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后，守旧僵化派们大讲孔孟、董仲舒、韩愈的《原道》、程朱，强调君本纲常、夷夏之防，而洋务维新派则往往用三代、《周礼》做挡箭牌。那么鲁儒孔学传统或称孔儒传统与三代、《周礼》为代表的古儒传统有什么区别呢？大体可以说有四点区别：

1. 孔儒传统主张君本，将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教导人们克己敬上、畏惧权威。而古儒传统主张民本，强调“为民而立君”。他们认为“天生烝民”，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上天的子民，而天子是被赋予特殊使命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天子和百姓是兄弟关系。天子是替上天“打工”的，任务是照管好上天这些子民。照管得好，上天就继续用你；照管得不好，“天命”就会转移给别人。

2. 孔儒这一传统是“儒者不言利”、“儒者不谈兵”、尊尊亲亲高于法制、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而古儒传统则是讲经济、讲军事、讲法制、讲科技。

    3. 孔儒传统过分夸大了礼乐的作用，并将礼乐视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和象征。古儒传统虽然也很注视礼乐、并有非常完备的礼乐制度，但只把礼乐视为与经济、军事、法制、科技并列的政务之一。而且上古时代的礼仪崇尚“宽简”，与鲁儒孔学的繁文缛礼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4. 大约是因为过分重视礼乐、并将礼乐视为中华文明标志和象征的缘故，孔儒传统非常强调“夷夏之防”，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就必然导致盲目自大、封闭排外。而古儒传统则是讲“协和万邦”，与戎狄往来、通婚是很平常的事。

一般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保留了较多的上古传统和观念；尽管也体现出一定礼教思想，但尊卑等级观念相对较轻。曾读北大阎步克教授有关中国历史上冕服制度变迁的著作，获益甚多。根据《周礼》，天子只是在各种祭祀时才有特殊的冕服；平时上朝时，从天子到卿大夫、士们都穿一样的“皮弁”，这有些像古希腊罗马时贵族平民都穿白色长袍、今天国家领导人和普通人都穿西服夹克一样。但这种相对平等的古风在之后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后来凡是按《周礼》制定的服舆礼仪制度等级差别就相对小、相对随意一些，而要制定尊卑等级严格鲜明的服舆礼仪制度就都到孔学气息浓厚的《礼记》中寻找根据。

当然，《周礼》中的一些具体制度，如井田制、分封制等，不再适应春秋以后的社会环境，后来王莽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但《周礼》对后世的主要价值之一是它正视经济问题，严肃地探讨国家财政和为国理财，如后来王安石所讲：“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与孔学传统的只讲“正人心”而不言利、少作为的政经理念迥异。 

《周礼》中体现的是一种有为政府、强政府理念，讲“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周礼》承认私有制，肯定私人工商业活动，讲“安富”（让合法富有者安全、安心），但主张政府监管、调节市场，用经济手段保持物价稳定。《周礼》中非常注重“均节财用”、“以均万民”，讲负担均平、利益均平。要提起注意的是，《周礼》中所讲的“均”，不等于孔子所讲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社会主义”理念，而是讲在发展经济基础上的公平性、公正性。

《周礼》中非常注重税收，好像是不遗余力地在搜刮民财，但这同墨子的主张一样，实际上是一种缩小贫富差距、分流经济发展成果的必要措施。现代越是发达国家税收制度越完备、税收比例也较高，也是同一道理。税收上来的财富作什么用呢？除军事费用、行政费用外，《周礼》中引人注目地讲政府负担全体国人的“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 

“幸福经济学”或称“快乐经济学”的奠基人伊斯特林曾讲：“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会带来幸福感，社会保障的安全感才会真正带来满意度。”现在一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是1601年英国女王颁行了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是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但如果人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周礼》这部典籍，就不会再这样讲了。看来是在《周礼》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一直程度不等地存在有社会保障制度，大约以宋代程度最高，直到明清，也还有关于慈幼局（收养弃儿）、养济院（收养孤老）、安济坊（收养病残）、漏泽园（收葬弃尸）等机构的记载。

