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金陵钟） 摘要：“两个口号” 论争是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缠绕几代人的一桩学案。自 1936 年 “国防文学” 与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发生论战，直至 1988 年胡风获得彻底平反，这场发生于左联后期的分歧，跨越半个世纪，不断介入延安文艺、建国后文艺批判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等重大历史现场，演化出 “周扬派” 与 “鲁迅派” 绵延不绝的恩怨纠葛。周扬作为贯穿全程的核心当事人，其一生的荣辱沉浮始终被三十年代这场论争的历史阴影所笼罩，他曾坦言自己身上有两个 “癌症”：一是生理上的肺癌，一是解不开的 “三十年代” 心结。审视这桩学案可以发现，长期以来，学界处理该历史公案存在两种典型路径：一是直接套用路线斗争框架，以政治裁决替代文艺理论辨析；二是纠缠人事恩怨、宗派纠葛，陷入历史是非的口水缠斗。二者均无法抵达论争真正的内核。新时期之后，跳出政治批判与人事纠葛，挖掘论争双方的理论对话与潜对话，才是释放这份左翼理论遗产的合理路径。 关键词：左翼学案；两个口号论争；周扬；胡风；冯雪峰；左翼文学 一、论争缘起：民族危机之下的口号分歧 三十年代中期，民族危机空前加剧，1935 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海地下党组织从共产国际刊物获取宣言信息，在与中央失去直接联系的现实条件下，周扬率先引入源自苏联的 “国防文学” 概念，试图以此作为左翼文艺界的新旗帜，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投身抗日救亡文艺创作。 1936 年，托派徐行发文激烈否定 “国防文学”，反对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文艺统一战线，坚持只有劳苦大众才是反帝斗争的主体。周扬撰文系统批驳徐行的观点，强调国防文学应当团结除汉奸之外一切作家共同投身救亡。就在此时，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新口号。由于该口号在立场表述上与徐行部分论述存在表层相似，周扬将胡风一并视作 “国防文学反对论者”，论战由此全面爆发。 实际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并非胡风个人私拟，是冯雪峰到上海之后，与鲁迅共同商议确立，意在弥补 “国防文学” 在阶级立场表述上的模糊，强调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周扬并不知晓这一背景，冲突迅速升级。鲁迅拒绝加入周扬等人组建的 “中国文艺家协会”，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托派陈仲山致信鲁迅，试图拉拢鲁迅反对统一战线，鲁迅在冯雪峰协助下写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但周扬主持的刊物拒绝完整刊发。随后徐懋庸致信鲁迅，指责鲁迅充当胡风的 “盾牌”，鲁迅写下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尖锐批评文坛搬弄是非的宗派习气。 鲁迅的文章发表之后，周扬一方陷入舆论被动。1936 年鲁迅逝世，抗战爆发，上海左翼文化人士奔赴延安，“两个口号” 论争暂时搁置，但分歧、成见与宗派心结并没有随之消解，而是跟随这批文人一同进入延安，埋下日后矛盾反复爆发的种子。延安时期，形成以周扬、鲁艺为代表，和以丁玲、文抗为代表的两股力量，正是上海左联旧有分歧的异地重演：前者侧重歌颂光明，后者强调暴露黑暗。 毛泽东对这场论争给出基本判断：这是革命阵营内部争论，并非敌我矛盾，周扬一方的主要问题是对鲁迅不够尊重。但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历史结论。旧的矛盾没有得到理论层面的清理，只是被革命大局暂时掩盖。 二、建国之后：改写历史与重塑鲁迅形象 新中国成立，左翼文人成为新文艺体制的建设者。“鲁迅派” 一脉的冯雪峰、丁玲、胡风先后遭到批判，“两个口号” 论争随之迎来被改写的契机。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动《鲁迅全集》注释编纂，原本由冯雪峰主持，1957 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这项工作改由周扬直接领导。 周扬采取 “解铃还须系铃人” 的策略，在政治压力之下，迫使冯雪峰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撰写题注。这条题注将徐懋庸的来信说成完全是个人行为；又声称鲁迅该文大部分由冯雪峰执笔，文中对周扬等人的批评属于受蒙蔽之后 “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实质上把三十年代论争的责任，转嫁到冯雪峰身上，为周扬一方洗刷历史记录。冯雪峰原本希望通过妥协保住党籍，最终依旧被开除党籍，事后悔恨不已，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这条注释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文学史写作、教学的权威依据，重塑了公众对 “两个口号” 论争的历史认知。 改写三十年代历史，必然伴随对鲁迅形象的重新塑形。周扬并不直接否定毛泽东给予鲁迅 “新文化方向” 的崇高定位，而是试图调整鲁迅的形象重心。六十年代电影《鲁迅传》的难产，集中体现这种冲突。周恩来指示影片要以《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的评价为纲，突出革命家鲁迅；周扬则主张剥离过度虚构的革命化演绎，回归文学家鲁迅。创作组数易其稿，出现 “革命家鲁迅” 与 “文学家鲁迅” 两套文本，各方无法达成共识，项目最终彻底搁浅。 与此同时，在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研讨会上，周扬提出写历史要有立场，不必追求 “如实记录”，甚至公开提出鲁迅也存在错误，鲁迅的译作中也存在 “毒草”，这与官方确立的鲁迅经典化定位发生碰撞。直至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批评文艺部门 “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紧接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提出 “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论。