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桂民海和他出版的那本黄书，本是老生常谈，我早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可是看到有人还不遗余力地把桂民海打扮成什么¨捍卫言论自由的英雄¨，呵呵，实在太滑稽太离谱，那我就不得不说几句了，只让事实和真相说话。

桂民海主持炮制的那本《习近平和他的六个情人》，列出六个和习有染的女性，仅看其中一名：柴玲。众所周知，柴玲是八九六四的学运领袖，当年她被黄雀行动营救先到了法国，后又转赴美国上学创业成家，这一路有迹可循。习那时又在哪儿？尽管他也曾到过美国参加过短期干部培训，但是，作为一个被执政党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他不可能去会见那么一个充满争议的危险人物，何况还是敌我矛盾的双方。可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交集。

还有一位，作者列出的是影星刘晓庆，这种信手拈来信马由缰的胡扯，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仅从这两个和习完全不相干的人，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凭空捏造的胡说八道，不过是一本三流出版物，靠炒作政治名人和女明星的绯闻当噱头赚钱，手段可以说卑鄙无耻，一个有着基本职业素养的人是不屑于出版这类黄书的。

我对这类书本来没啥兴趣，可因为后续话题热闹，承蒙有网友截图转载就看了两眼，立刻觉得文笔拙劣，无法卒读。但还是耐着性子读了习和薄在办公室内的一段对话，哈哈，显然又是一番胡抡，作者显然没有采访两位红二代中的佼佼者，而且连他们的心态·习性·语气都不熟悉，可以说，这本蹭名人编野史的书既没有历史价值，也没有文学价值。

在一个法治国家，如果一本书用了别人的真名，又恶意地罔顾事实，污蔑丑化，那么被告诽谤罪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他的幕僚金溥聪都曾打过名誉官司，尽管时间拖沓冗长，但最后都打赢了官司，被告登报道歉赔偿罚金。可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习也打这么一个官司，等于杀鸡用了宰牛刀，反而给这本破书做了广告，无形之中替他们宣传了。

桂民海敢太岁头上动土，出版这么一本黄书，可能是他觉得天高皇帝远，习未必会知道，或即使知道也顾不上，无法与他这么个小人物远距离较真；可他忘了国内多少盗版商，只有敢盗版《我的父亲邓小平》和《西藏七年》的被逮捕法办了。而那时习刚刚登基，年轻气盛，很爱惜形象，刚开始树立个人威信，却被这么个奸商肆意侮辱践踏，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几年前，我去香港时曾见到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们也是以出版纪实性回忆录为主，即所谓的政治禁书，作者群号称都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级别。据他说，中共方面开始处理此事时还是蛮客气的，找到铜锣湾书店（也是出版社）的几个人说：这本书与事实不符，涉嫌诽谤，希望他们不要再出了，已经出版的库存由他们全部买下；铜锣湾的书商点头同意了。可是他们在收钱后，一转脸换个封面又出了一本，这下可是让办案官员大怒，他们不得不先礼后兵了。

这让我想起发生在美国的江南案，其中的细节也是作者收了国民党的钱却我行我素继续出版，激怒了主管清治部门的蒋家成员，通过台湾竹联帮赴美诛杀。贪婪且狡诈，希腊神话的地狱里关着的都是这种人。

第二次可谓来势汹汹，国安人员象老鹰捉小鸡似的抓捕了几个涉事股东，搞出这么大动静，看来也是为了通过此举恫吓香港出版界，从那以后，出版业风声鹤唳，出版人诚惶诚恐，进入了少见的寒霜期。虽说是唇亡齿寒，香港同仁为何没有为其发声，就是因为铜锣湾书店的所作所为实在下作，以致那些严肃正规的出版社也觉得脸上无光，无从辩驳；而且法律上在确定责任大小时，历来看重谁是第一个挑衅者。

桂民海有恃无恐，是因为他自诩有两层保护衣：一是瑞典身份，一是香港出版地。然而新一代掌权者血气方刚混不吝，根本不去纠缠那些名词属性，从泰国芭堤雅把正在逍遥度假的桂民海抓回大陆。第一时间桂强调他是瑞典公民，可是他在香港从事出版业，而且是在华人世界展开活动，何况他还留有中国国籍。

中共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就把几个不法书商收拾了，只是这种寒蝉效应立刻在香港生效了，不断弥散开来，香港人兔死狐悲，担忧恐惧，终于形成大范围的集体抗议。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导致亡国的千古小人费无忌的历史作用。

至于什么帕尔姆奖，呵呵，西方对于中国的很多人与事，仍然对焦不准，似是而非，有时搞得不伦不类。帕尔姆出版的《德国深受侮辱》一书，是因为德法战争，他站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抨击侵略者。而桂民海出版的是一本拙劣下流的黄书，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而已，他获得出版界的帕尔姆奖，真是亵渎了这个奖，因为其内涵和意义完全不同，不过现在滥竽充数·欺世盗名的骗子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桂民海作为一个出版商，和官方的权力资源极不对称，这使他像一个天然的受害者，可是别忘了，他首先是一个害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