现已基本公认，《管子》一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是文集性质，所以也参杂了一些孔儒学派、商韩学派、黄老学派的章节，但主要部分还是体现了齐桓公和管仲的思想观念。《管子》完全继承了上述以三代、《周礼》为代表的古儒传统的四个主要特点，并且有齐文化自己的特色。

《管子》的基本经济指导思想是“务本饬末则富”，就是说：重视农业、管理工商业，国家才能富。这与孔学的罕言利、少作为和商韩的重农抑商主张都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务本饬末”思想即使在今天也可以说是很经典的。

同《周礼》一样，《管子》中体现的也是一种有为政府、强政府理念，主张政府在整个政治经济活动中起主导、掌控作用。但与《周礼》中主要重视税收不同，《管子》并不主张税收太多太重。《管子》中讲：如果征收牲畜税人们就会杀牲畜，收树木税人们就会毁树，收人头税人们就会减少生育。因此《管子》特别主张用盐铁专卖、公私合营开矿等方法筹集国用，即后来所讲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管子》中的这种主张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合。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

“盐铁专卖”这是齐文化的创建，据认为源自太公，如《盐铁论》中就讲“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如前面所讲，盐铁这类行业对进入者资金要求较高，开放民营只能使少数权贵豪民富上加富，国家和百姓都得不到好处。盐铁专卖和矿山资源国有化等措施把那些不然会被权贵豪民攫取走的利润收归国有，以使国家有足够的资金来富国强军、备战备荒、并惠及普通百姓。

有人会根据《盐铁论》指出：汉武帝时盐铁官营质量次、价格高、不合用。的确有这种状况。但即使在《盐铁论》中，反对者也不能否认，在铁的冶炼这一上游环节，官府冶炼规模大、技术精、效果好。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实践中表明：由政府控制产业上游或关键环节，而把其余部分开放给私人，于国于民都效果最好。而且官营效果好坏与经营管理直接相关，之后的昭宣时期，官营企事业普遍都很好。后来的宋瓷五大窑中，有官窑也有民窑，相互促进，效果一样好，似乎官窑还略胜一些，而宋瓷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巅峰时期。

正是实行了上述方针政策，齐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最发达繁荣的国家。有人会问：既然齐国经济那么发达，为什么统一天下的是秦国而不是齐国？国富当然是强军的基础，但国富并不自动等于国强，要成为军事强国，君主得是那方面人才。在桓公管仲时期，众所周知齐国是天下霸主；到威宣时期，齐国也“兵强于天下”。但后来的齐国君主多比较平庸。而秦国几乎是连续出了几位杰出君主，所以最后是秦统一了天下。但直到汉代，原齐国地区仍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

《管子》还有一点与《周礼》不同。当遇到荒年时，《周礼》讲是用“散利”、“薄征”等顺市场行为；而《管子》则主张用类似于凯恩斯的逆市场行为。《管子•乘马数》中讲：国家每十年要有三年积蓄，遇到水涝荒年，就把积蓄拿出来修“宫室台榭”，雇那些连猪狗都养不起的赤贫户来干活，让他们有饭吃。这是不是原初的凯恩斯抗衰退思想？

有人会说用两千多年前的思想来与现代观念类比，是不是有些搞笑？恐怕不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并不神秘，自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此后时起时伏，直到近代才井喷式爆发。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都是所谓的“轴心时期”，是古代商品市场经济发达和思想智慧繁荣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化激励和启示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社会，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很多政经思想都可以从古希腊罗马文化那里找到思想来源。同样，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思想也会给我国现代思想观念以激励和启示。

《管子》中还主张，国家应该掌握货币和粮食这两件特殊商品来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管子》中称之为“轻重”之术。联想到直到今天，包括美国在内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还是实质性地由几家大私人银行所操纵、以及这种操纵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麻烦，我们只能说，我们中国人本来是有思想能力和经济头脑的，只不过长期受礼教道学的压抑束缚，有些退化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