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被尊为“亚圣”的孟子的确有民本思想，例如他引用并肯定了《书》经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名言，而且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一直被视为民本思想的又一典型表述。孟子的这一民本倾向是孔子所没有的，所以后来曾有人认为“孔孟”并称是个误会。
孔、孟的确从气质上讲就有明显不同，孔子的学究气很重，而孟子则有些狂士气；在民本这点上孟子也不同于孔子；而且孟子也比较肯定法治，如《离娄上》中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在其它一些方面，如不言利、不谈兵、夸大“仁”“礼”的作用、盲目复古等，孟子与孔子又是一致的，而且孟子盛赞孔子之“圣”，所以“孔孟”并称也是有道理的。不过与后来的董仲舒、程朱等相比，孟子在孔门中的确有些“另类”，这也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
同我们每个人一样，孟子的言论中肯定会有正确的，也肯定会有不那么正确或者错的，只不过比例、深浅、粗精各人有所不同就是了。在孟子错的、影响非常负面的言论中，他的名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无疑在其中，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绕着难题走的怯懦、油滑主张。这反映出孟子和孔子一样，骨子里都有几分欺软怕硬，尽管都善于用语言掩饰。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巨室”往往比君主更难得罪；而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得罪这些“巨室”。春秋战国时期凡是国强民富的诸侯国，都是通过变法成功抑制了旧贵族势力的国家，反之就衰落贫弱。
春秋战国之后的历史也是这样。我们分析秦代以后各朝代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君主昏乱暴虐，如秦二世、王莽、隋炀帝、宋徽宗等；另一种则是由于朝廷抑制不住权贵、军阀、豪门势力的膨胀，形成国弱民穷而“巨室”独大，既平息不了内乱也抵御不了外患，因而亡国的，如东汉末、唐末、南宋末、明末等。
以明末为例。明代是一个对宗室藩亲非常仁厚的朝代，这些人拥有的土地是免税的。到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田地总数为835.7万顷，实际征收田赋的土地只有422.8万顷，仅占50.59％。明朝君臣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作了一些改革，这一改革到张居正时达到高峰。张居正加强管理、清查隐瞒土地、改革赋税，得罪了一大批“巨室”，但国家财政状况显著好转，出现“中兴”。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之后再没人敢干得罪人的事，君臣上下因循苟且，国弱民穷而“巨室”独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例如天府之国四川本来是国家重要的粮仓和赋税来源地，可到明末四川的土地“为王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国家越来越重的财政负担都压在越来越单薄的小民身上，小民能不造反吗？
李自成以“迎闯王，三年不纳粮”为号召，三年不纳粮几十万大军吃什么？吃官仓，吃大户。打下一个地方来，当地的官仓、富户就够大军粮饷了。如果打下一个藩王所在地，财富更是几年用不完。要是朝廷多几个张居正，得罪得罪“巨室”，让他们多少也负担点儿租税，让小民能过得去、有碗粥喝，是不是不至于到处造反，“巨室”们的荣华富贵也损失不了多少？
明代是礼教道学思想居统治地位的朝代，这种思想的弊病之一就是把“义”与“利”、“理”与“欲”对立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士大夫大多讳言財利，朝廷尽量让利于民，因此明代的商业税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据有关资料，万历时每年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这个数字有多可笑，研究者作了对比：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税600万缗，宋代仅盐酒茶三项专卖收入就在2400万贯至4700万贯之间。（一缗和一贯与一两银子基本相当。）这些每年数千万两的巨额利润去哪了？老百姓没得着，都流向了少数权贵和富商腰包。从明代的一些笔记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明代权贵富商们的豪奢。
可相形之下，朝廷军饷连年发不出来。边防前线的士兵们有些连衣服也没有，常常光着身子穿铠甲，兵器装备也多生锈腐坏。小民们在生存线上挣扎，一遇天灾就是饥民遍地。朝廷要筹饷，始终就只有“加征加派”这一个办法，生生把小农们逼反。要是朝廷用几个理财专家，实行一下盐酒茶专卖，适当收点工商税，给军队发发饷、补充补充装备，给灾民们运点粮，明朝是不是亡不了？等明朝亡了，无论是农民军来还是满洲人来，这些富可敌国的权贵富商们也都好不了，身家性命全没了。
明朝是崇祯十七年亡的，崇祯十三年时，内乱外患两面要饷，国库又真的没钱了，再加征加派又怕出新的乱子，崇祯于是打算向殷实的皇亲勋贵们筹些款。崇祯选了相当富有的武清侯李国瑞，要他带个头，借给朝廷十万两银子。李国瑞哭穷，说自己没钱，看在皇上面子上，答应借给朝廷一万两。崇祯火了，把他下了大牢。这回皇亲勋贵们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都为李国瑞作后盾，四处活动替李国瑞说情，行贿的银子没十万两也差不多。对具体情况有不同说法，但最后的结果是李国瑞生病死在牢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钱一两也没筹上来。崇祯在位十七年，对内阁宰辅、兵部尚书、领军大员说换就换、说杀就杀，但对皇亲勋贵却不肯得罪，朝廷财政也再没有办法了。
