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小政府，大社會”說成是普世價值、現代潮流，這是國內外一些新自由主義學究們帶給國人的錯覺、誤導。“小政府，大社會”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政經理念，一般追溯到亞當•斯密，主要代表人物有人們熟悉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在現實社會中僅為美國共和黨這類右翼政黨所支持、採用。包括美國民主黨在內的世界左翼政黨、經濟學界的左翼學者都是主張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監管、加強財富分流和再分配的。在美國歷屆總統競選中，政府的角色往往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爭執的焦點之一，而歐洲的“大（強）政府”理念要更強一些。

人們指出：在全球主要國家競爭力排行榜上，位列前茅的多是“大（強）政府”理念的國家，如德國、北歐國家、法國、日本、新加坡等。即使是美國，也並非一直是共和黨當家。19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美國流行的是漢密爾頓的強政府理念。進入20世紀後，兩黨博弈下產生的監管措施、累進稅、財產稅、遺產稅、社會保障等，也為美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如果說“小政府”意味着反對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三公支出過高，反對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反對瞎指揮、亂搞“政績工程”，主張精兵簡政、精幹高效，這沒有問題，誰都會擁護。但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小政府”主要不是這個意思。他們主張的“小政府”主要有兩個意思：一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監管越少越好，“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二是稅收越低越好，再分配越少越好。

顯然，新自由主義者所講的“小政府”其實是“弱政府”，這符合私人大資本和黑社會的利益。因為國家干預監管越少，他們就越可以肆意膨脹，進而操縱經濟、社會乃至政局；稅收越低再分配越少，他們就越可以持有更多社會財富，越擁有財富帶來的權利。

現代“小政府，大社會”的泛濫始於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首相和里根總統當政時期。里根總統有句名言：“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里根在位時期實踐了新自由主義三大標誌性政策：減稅，去監管，削減政府開支。但正是里根這個政府，在削減基建投資和社會福利的同時，大幅度增加了國防經費，使軍火工業商發了大財。

支持里根者指出，里根政府的減稅促進了經濟增長，最終獲得更多稅收，從他上任時的每年5170億美元到離任時已提升至超過1萬億美元。但反對者指出，美國國債也從他上任初的1萬億美元猛增到他離任時的3.5萬億美元。這也就是說，里根借了2.5萬億國債送給私人大資本做利潤，然後從中提取一部分作稅收以充政績。同時政府赤字也大幅度上升，算下賬來美國明顯賠了。而且人們普遍同意兩件事：里根在位期間貧富差距明顯擴大了；里根政府大幅度放鬆監管措施最終導致了08年金融危機。人們可以說，里根政府帶來了更大、更多的問題。    

（二）

再次澄清：如果把“小政府”理解為精幹高效，那沒有問題。但如果理解為“弱政府”，那就只會對少數私人大資本和黑社會有利，也符合一些自由派文人書生的理念；但對國家沒利，對絕大多數人也沒利。實際上，只有強政府，才能有強國家。

這個道理在我國古代的《管子》中已經明確講了：“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意思是：國家雖然大，但政府小（弱），國家也就隨着小（弱）；國家雖然小，但政府大（強），國家也就隨着大（強）。近代梁啓超曾多次引用過《管子》中的這段話。

舉幾個例子：

鴉片戰爭時期，大清國的GDP占全世界的大約30%，相當於整個歐洲，約為英國的7倍。但大英帝國的年度財政收入接近9000萬英鎊，約合2.4–2.7億兩白銀；而當時大清帝國的年度財政收入僅為4500萬兩白銀。當然，中國老百姓的實際負擔要比這重得多，有人估計是這個數字的四倍，都被貪官污吏們中飽了或管理不當流失消耗了；而且負擔不均，越有特權、越富的人負擔越輕。英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約為大清的6倍，其年度軍費約合4000余萬兩白銀，與大清的年度全部財政收入相當。所以鴉片戰爭的結果絕非意外，再打十次最終也還會是英國勝。

