了生產。我呢？本來是站在勞動人民頭上的。現在也開始願意下來做無產階級的牛了。把自己的思想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我這時才了解到馬列主義的真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