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的传统中一向有“不与民争利”的理念和主张。这一理念主张应该说是源自孔子。春秋时期，鲁国的季康子主张改革农田制度，承认私人可以拥有土地，并按亩征税。他的宰臣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就让冉求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认为这是“不度于礼”、“贪冒无厌”，并且不合“周公之典”。（见《左传•哀公十一年》）但冉求还是支持并参与了季康子的改革，孔子就指斥冉求“聚敛”，并宣称“（冉求）非吾徒也”，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见《论语•先进》）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等都曾被道学家们指责为“聚敛之臣”、“小人”。“聚敛之臣”这一指责即出自上述《论语•先进》，而“小人”这一指责则出自《大学》中的“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不与民争利”最早明确见之于文字，应该说是产生于西汉中期的《盐铁论》，其中持孔儒观念的贤良文学指责：“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盐铁论》中辩论双方可以说各有一部分道理，此处不作分析。）稍后，在偏好孔儒的元帝时期，“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元帝）从其议，皆罢之。”（见《汉书•食货志上》）

这一“不与民争利”的理念主张如果是用来对抗统治者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显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如果片面夸大、绝对化，也会是一个相当迂腐、虚伪的观念。因为它混淆了“小民”与“豪民”的区别，客观上放纵了权贵豪民的膨胀和兼并。如果过多的财富流落在民间，由于越有权、越有钱的人赚钱越容易，所以这些财富会迅速向少数权贵豪民手里集中，形成“国穷民穷豪强富”，导致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甚至革命。

举个例子。

我国东汉时鉴于王莽的过度垄断和乱折腾，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结果导致权贵豪强膨胀兼并越来越厉害。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概括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泰。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就是说，朝廷的政策比理想的三代时期还优惠，而豪强的欺压比最暴虐的秦代还残酷。朝廷的好处百姓得不到，都被豪强们截留了，豪强们的“威福”越来越大。

东汉长期实行“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这反而大大降低了大地主们持有大量土地的成本。东汉前期断续实行过国家盐铁专营，第四位皇帝和帝刚即位，就下诏“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此后再没有国营。由于盐铁这类行业对进入者资金要求较高，所以开放盐铁民营普通百姓得不到好处，只能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使一些权贵豪民们富上加富。随着权贵豪民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其兼并能力和离心倾向也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百姓的损害能力也进一步加大。

国家总是要用钱用人力的，如军费、行政费用、国防工程、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赈灾救助等。东汉既然长期实行轻税让利政策，相应地人头税和劳役就较重。在赋役和豪强的双重压迫下，大批自耕农破产，不是流亡就是投靠豪强做佃户，这使得朝廷财政来源进一步枯竭。随着朝廷实力下降和豪强割据分离势力的增强，原本相当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也出现萎缩退化，以至于东汉中后期有大臣建议不再征收货币税而改收实物税。

到东汉末期，“仓库空虚，国无畜积”、“官负人责（债）数十亿万”，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对社会已基本失控。这时再遇天灾瘟疫，朝廷既没有力量赈济也没有力量控制，于是爆发了黄巾大起义。从财政上讲，南宋末、明末也都可以说是因为片面讲“不与民争利”而导致的“国穷民穷豪强富”，既不能消弭内乱也不能抵御外患，因而亡国的。

    现代新自由主义者们都奉亚当•斯密为理论始祖和精神导师。但亚当•斯密在不那么理想化的时候，也说过不少另外角度的话。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就讲：“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他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怎样将经济发展成果分流到大众手中？仅靠权贵豪民自觉自愿、发善心其效果是有限的、靠不住的，只有通过政府行为、法制化来实现。因此，政府与小民争利自属天理难容，但与权贵豪民争利则是天经地义。政府只有能与权贵豪民争利、能适度分流社会财富，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政府怎样与权贵豪民争利？基本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税收，二是某些产业国有化。 

与孔子不同，我国古代墨子主张通过税收适度聚财于官。《墨子•尚贤中》讲：“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而“官府实则万民富”，前提是“国家治而刑法正”。一般认为，墨子较多地代表了平民阶层的立场和利益。墨子主张适度聚财于官，反映出这对平民有利。因为从理论上讲，聚于官的财可以用来改善社会环境和公共生活条件，也可以直接补贴平民或间接减少平民的支出花费，当然这是要有政治前提的。

有人会说：秦始皇父子、隋炀帝也聚财于官，不是祸国殃民吗？的确，在缺乏公众监督制衡的条件下，不能自动保证“国家治而刑法正”这一前提，因此聚财于官只能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对平民百姓有利。但如果片面讲“不与民争利”，那财富会迅速向少数权贵豪民手里集中，百分之百对平民百姓不利。

现代新自由主义者们宣扬一种“滴漏”理论，意思是说，富人手里钱多了，就可以多投资消费，这样“滴漏”下来的一些残汤剩水也能让穷人获益。我们先不要讲这一“滴漏”理论是否公正，是否是对平民百姓的侮辱，单就实际效果来讲：

在经济景气繁荣的时候，由于盈利的可能性较大，富人的确会踊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但越是在经济萧条衰退的时候，由于盈利前景不明朗，人们就越不敢投资。用经济学家的话讲，就是投资信心不足。这时无论怎样减税优惠也没有用，私人手里钱再多也会持币观望。这与道德无关，换了你我也是一样。我手里再有钱，没有六七成获利可能我敢出手吗？除非整体宏观经济好转，才能有较大赢利可能，也才会有投资信心。但没人敢出手，整体宏观经济怎么能好转？这样恶性循环耗下去，只能是穷人先死富人后死。最后还得政府用公众的钱或公众未来的钱，来投资打破困境，带动经济复苏和发展。那么，尽量使富人富上加富、让大量资本掌握在少数私人手里，有合理性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