时局发生反转，周扬昔日改写历史的种种操作，反过来成为批判他的罪证。“国防文学” 被定性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物，周扬被打成三十年代黑线的代表人物，投入牢狱。三十年代这桩学案，在特殊年代被完全改造为敌我性质的政治罪名。 三、新时期重启论争：历史的纠缠与话语权博弈 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文艺界开启拨乱反正。三十年代左翼文学需要重新评价，“两个口号” 论争再度浮出水面。1978 年北大等三校联合召开现代文学史研讨会，专门讨论该学案。会上夏衍等人延续旧有立场，将论争根源归为胡风、冯雪峰蒙蔽鲁迅，会议中途终止，李何林等持不同意见者被剥夺发言机会。 此后，冯雪峰写于文革时期的外调材料在学界流传，详细还原 1936 年上海现场，和三校讨论会形成尖锐对照。茅盾发表《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夏衍跟进撰文反驳冯雪峰的材料，双方再起笔战。论争之中，一个现实困境凸显：当年当事人命运不对等。鲁迅、冯雪峰已经离世，胡风冤案尚未彻底平反；周扬、夏衍等人重新回到文艺领导岗位，掌握刊物、会议的话语权。持不同立场的稿件需要层层审批，很难平等展开对话。这场重审，并没有形成充分的学术争鸣，更多是旧有恩怨的再度复燃。 周扬本人并未直接撰写文章参与公开论战，但身居领导岗位，对刊物刊发、会议走向拥有实际影响力。纵观他从 1943 年延安自传，到七十年代后期上书中央的材料，对三十年代事件的基本看法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旧认为冯雪峰抵达上海之后，回避上海地下党组织，被胡风蒙蔽，是挑起口号冲突的主要责任人。即便到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他依旧没有解开 “三十年代” 这个心结。但另一方面，周扬顺应拨乱反正大局，支持为胡风冤案平反。1980 年，他亲自到医院看望病中的胡风，送达平反的相关文件。两位历经劫难的老人相见，气氛却十分隔膜，数十年积累的裂痕，无法靠一纸平反完全消弭。 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恩怨之下，二者在文艺理论层面，其实存在跨时空的 “对话与潜对话”。周扬早年接受五四 “人的自觉” 的思想熏陶；胡风同样继承五四启蒙传统。尽管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尖锐对立，但在文艺理论内部，并非完全隔绝。周扬晚年也承认，胡风对庸俗社会学的很多批评值得重视。八十年代初，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讨论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这一思考，竟和胡风当年 “三十万言书” 对建国之后文艺实践萎缩混乱的批判形成遥远的呼应。这正是左翼学案复杂之处：现实的派系、人事斗争，常常遮蔽理论层面本可以展开的交流。 四、学案的启示：告别用政治裁决替代理论辨析 回溯半个多世纪的整个事件链条可以看见，“两个口号” 论争的悲剧，并不完全起源于 1936 年上海的口号分歧，而在于后续几十年，一次次把文艺理论内部问题转化为政治路线问题。 在三十年代，论争原本可以围绕统一战线之中，如何处理民族救亡与阶级立场的关系，展开文艺理论层面的辨析。但很快就滑向人事猜忌、宗派怀疑，甚至把不同意见者怀疑为托派、内奸。 到五十至六十年代，利用注释、文学史编写、文艺批判运动，以行政权力介入历史阐释，修改历史叙事，用政治结论封堵理论讨论。 到文革时期，又被全盘颠倒，把 “国防文学” 打成资产阶级路线，把周扬等人定性为黑线代表，继续沿用路线斗争的逻辑清算旧账。 进入新时期，虽然破除文革的错误定论，但人事记忆、宗派情绪依旧干扰学术讨论，难以建立平等的理论对话。 这桩左翼学案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教训正在于此：文艺理论的分歧，不能依靠政治裁判、组织处分、修改历史叙事来解决；人事宗派的猜忌，也不能取代理论层面的辨析。 周扬的一生极具象征性。他是党的文艺事业重要实践者，建国之后主导文艺体制建设；文革牢狱经历，促使他深刻反思左的错误，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推动者。然而，他始终难以挣脱三十年代留下的历史包袱。毛泽东评价他 “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点出他的局限：他善于领会、执行时代的政治任务，却很难完全独立处理左翼内部复杂的理论与人事纠葛。1983 年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报告事件之后，周扬被迫检讨，胡乔木赠诗 “拥抱着一对战士”，却终究无法弥合裂痕，周扬一病不起。一代左翼文艺领路人，以落寞的背影，为这桩绵延半个世纪的学案画上个人的句点。 结语 “两个口号” 论争作为一桩缠绕几代人的左翼学案，见证了左翼文学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组织纪律、启蒙理想多重张力下的挣扎。它提醒后世研究者，面对左翼历史，应当警惕两种惯性：一是动辄以路线斗争标签，简单划分革命与错误；二是沉溺于当事人私人恩怨，把文学史简化为人事恩怨录。 真正的出路，是剥离叠加在史实之上的层层政治包装与人际情绪，回到理论本身。不去执着判定哪一个口号 “完全正确”，而是去理解两种口号背后对统一战线、对革命文学的不同思考，发掘其中有价值的理论遗产。唯有把被政治斗争掩盖的理论对话重新释放出来，这桩跨越半个世纪的左翼学案，才能够真正完成历史的和解。 参考文献 [1] 赵歌东。左翼学案：周扬与 “两个口号” 论争 [J].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 (06). [2]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口号的经过 [Z]. 文革外调材料. [4]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Z]. [5]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N]. 人民日报，1983‑03‑16. [6] 梅志。胡风传 [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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