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星草

我對傻姑的第一記憶，是四歲那年的一個午後，那天的日頭可好，卻也算不得溫暖，家門前的土路上還時不時地刮着西邊來的風，我從門口的小石階上跳下來，見她盤着雙腿，坐在西邊牆根兒，穿着露着棉絮的花棉襖，黑棉褲在膝蓋處破着大洞，屁股下墊着麥秸稈兒。她頭髮亂蓬蓬地，像披着一堆乾草，眼睛微微眯縫着，她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隨風搖擺着身體，直到注意到她左手黢黑的指尖捏着一株稚嫩的草，才讓人想起，這是個春天。

我一眼便認出那是傻姑，聽家裡人提起過：傻姑的母親，是她父親從雲南人販子那裡買來的，生了傻姑後就不知去向了，她的父親，一個沉默得像澧河裡的勒韁石的地主老財家的窮孫子，在八八年開春兒——春暖花開卻遇上突如其來的倒春寒的時候——咽了氣兒。他最放不下的傻女兒——十四歲的小芳，便像斷線的風箏，開始在十里八鄉的田埂和土路上飄蕩了。

又起了一陣風，傻姑又晃了幾下，似乎整個巷子裡的春天的寒風都要從她身上吹過。

“芳姑，來，坐這兒，門樓底下木有風，暖和。”我朝她招了招手。

她抬頭看了看太陽，沒有理我。

我順着牆根兒下的麥秸杆朝她爬了過去：“你拿的是啥啊？芳姑。”

“草。”

“啥草。”

“星星草”

我看着她手裡的星星草，不經意間注意到了她乾裂黢黑的手背的另一面——她的手心是白的，比我髒兮兮的手要白，捏着星星草的指尖里側也是白的，跟我姐的手一樣，嫩生生的。

“給我看看星星草。”

我伸手去摸，她把手往後一縮，這是我哩。隨後笑着指了指我家的土牆根兒……那兒有。

傻姑四歲那年，指着她家土牆下開滿的、指甲蓋大小的紫色碎花，問她父親，那是什麼，她的死去的老父親說，那叫“星星草”，賤得很，踩不死。

我順着四歲芳姑的手指的方向望過去，只見牆角的土縫裡，斜斜地生着幾株細碎的小草，還沒開花，西風一吹，就晃悠悠地哆嗦着。我並不知道，那一刻，那些在陽光和寒風中艱難存活着的星星草，已經在我心裡種下一顆終生難拔的悲憫的種子。

（二）糖

我第二次見傻姑時候，已經是一個夏天的傍晚了，我坐在屋後的斜坡小路上。

日頭落在了西邊的樹梢上，不多久便斜斜地沒入了山牆，暑氣也漸漸消散了，收麥的鄉親們陸續從東邊的泗上和南邊的河坡地里回來了，一輛輛架子車，排着隊，吱扭吱扭地緩緩駛來，車前是黝黑的光膀子汗脊梁，肩上挎着攀帶，身體向前傾斜出了個45度的邁克爾·傑克遜，車上滿載着帶杆兒的麥穗，車旁和車後是婦女和半大的孩子，他們也傾斜着身體，並不輕鬆地邁着反向太空步，一步一步地推着車子向前，他們是傑克遜的舞伴。晚霞里，低着頭的金黃的麥穗、車上懸着的裝水陶罐、捆麥稈垂下的麻繩，也隨着那吱扭吱扭聲有節奏地搖擺着，那是MJ的觀眾和熒光棒，他們一起，在這個一九九一難得的風調雨順的上半年，在祖祖輩輩生活的豫中平原的舞台上，上演着屬於他們的Billie Jean。

我望着他們遠去，架子車的終點，是村西頭的麥場。在那裡，麥穗們會跟老天爺祈禱着好天氣，之後要經歷幾天的日曬，經歷反覆的石碾子的碾壓，被高高揚起在空中——那是他們此生最自由的時刻——讓風吹走它的殘蛻，被裝進麻袋，交足了給公家，剩下的再屯進鄉民們各自家的糧倉。要是遇見了暴雨，麥穗們就過不了好年了，到了年底吃餃子的時候，那基本便是蘿蔔、韭菜的故事了，餃子皮兒也擀得比往年薄一點兒，也會多幾聲嘆息，把夏天的牢騷發到灶王爺那裡去，祈求管伙食的灶王爺保佑來年風調雨順了。

