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讲政府与权贵豪民争利的基本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税收，二是某些产业国有化。相比起来，个人更认同《管子》中那种适度税收加适度国有化的理念，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实行的也是这种政策。税收如果太轻，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也不利于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太重则会影响人们劳动积极性。适度国有化不仅可以起分流社会财富的作用，也可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失调、失效，特别是对需要有自己基础工业的大国更是这样。有关国有经济的话题以后再慢慢讨论，这里只准备提及两个事实。  

一个事实是，美国和日本是七国集团中两个基本没有国有经济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在七国集团中也是高的。日本政府债务与GDP比率可怕地超过220%，为七国集团中最高；美国这一比率也已达到110%，在七国集团中位居第三，只好于意大利的约120%。

    另一个事实是，撒切尔夫人认为国有企业拖了英国经济的后腿，在她任首相期间大力推行私有化。英国国有经济1979年比重最高，为英国GDP的大约11%。经撒切尔夫人大力私有化后，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了大约40%。相比之下，法国二战后国有经济占GDP比重最高时曾近30%，最低时也在10%以上。要按撒切尔们的观念逻辑，法国经济应该不如英国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1950年，法国的GDP为英国的77.1％，1964年法国超过英国，70年代相当于英国的115％，到80年代相当于英国的125％。据2011年数据，在四大经济指标中法国有三项优于英国：法国经济增长为1.6%，英国为0.9%；法国的财赤为GDP的5.7%，英国为9.4%；法国通胀是2.1%，英国达4.5%；不过法国的债务佔GDP的98.6%，比英国的90%差些。2012年，法国GDP26052.48亿美元，人均GDP39815美元；英国GDP24401.87亿美元，人均GDP38693美元。

当然，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国有经济的最大危险是有可能蜕变为权贵企业、裙带企业，成为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的温床，这必须并且只有通过扩大公众监督来制衡。从欧洲和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有效的。但像前苏联那样搞私有化，情况只能更糟：获益的只是极少数寡头新贵，对国家对百姓都是坑害。

建国后的前些年，一些人大讲“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只看到其好的一面，看不到其有带根本性的缺陷弊病，虔诚地照抄照搬；后三十年，又有一些人大讲“美国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只看到其好的一面，看不到其有带根本性的缺陷弊病，虔诚地照抄照搬。 

前三十年，一些人满腔热忱地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后三十年，又有一些人满腔热忱地致力于消灭公有制，“割社会主义尾巴”。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习惯于“均贫社会主义”和大锅饭，有强烈“仇富”心理，对勤劳致富、合法经营致富的人也犯“红眼病”；现在又有一些人有强烈“仇公”心理，认为国有企业挡了一些人财路，对国有企业犯“红眼病”。

前三十年，一些人笃信政府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将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视为异己力量；后三十年，又有一些人笃信“市场万能”、“市场总是对的”，将政府作用视为异己力量。

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在讲：中国近三十年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就，是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的结果。这话恐怕只讲对了一半。中国之所以能由1980年时的经济规模为前苏联三分之一到现在超过俄罗斯四倍、中国工业总产值从2007只有美国的60%到2011年为美国的121%、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因为文革后的几代领导人既没有为斯大林体制和观念所困、坚持改革开放而又没有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听西方新自由主义者们忽悠、搞彻底私有化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奉行了一条如萨缪尔森所讲“适度中间路线”的结果。

萨缪尔森在去世前不久曾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作出忠告：

“基于我对微观—宏观理论以及经济史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必须建议：中国将来应该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的经济体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间路线是将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等自由论者所钟爱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排除在外的。”

“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

“就定义本身而言，中间路线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之所以向中国未来的管理当局和选民推荐中间路线，并非因为我无法在左右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选择。”

尽管几乎所有学经济学的人都是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获得学位的，但在萨缪尔森2009年逝世时，作为当时我国经济学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并没有对其给予应有的尊重。

    我们中国四千余年前的古老智慧告诉我们“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

三千余年前的典籍中也强调“求中”的思想（《保训》），这与我们现在所讲的“适度中间路线”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后来在孔子的《论语》中，又出现了“中庸”这一提法：“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在孔子以前及孔子时代，“庸”字最常见的含义是等同于“用”字，如：“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尚书•尧典》）、“弗询之谋勿庸”（《尚书•大禹谟》）。如果是按“用”字解，《论语》中那句话就应该读为“中，庸（用）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后来不知是谁将“中庸”读为一个词，就以讹传讹地传下来了，再后来竟堂而皇之地作为“四书”的篇名。这样讲的旁证是：《论语》中有26个“中”字，但只有这一处与“庸”字相连。

当然，在孔子以前及孔子时代，“庸”字还可以解释为“劳”，如：“我生之初，尚无庸”（《诗经•兔爰》），或解释为“功”，如：“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尚书•舜典》），但这两种解释均无法与“中”字连用。后来一些孔学儒生将“中庸”的“庸”字解释为“平常”、“不易”，但无可回避的是，后来的“庸”字更多地带有“庸碌”、“平庸”、“庸俗”等含义。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把“中庸之道”一词勉强作为正面用语来用，而应回归、恢复我们中华传统原本的“允执厥中”、“执中”、“中道”、“求中”等思想和提法。

古希腊的梭伦为古希腊七贤人之首，他比我国春秋时的管仲晚几十年，在古希腊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我国管仲相似，都是通过改革使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他平生信奉的格言是“避免极端（Nothing in excess）”。古希腊七贤人中的另一位克留勃拉平生信奉的格言是“凡事取中道（Moderation is the chief good）”。这些与我国传统中的“允执厥中”、“执中”、“中道”、“求中”和现代所讲的“中间路线”等思想和提法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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