到李自成兵围北京时，守军兵饷已很久未发了。崇祯再次下令这些公、侯、伯们会商议事，准备筹些款，结果只来了两位皇亲。其实就凭抗旨不来，崇祯就有充分理由治这些人的罪，但崇祯竟然只是自己发顿火也就算了。都说崇祯勤政，还算个好皇帝。但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勤政并不一定是优点，关键事情抓不住、处理不好，别的小事再忙活也没用。到该打仗时，每个守城士兵只发了十几个铜钱。守城士兵站在城楼上冲着围城军队大骂朝廷，你说这城有法守吗？
有人说这时北京城内闹鼠疫，削弱了明军守城能力。但即使真的闹瘟疫，也不会是失守的主要原因。据有资料讲北京守城军队四十万，也许实际没这么多，但总会多于李自成十万左右的攻城部队。就算一半人得传染病，守那么高、那么厚的北京城问题也不大，更何况还可以从市民中招募。实际上，李自成进北京根本没费劲，在进城“战斗”中总共就死了两个人，北京等于是“和平解放”的。
李自成大军进城后，这些明朝的皇亲国戚高官勋贵们绝大多数思想非常开通，一点也不僵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纷纷表示要为新政权效力。李自成真对得起这些人，早就定好了“助饷”指标，设立“比饷镇抚司”，由头号大将刘宗敏主持，拷掠京师诸公臣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打死者不在少数，据载仅白银挤出了七千万两。当初崇祯要是心硬手硬些，从这些人身上挤出一两成家产来，或是这些人仗义些，拿出一两成家产来，北京是不是能守住？这些人的性命和大部分家产是不是也能保住？
（二）
现在人们在普遍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的概念，意为在摆脱了人均GDP两千美元的低收入水平之后，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经济增长进入长期的停滞徘徊状态，甚至有所下降、倒退。
现在世界上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有三十多个，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它们都有适度的“均贫富”、“抑豪强”、“与权贵豪民争利”、“得罪巨室”的有效措施，使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被控制在0.4以下。或者反过来说，只有通过适度的“均贫富”、“抑豪强”、“与权贵豪民争利”、“得罪巨室”的有效措施使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被控制在0.4以下，才有可能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讲：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但这种说法很可能并不正确，因而影响了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在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并不总是不可调和的，国家的政策、措施也不总是符合某一个阶级的利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英国大选中，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工党大获全胜，竟把丘吉尔给顶下了台。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内容是：银行、矿山、交通运输、钢铁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英国工党在20年代就曾执政，他们的政党纲领基本源自英国19世纪后期兴起的费边社会主义传统。英国工党的这种政经主张影响了欧洲几乎所有的左翼政党，这些左翼政党在多个国家多次、乃至长期执政。我们很难说这些左翼政府是完全代表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美国是纯资本主义的代表。相比之下，美国基本没有国有经济、税收政策近几十年也一直向有利于富人倾斜，确实比大多数西欧国家“右”一些。但美国也一直是在左右翼思想博弈下发展起来的，对代表私人大资本利益的右翼势力也一直是有抵制制衡的。远的不讲，2000年6月，美国民主党的时任总统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 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现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多次演说中讲：“这场危机（指08年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没有监督时，市场发展将失控；当市场只偏爱有钱人时，国家无法永续繁荣。”
不过，美国私人大资本操纵经济、政治、社会的能力要比欧洲国家强，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也许是最强的、至少是之一，所以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是偏高的。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以色列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收入差距最大，为14：1；英、法、日、加等国为10：1；德国和北欧国家这一比例最低，为6：1。德国和北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性一直好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多项经济和社会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这同他们的贫富差距小应该有直接关系。