“蛋兒，吃雪糕不？”我聽到了往後幾個夏天都會聽到的熟悉的聲音。

春洋姑騎着自行車過來了。她是我家東邊隔了兩戶的鄰居，是我們四隊第一個考上本科的大學生，她從去年夏天便開始賣冰糕了，騎着個大槓自行車，坐後面綁了個木箱，外面包著厚厚的隔熱棉被。

她停下車，拿了倆雪糕給我，“你跟恁姐一人一個，趕緊吃，過一會兒就化了。”我眯縫着眼對春洋姑笑了笑，她便急匆匆地推着車拐進巷子，進了家，鍋碗瓢盆咣咣噹當地給下地的父母準備吃的了。

當我的第一根冰棍兒快吃完，不經意間轉頭向東望去的時候，看到了那個冬天見過的熟悉的身影。天色已經昏沉了，在昏迷前的日頭的最後微光中，我看她背着個魚皮布袋，低着頭撿着地上掉落的麥穗，已經裝了大半袋了，我想那時候的她是清醒的，因為月亮升起了。

我是後來才知道，傻姑並不是天生傻，她也念過村小，和春洋姑是同學，後來不知是受了什麼刺激，便突然就傻了，她大部分時候是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沉默或癲狂狀態，少數時候是清醒的。自她父親走後，她清醒的時候越來越少了。

我朝她走過去，把另一根冰棍兒遞給她。她抬起頭，迷濛的眼睛裡有一絲詫異。她朝我笑，笑得像水坑裡晃蕩的月光。她接過了冰棍，囁嚅着，聲音很輕：“要不要糖？”

我腦子裡聽到“糖”這個詞，感到歡喜，向她伸手。她抬手，從那件對襟兒藍花上衣的口袋裡摸出一顆硬糖，遞給了我。她遞糖給我的手微微發抖，糖沾了汗，裹着碎麥秸沫兒。我把糖丟在了地上。

“髒，你先吃冰糕，等着我，我去給你拿幾顆糖”。

我跑回院子裡，擰開門的瞬間，堂屋黑漆漆的，我幾乎聞不到煤油味，唯一亮的地方是灶火，母親跟姐姐在灶火做飯，我偷偷跑回堂屋，拉開了燈，找到糖盒子抓了幾顆糖，趕緊把燈拉上。

在灶火的燈光的映照下，大門口有個影子在晃來晃去，我把糖給了影子，影子便回了她的“家”。她的影子是天使的形狀。

傻姑是善良的，她願意把她的糖分給我。我卻嫌她的糖髒，給丟棄了。我那時不知道，她的糖對她來說是多麼寶貴，甜甜的糖，是她在無邊的黑暗與苦難的生活里為數不多的能讓她暫時解脫的東西。我以為那是來自天堂的糖，可事實是，那些糖，來自醜陋了人性與罪惡的深淵。

我聽聞了，不同形狀的罪惡的影子，翻進傻姑家的院牆，或把她拖入玉米地、河坡的雜草叢......影子恢復成人形的時候，會留下幾個饅頭或幾顆糖。

30年後的春節，我曾回到我丟棄那顆裹着麥秸沫兒的糖的地方，那顆糖卻再也找不到了。我只能去那個童年的小賣鋪，買了一包糖，在一個起霧的冬日，把它們一顆，一顆拋進了冰冷的澧河水裡，任它們向東漂去。

（三） 劉老拐

我家後排往東數四戶，是劉老拐家，一個五十多歲的光棍兒，是個瘸子，小兒麻痹落下的病根兒，走路靠着一副老舊的榆木拐杖和那吱嚀吱嚀的手搖三輪車。他的家，是兩間泥巴和着麥秸稈壘起來的瓦房，多虧他那當過中學教員的爹有先見之明，讓他學了修表的手藝，加上兩個兄弟的幫襯，日子過得還算滋潤。

