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友文  ——《美洲文汇周刊》474期

    一亩地有十分，一分地有十厘，我九岁时就知道了。可一分地具体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我们那一分地大约三步宽，二十步长，就在水圳边上。

    人民公社过后，大家集体折腾累了，也饿惨了。于是有了生产责任制。另外还给大伙儿分自留地种菜吃。各家屋角那些不整的小块地都成了自留地。过了两年，村里来了四清工作组，推广桃园经验，要再分一些自留地，供大家种花生杂粮，自行解决油盐方面的问题。于是又把池塘边，水圳旁和坟墓周遭的地划出来。算下来，我们一家八口人可分十厘地，也就是一分地。

    当时阶级斗争的弦虽不象文革那么显紧，但基调已很近。开会分地时，贫雇农先分，逐次往上。轮到我们家时，算是到了最后。

    我母亲原是城里人，出身贫民。外祖母疼她，供她读了女子高中。她个性好强。跟中学校长的父亲成亲后本可当校长太太享享福，可她偏要自个儿找事做，当了小学教师。后来接二连三生小孩，不得不辞职，住在乡下的大房子养育儿女。解放后定户口，从此成了农民。乡下大房子有四十多间，是一九三零年祖父尽其在印度开鞋厂赚的积蓄盖的。祖父希望将来子孙满堂，借以抚平他五岁时只身卖给曾祖母，孤苦零丁，母子俩相依为命的创伤。没想到这房子后来竟拖累了母亲。母亲戴上了华侨地主分子的帽子，跌到社会最底层，成了专政对象。人在社会最底层，很多东西就由不得你了。

    听说生产队长在宣布给我们那块地时，还犹豫了一下。宣布后，会上还乱了一阵儿。有人哄笑，也有人替我们喊不平。大家都知道，那算什么地呀。可我母亲却高兴地说了声好，领了下来。

    第二天傍晚，母亲放工后带我们几个到一分地干活。哥哥姐姐一看就止不住生气，有理没理一个劲儿怪母亲。地里长满了茅草。我一脚踩上去，铁锈般的水漫过脚背。这种地当地有个专门的名儿，叫“湖洋田”，即半沼泽地。这块地的上边是水田，下边是水圳。地底下有冷泉，一年到头水汪汪，土质酸涩，种什么都杂草丛生。大哥十七岁，他泄气了：这地怎么种啊？

    母亲说，事在人为，我种给你们看！母亲很倔，倔得常让我们觉得她不讲道理。可是，她要这么说，我们都信她，因为她说得到做得到。

    母亲叫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挖地三尺，斩草除根。地里的茅草根扎得很深。母亲要我们顺根往下挖，直到把茅根挖净，同时要把茅根收集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干了一小时，天都快黑了，我们挖了还不到十分之一。茅草倒堆了一大堆。母亲下到水圳里把茅草一把一把洗干净。然后很高兴地叫我们挑回家。我当时挺纳闷，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晚饭时，母亲说，没想到地下有这么多粗茅根。如果把所有茅根挖出来晒干，拿到收购站可以卖不少钱。又说，从明天开始，大家放学后就到地里锄地，一定要把草根除干净。听说茅根能卖钱，大哥很兴奋。他一边问一斤茅根能卖多少钱，一边盘算要换一个书包。

    母亲没有回答哥哥的问题。她叫大家收拾洗碗。自己把哥哥帮她从文化室借的农业常识书拿出来，戴上眼镜，在煤油灯下看起来。一会儿，她又吩咐大哥，把其他农业常识书也借来。大哥说一次只能借一本。母亲说，那明天把这本还了再借。那天半夜我醒来时，母亲还在看。

    过了一个多星期，别人地里都已经种上了东西，我们才刚刚把草除干净。每天下午，哥哥姐姐用锄头锄地，我用手掰泥除草。看着同学下课后留在学校操场上踢球或拿弹弓去捉鸟，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眼看草除完了，家里禾坪上也堆了很多茅草在晒，心想这下好了，以后放学后就可以玩儿了。才闪完这念头，母亲又说话了。往后大哥和三哥去电厂运碳渣子，我和二姐姐去拾牛粪。二姐姐抗议说，她在学校已经给人瞧不起了，叫她拾牛粪还不如叫她去死。二姐姐跟母亲一样倔。说不定还真敢去死。母亲于是改叫她去挑冬天积攒的土灰肥，由我去拾牛粪。我本来也想抗议，可话到嘴边没说出来。以母亲的脾气，说也没有用。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挑上母亲给我准备的短粪箕，带上铲粪镰刀，开始去拾牛粪。一出门，自己就可怜起自己来！我比同龄孩子早两年上学，六岁时就已经上二年级。虽然人在全级最小，但成绩最好。我很快就当了班长和少先队队长。每次野营活动都有点名叫我表演的节目。后来情况变了。虽然成绩还是最好，官却越当越小。先是变成了副班长和副队长，跟着就什么都不是，再后就变成了负数，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曾几何时还心高气傲，如今竟然拾起牛粪来了！越想脸越红，心也越跳得慌。不知不觉就挑人少的地方走。有时事情有说不出的巧。你越是想躲谁，就偏偏会遇到谁。没过几天，我在长岗崟梁屋后面挑着牛粪回家，迎面碰见最害怕见到的她。她正跟着她当中学教师的母亲做家访。我满脸通红，站在路旁，连头都不敢抬。待她们走过去之后，我见她竟然用手绢捂着鼻子。她母亲则在一旁批评她。我的心不知是气是臊，一阵阵发颤。晚上回家后发高烧，病了一场。高烧之后，我的心安静了许多，天天拾粪，也没再想要躲谁了。

