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友文 ——《美洲文匯周刊》474期
一畝地有十分,一分地有十厘,我九歲時就知道了。可一分地具體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我們那一分地大約三步寬,二十步長,就在水圳邊上。
人民公社過後,大家集體折騰累了,也餓慘了。於是有了生產責任制。另外還給大伙兒分自留地種菜吃。各家屋角那些不整的小塊地都成了自留地。過了兩年,村里來了四清工作組,推廣桃園經驗,要再分一些自留地,供大家種花生雜糧,自行解決油鹽方面的問題。於是又把池塘邊,水圳旁和墳墓周遭的地劃出來。算下來,我們一家八口人可分十厘地,也就是一分地。
當時階級鬥爭的弦雖不象文革那麼顯緊,但基調已很近。開會分地時,貧僱農先分,逐次往上。輪到我們家時,算是到了最後。
我母親原是城裡人,出身貧民。外祖母疼她,供她讀了女子高中。她個性好強。跟中學校長的父親成親後本可當校長太太享享福,可她偏要自個兒找事做,當了小學教師。後來接二連三生小孩,不得不辭職,住在鄉下的大房子養育兒女。解放後定戶口,從此成了農民。鄉下大房子有四十多間,是一九三零年祖父盡其在印度開鞋廠賺的積蓄蓋的。祖父希望將來子孫滿堂,藉以撫平他五歲時隻身賣給曾祖母,孤苦零丁,母子倆相依為命的創傷。沒想到這房子後來竟拖累了母親。母親戴上了華僑地主分子的帽子,跌到社會最底層,成了專政對象。人在社會最底層,很多東西就由不得你了。
聽說生產隊長在宣布給我們那塊地時,還猶豫了一下。宣布後,會上還亂了一陣兒。有人鬨笑,也有人替我們喊不平。大家都知道,那算什麼地呀。可我母親卻高興地說了聲好,領了下來。
第二天傍晚,母親放工後帶我們幾個到一分地幹活。哥哥姐姐一看就止不住生氣,有理沒理一個勁兒怪母親。地里長滿了茅草。我一腳踩上去,鐵鏽般的水漫過腳背。這種地當地有個專門的名兒,叫“湖洋田”,即半沼澤地。這塊地的上邊是水田,下邊是水圳。地底下有冷泉,一年到頭水汪汪,土質酸澀,種什麼都雜草叢生。大哥十七歲,他泄氣了:這地怎麼種啊?
母親說,事在人為,我種給你們看!母親很倔,倔得常讓我們覺得她不講道理。可是,她要這麼說,我們都信她,因為她說得到做得到。
母親叫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挖地三尺,斬草除根。地里的茅草根扎得很深。母親要我們順根往下挖,直到把茅根挖淨,同時要把茅根收集起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幹了一小時,天都快黑了,我們挖了還不到十分之一。茅草倒堆了一大堆。母親下到水圳里把茅草一把一把洗乾淨。然後很高興地叫我們挑回家。我當時挺納悶,這有什麼可高興的?晚飯時,母親說,沒想到地下有這麼多粗茅根。如果把所有茅根挖出來曬乾,拿到收購站可以賣不少錢。又說,從明天開始,大家放學後就到地里鋤地,一定要把草根除乾淨。聽說茅根能賣錢,大哥很興奮。他一邊問一斤茅根能賣多少錢,一邊盤算要換一個書包。
母親沒有回答哥哥的問題。她叫大家收拾洗碗。自己把哥哥幫她從文化室借的農業常識書拿出來,戴上眼鏡,在煤油燈下看起來。一會兒,她又吩咐大哥,把其他農業常識書也借來。大哥說一次只能借一本。母親說,那明天把這本還了再借。那天半夜我醒來時,母親還在看。
過了一個多星期,別人地里都已經種上了東西,我們才剛剛把草除乾淨。每天下午,哥哥姐姐用鋤頭鋤地,我用手掰泥除草。看着同學下課後留在學校操場上踢球或拿彈弓去捉鳥,心裡很不是滋味兒。眼看草除完了,家裡禾坪上也堆了很多茅草在曬,心想這下好了,以後放學後就可以玩兒了。才閃完這念頭,母親又說話了。往後大哥和三哥去電廠運碳渣子,我和二姐姐去拾牛糞。二姐姐抗議說,她在學校已經給人瞧不起了,叫她拾牛糞還不如叫她去死。二姐姐跟母親一樣倔。說不定還真敢去死。母親於是改叫她去挑冬天積攢的土灰肥,由我去拾牛糞。我本來也想抗議,可話到嘴邊沒說出來。以母親的脾氣,說也沒有用。
第二天下午放學後,我挑上母親給我準備的短糞箕,帶上鏟糞鐮刀,開始去拾牛糞。一出門,自己就可憐起自己來!我比同齡孩子早兩年上學,六歲時就已經上二年級。雖然人在全級最小,但成績最好。我很快就當了班長和少先隊隊長。每次野營活動都有點名叫我表演的節目。後來情況變了。雖然成績還是最好,官卻越當越小。先是變成了副班長和副隊長,跟着就什麼都不是,再後就變成了負數,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曾幾何時還心高氣傲,如今竟然拾起牛糞來了!越想臉越紅,心也越跳得慌。不知不覺就挑人少的地方走。有時事情有說不出的巧。你越是想躲誰,就偏偏會遇到誰。沒過幾天,我在長崗崟梁屋後面挑着牛糞回家,迎面碰見最害怕見到的她。她正跟着她當中學教師的母親做家訪。我滿臉通紅,站在路旁,連頭都不敢抬。待她們走過去之後,我見她竟然用手絹捂着鼻子。她母親則在一旁批評她。我的心不知是氣是臊,一陣陣發顫。晚上回家後發高燒,病了一場。高燒之後,我的心安靜了許多,天天拾糞,也沒再想要躲誰了。