劉老拐家的東邊是村裡的池塘，池塘邊上有一口古井，這裡是女人們白天洗衣、洗菜，天黑時洗身子的地方。

劉老拐經常拄個拐杖，拎個蒲團，坐在池塘邊。他的眼睛跟着女人們的身子走，誰低頭，誰彎腰，誰提水桶，那雙眼珠就跟着晃。老太太的乳房像老茄子一樣垂着，他也看，甚至比看年輕女人更認真，像在咂摸一顆年少時候沒吃到的柿子。晚上看不見了，他便豎起耳朵聽，腦海里的畫面像西北的信天游的歌聲一樣悠揚~白花花的大腿，水靈靈的*，這麼好的地方留不住你~

他也早早就盯上了傻姑。

傻姑雖傻，可模樣板正，胸前身後，走起路來一晃一扭。我見過劉老拐坐在我家後排大路的石墩子上，一根煙盯着傻姑盯到煙屁股燙了手，才“哎呀”一聲丟到腳邊，差點燒了人家的麥秸垛。

傻姑在村里飄着，她的炕，是換饃花卷的炕，是換糖的炕，或許我不應該這樣說，傻姑沒有辦法，她無力去反抗那一個個影子粗糙的大手。那些影子們還是要臉的，只敢在深更半夜化成影子。

劉老拐經常拄着拐杖半夜踱到傻姑家門口，那個大門幾乎沒鎖過，傻姑知道，即使鎖上，那些影子也會飄過院牆，有一天，日頭出來後，鎖不見了，之後大門再也沒鎖過了。

劉老拐看見有影子進去了，幾分鐘後他便偷偷跟着進去——他怕見到那些影子，那些影子也怕見到他——蹲在傻姑的窗下，側着耳朵聽裡面的動靜。

有時候聽見她笑，笑得呆呆的；有時候是哭，像被什麼東西掐住了脖子，嗚咽又憋屈；還有時候，那聲音像在求饒，又像在喘氣。

他聽得滿身燥熱，耳朵燙，心裡翻江倒海，有時氣、有時恨、有時又難受得想撞牆。

等影子偷偷溜走後，有多少次，他想衝進傻姑的屋子，一根拐杖已經拄進了門檻了，可是還是滿肚子窩火地退了出去。他要臉，畢竟他得依仗雙拐走路，不像那些影子，在黑暗的掩護下，一溜煙就沒了。他得要臉，即使他不要臉，他那九十多歲的老父親和他倆兄弟也得要臉。劉老拐退了出去，他把傻姑家大門關上，瘸着腿到了大路上，在夜色里大口抽着旱煙，他抽的臉色發青，眼眶泛紅。

他咕噥着：“老子不是畜生，老子是人！”。

傻姑是自己跟劉老拐走的。沒有人拉她，也沒有人問她願不願意。

她在一個深秋跌倒小產後，躺在床上兩天兩夜，她笑着，因為她覺得可以去見她的爹爹了。

第三天的早上，傻姑睜開了眼，看到了一束光透過紙糊的窗戶上的破洞照了進來。她看見光里，他來了，瘸着腿，拄着拐，左邊的拐上掛着一隻油紙包的燒雞，右手拎着一包雞蛋和紅糖。燒雞還冒着熱氣，那熱氣，就像小時候她爹爹從鎮上回來，給她帶的棉花糖，熱騰騰，甜呼呼的。

老拐不在乎別人的眼光了，他對得起天地良心。

從那天起，傻姑的身子有了歸處，老拐的日子也有了光。

她坐在門前吃他的飯，洗他的衣裳。她不再在自己的破屋子裡半夜被人扒門窗，而是在老拐的屋裡。那被壓在軟和的褥子上的乾淨身子，發出一種像唱歌一樣的笑聲。

老拐抱着她，像抱着一床熱炕頭上的白棉花：“芳，咱是過日子的人了。”

這是個悲劇，還沒有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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