（三）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六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这一比例差距是多少？美国基尼系数曾长期处于0.35与0.38之间，近年有所上升，达0.45；据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我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而有些学者认为早超过了0.55。中国前400位富豪的财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0.45%；而美国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过10%。美国即使是共和党这一右翼政党的最右翼，也不会反对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房产税等，只不过要求税率低一些；而我国至今还在为是否开征这些税众说纷纭、威胁狡辩、举棋不定。
近年来，看到有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宋晓梧、华生、刘纪鹏等，积极主张开征富人税，但响应者似乎不多。一些右派人士敢于指责权贵、指责权力寻租，但唯恐私人资本发展壮大不够快、不够顺，唯恐讲税收让这些人不高兴。一些左派人士对迅速发展的私人资本深恶痛绝，但小心翼翼地避免“权贵”这一话题。
大约自去年年中，全社会热议养老基金缺口问题。这一缺口有多大？今年年初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金额“已从1998年的20多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100亿元”，当然以后还会增加。
怎样弥补这一缺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有些人主张到年龄退休、但延迟领取养老金，有位教授想得很具体：50岁退休后“男人做园丁，女人洗衣服”十五年再领养老金。还有些人这时想起了国有企业，主张用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补充养老金（不知这些人里有没有平时骂国有企业的）。总之，三十六计都是围绕着怎样使老实的小民和国有企业进一步勒裤带、勒脖子。
但另一方面，今年3月16日，央视主持人劳春燕在《焦点访谈》“问计‘两会’数评”节目中，在谈到工资改革时，用图表显示，工资支出占企业运营成本比：发达国家50%；2011年中国10%。这种情况国企、私企应该都有，而私企恐怕更严重些，因为私企的职工待遇普遍不如国企。近两年不少私人老板移民西方国家，但不久基本都回来干了，因为在西方国家要找到年利润15%以上的项目基本不可能，要逃税也基本不可能。
我国情况呢？中国房地产业平均利润率30%，世界第一，其它行业恐也不乏暴利的企业和个人。但我国的累进税实际只是工资税，对多数富豪基本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的个人名义收入普遍不多，开支多列入公司企业成本；我国个税的65%来自占个税缴纳群体80%的中低收入者，相比之下，美国普通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税的65%，其中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如以前所述，这已经是比几十年前大大优惠富人、在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税收结构了）；而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房产税等富人应尽的义务我国还一件也没落实。
我国税收占GDP20%，美国占28%，法国占41%，德国占40%，英国占39%，巴西占36%。中国GDP现为50余万亿，税收占比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是5000多亿，弥补养老金缺口用不了。我国的税收结构和水平只要向现在美国看齐，还不要说欧洲和美国若干年前，全民福利也能接近欧美水平。
据位于美华盛顿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2012年12月发表的非法资金外流报告指出，2000～2011年，中国因逃税、贪腐或犯罪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3.79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6万亿元），占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近五成，是非法资金流出最多的国家。把这些非法外流资金追回一半、三分之一、甚至只是亡羊补牢，我国养老、社会保障、医疗都不是问题。
权贵豪民人数虽然少，但势力大、操纵能力强，不好惹。小民好欺负，但小民日子如果太苦，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再逼急了也会造反。
如果我们的领导层像崇祯那样心软手软、不得罪巨室、不能抑制权贵豪民特权、甚至沿着“国穷民穷豪强富”的斜坡继续下滑，如果我们的权贵豪民不仗义、千方百计地逃避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们的理论界、舆论界大V们昧着良心、花言巧语地维护权贵富豪的眼前利益，那我们会因为迈不过贫富差距扩大这道坎而始终陷于“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