一個星期天下午,四周沒找到牛糞。我一路走,走到了十里以外的小密水庫。回來時迷了一段路,擔子又重,到家時已天黑多時。一路上擔心到家後會挨母親罵。沒想到母親見我就哭。完了還給我做乾飯吃。
過了差不多一個月,別人地里的東西都長起來了,我們才把地整起來。母親說,這叫磨刀不誤砍柴功。她領我們繞地挖了一個一尺多深的排水溝,將冷泉水直接排到水圳里。然後又一段一段把表層土翻開,在底下鋪上一層碳渣,然後把表層土放回去,摻上土灰和牛糞。接着,我們又把地翻曬了一個多星期,然後再把表層土耙細。母親為了讓我們好好配合,仔細告訴我們這樣做的理由。慢慢地,我們對這塊地也就不生恨了。當我們把地整好時,一分地煥然一新,連過往路人都投來稱讚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這塊地剛好在公社委員會門口右側不遠。每天出入經過的公社社長不知道我們是誰,但他注意到這塊地的變化。他很興奮,跟農業幹事說要把它當典型。農業幹事到隊裡了解情況,才知道差一點兒犯了錯誤。
一個趕集的日子,母親和哥哥把曬乾的茅根拿到收購站去賣。然後在集上精挑細選,買來一堆小芋奶做種子。她跟哥哥說下學期再給他換書包。
母親叫我們把小芋奶上下切開兩半,將上半截切口覆在草灰里。過幾天,我們隔一尺挖個穴,在穴里撒上火土灰,把一個個芋奶種子種下去。這時還不到農曆三月,母親說過三個月芋頭就會長大。
不知道是不是付出太多的緣故,大家對這塊地竟特別關心起來。芋苗長出來了是大家的話題,苗長什麼樣子了也是大家的話題。二姐姐以前總是把最好的草灰留給韭菜地。現在她會把它拿來撒在長得較慢的芋頭墩上。哥哥他們騎車到磷肥廠門口掃人家不小心撒出來的肥料渣。母親把肥料渣跟我拾回來的牛糞泡成糞水往芋頭上澆。到了農曆五月,我們的芋頭苗長得又高又大,顏色綠得發墨。母親試着挖開一穴芋頭,裡邊芋頭帶芋奶長得滿滿的。
到了六月,芋頭從地上隆了起來。母親領我們把芋頭杆割下來,挑回禾坪曬幹當鹹菜,把芋頭從地里挖起來,洗乾淨,儲放在通風的房間。我們前後挑了十多擔。在房間裡放了大半間。
晚上,母親做芋頭燜飯,多放了好多油,大家吃得非常非常香。母親說,回頭把地再整一整,賣掉一部分芋頭,換一些花生種籽回來。剩下的芋頭到秋天再賣好價錢。
一天傍晚,我們在花生地里除草。鄉郵遞員過來遞給母親一封信。母親看了後跟我們說,父親的工作組就要結束了,中秋節前就可以回到縣裡來了。
當晚,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父親回來了。我們把自己種的芋頭做成各種好吃的東西給父親。然後又給他端上一盤他最喜歡吃的咸乾花生。哥哥姐姐爭着跟父親說他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我跟父親說他吃的東西也是我種的。父親不信。我就把我的小手給父親看。父親看到我手上長滿了水泡很難過。他摸了摸我的頭,我就哭了起來。我哭得非常委屈,非常傷心。我在夢裡要求父親讓我住在他的學校里,家訪時也要帶我去。我哭了很久,直到母親把我叫醒。
到了中秋。父親果然回來了。他給我們吃月餅。我們給他吃我們做的香噴噴的芋頭,還有粒粒飽滿的咸乾花生。父親給我們講他的故事。我們給他講我們整治一分地的故事。父親聽了後非常高興,誇獎說我們都長大了。第二天傍晚二姐姐還拉他到地里去看。在地里,母親跟父親在說四清運動的事。言語之間,父親不是很樂觀。回家的路上,父親看着我們,覺得很欣慰。望着天邊淡去的雲彩,他跟母親說,以後他出遠門就放心多了。聽了父親的話,我覺得我不應該再讓父親為我們操心,於是就再也沒想跟父親提住學校的事。
第二年春天,我們的一分地又收成了一批豐滿的蠶豆。不久,文革開始了。政策變了,這塊地不再是我們的了。它後來的變化很讓我們心疼。首先,它周圍的溝給填平了,種植面積擴大了。不久茅草從地里冒出來,接下來又鏽水汪汪的了。後來公社食堂新來的師傅開始往上面倒碳渣,久而久之竟成了一個長長的碳渣堆了。
轉眼間,哥哥姐姐逐漸長大,陸續離開了家鄉。後來我考上大學,也走了。臨走前,我還特意到一分地看了看。雖然它早已情景不再,還常讓我覺得傷心,覺得人生有許多的無奈,但它提醒我不忘本,珍惜機會,熱愛生活。我常常想一分地和領我們耕耘的母親。當我身處逆境時,我會想到它;當人誇我有耐心能吃苦耐勞時,我也會想到它;甚至當我聽人講塞翁失馬焉知禍福的故事時,我也都會想到它。
2005年2月3日於美國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