    一个星期天下午，四周没找到牛粪。我一路走，走到了十里以外的小密水库。回来时迷了一段路，担子又重，到家时已天黑多时。一路上担心到家后会挨母亲骂。没想到母亲见我就哭。完了还给我做干饭吃。

    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别人地里的东西都长起来了，我们才把地整起来。母亲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功。她领我们绕地挖了一个一尺多深的排水沟，将冷泉水直接排到水圳里。然后又一段一段把表层土翻开，在底下铺上一层碳渣，然后把表层土放回去，掺上土灰和牛粪。接着，我们又把地翻晒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再把表层土耙细。母亲为了让我们好好配合，仔细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慢慢地，我们对这块地也就不生恨了。当我们把地整好时，一分地焕然一新，连过往路人都投来称赞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这块地刚好在公社委员会门口右侧不远。每天出入经过的公社社长不知道我们是谁，但他注意到这块地的变化。他很兴奋，跟农业干事说要把它当典型。农业干事到队里了解情况，才知道差一点儿犯了错误。

    一个赶集的日子，母亲和哥哥把晒干的茅根拿到收购站去卖。然后在集上精挑细选，买来一堆小芋奶做种子。她跟哥哥说下学期再给他换书包。

    母亲叫我们把小芋奶上下切开两半，将上半截切口覆在草灰里。过几天，我们隔一尺挖个穴，在穴里撒上火土灰，把一个个芋奶种子种下去。这时还不到农历三月，母亲说过三个月芋头就会长大。

    不知道是不是付出太多的缘故，大家对这块地竟特别关心起来。芋苗长出来了是大家的话题，苗长什么样子了也是大家的话题。二姐姐以前总是把最好的草灰留给韭菜地。现在她会把它拿来撒在长得较慢的芋头墩上。哥哥他们骑车到磷肥厂门口扫人家不小心撒出来的肥料渣。母亲把肥料渣跟我拾回来的牛粪泡成粪水往芋头上浇。到了农历五月，我们的芋头苗长得又高又大，颜色绿得发墨。母亲试着挖开一穴芋头，里边芋头带芋奶长得满满的。

    到了六月，芋头从地上隆了起来。母亲领我们把芋头杆割下来，挑回禾坪晒干当咸菜，把芋头从地里挖起来，洗干净，储放在通风的房间。我们前后挑了十多担。在房间里放了大半间。

    晚上，母亲做芋头焖饭，多放了好多油，大家吃得非常非常香。母亲说，回头把地再整一整，卖掉一部分芋头，换一些花生种籽回来。剩下的芋头到秋天再卖好价钱。

    一天傍晚，我们在花生地里除草。乡邮递员过来递给母亲一封信。母亲看了后跟我们说，父亲的工作组就要结束了，中秋节前就可以回到县里来了。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回来了。我们把自己种的芋头做成各种好吃的东西给父亲。然后又给他端上一盘他最喜欢吃的咸干花生。哥哥姐姐争着跟父亲说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我跟父亲说他吃的东西也是我种的。父亲不信。我就把我的小手给父亲看。父亲看到我手上长满了水泡很难过。他摸了摸我的头，我就哭了起来。我哭得非常委屈，非常伤心。我在梦里要求父亲让我住在他的学校里，家访时也要带我去。我哭了很久，直到母亲把我叫醒。

    到了中秋。父亲果然回来了。他给我们吃月饼。我们给他吃我们做的香喷喷的芋头，还有粒粒饱满的咸干花生。父亲给我们讲他的故事。我们给他讲我们整治一分地的故事。父亲听了后非常高兴，夸奖说我们都长大了。第二天傍晚二姐姐还拉他到地里去看。在地里，母亲跟父亲在说四清运动的事。言语之间，父亲不是很乐观。回家的路上，父亲看着我们，觉得很欣慰。望着天边淡去的云彩，他跟母亲说，以后他出远门就放心多了。听了父亲的话，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让父亲为我们操心，于是就再也没想跟父亲提住学校的事。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一分地又收成了一批丰满的蚕豆。不久，文革开始了。政策变了，这块地不再是我们的了。它后来的变化很让我们心疼。首先，它周围的沟给填平了，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久茅草从地里冒出来，接下来又锈水汪汪的了。后来公社食堂新来的师傅开始往上面倒碳渣，久而久之竟成了一个长长的碳渣堆了。

    转眼间，哥哥姐姐逐渐长大，陆续离开了家乡。后来我考上大学，也走了。临走前，我还特意到一分地看了看。虽然它早已情景不再，还常让我觉得伤心，觉得人生有许多的无奈，但它提醒我不忘本，珍惜机会，热爱生活。我常常想一分地和领我们耕耘的母亲。当我身处逆境时，我会想到它；当人夸我有耐心能吃苦耐劳时，我也会想到它；甚至当我听人讲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故事时，我也都会想到它。

    2005年2月3日于美国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