甲午戰爭時，中國的GDP約為日本的5倍，人口約為日本的10倍。但清廷的財政收入約為8300萬兩，日本政府的財政收入約為6000余萬兩，因此實力差距並不大。清廷的財政收入雖然比日本高一些，但當時大清國仍是陳舊的湘軍、淮軍體制，清政府集中不起全國的力量，所以當時人們講，甲午戰爭是日本打敗了李鴻章。當然，即使是李鴻章同日本打也不一定準輸，打輸了有指揮用人上的原因，也有官場矛盾的原因，但無論如何，大清帝國國家大的優勢一點沒顯出來。

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GDP仍為日本的1.5倍，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不是對手。日本聲稱三個月可以滅亡中國，這並不完全是虛聲恫嚇，他們這樣講是有底氣的：日本政府隨時可以調動數百萬大軍、數以十億計的資金；而中國只有一個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內戰不斷，政府借債度日。所以中國能堅持抗戰八年，其實並不容易。

在朝鮮戰爭時，中國的GDP僅為美國的七分之一，有人講當時中國實力還不如鴉片戰爭時的大清。但這時中國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央政府，能有效地調動全國力量，因此硬是同美國率領的聯合國軍打個平手。幾年來一直有人爭論朝鮮戰爭是否正確、是否值得。但正是朝鮮這一仗，洗刷了鴉片戰爭以來世人心目中“中國人懦弱、奴性，是劣等民族”的恥辱。我們對朝鮮戰場上的我軍將士充滿敬意和感激。

（三）

在軍事上是有強政府才有強國家，在經濟發展上也是這樣。

市場原教旨主義總是講，英美是自由經濟發展起來的，但這只能說是部分正確。事實是：英國是在兩三個世紀重商主義主導下取得初步發展的，美國是在半個多世紀漢密爾頓強政府思想主導下後來居上的；只是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1830年代至19、20世紀交替）和美國的“鍍金”時期（1870年代至1890年代）才是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居統治地位時期。自從19世紀末世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20世紀初世界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後，包括英美在內的各國政府都越來越多地干預、參與經濟活動。此後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在20年代和80年代有兩次大的回潮，但前一次回潮引發了二十年代經濟大危機和三十年代大蕭條，後一次回潮引發了08年金融大危機。至於後起的德國、日本、亞洲幾小龍等，都是在強政府主導下發展成功的；前蘇聯也是在強政府主持下自立自強的，儘管政府強的過度、強得不是地方。而進入20世紀後盲從英美自由主義忽悠的國家，就沒有成功的例子。

美國共和黨右翼雖然一直極力主張“小政府”，但即使是在他們執政期間，美國政府也是越來越“大”，這反映出社會的需要和歷史的趨勢。20世紀初葉，美國政府財政總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0％多一點，60年代上升至30％左右，2000年為34.3％，2010年為39.6％。歐洲國家的政府要更“大”一些，2010年英國政府財政總支出占GDP的比重為50.9％，法國占56.3%，德國占46.6%；日本政府也挺“大”，占57%。相比之下，我國2010年政府財政總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7.8%，比美國政府還“小”不少，比歐洲、日本政府更“小”得多。

政府越來越“大”、掌握越來越多的資金，有什麼需要或者說有什麼好處呢？至少有兩點需要和好處。

第一，可以有效地分流社會財富，縮小貧富差距。

以前曾引用過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的話：“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他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

我們都知道，市場經濟的弊病之一就是擴大貧富差距。如果政府掌握資金少、大部分資金留在民間，會加劇財富向有權有錢人聚集，因為越有權有錢賺錢越容易，最終導致“國窮民窮豪強富”，引發經濟衰退和社會不穩定。而政府掌握更多資金，可以通過福利、補貼等形式進行再分配，可以更多地提供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也可以更好地提供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

我國一些新自由主義人士一直宣揚：“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對於大多數企業活動來說，是有相當道理的；但套用到社會生活上就未必妥當。市場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錢的權力。有錢人當然可以找市場，沒錢人找市場又有什麼用呢？只能有病扛着，沒房擠着。

相比之下，一般認為，台灣的醫療支出和效果比為世界最好，至少是之一；新加坡的公眾住房解決的最好，至少是之一。這兩個地方都是在政府主導下辦醫療、辦公屋的。所以很可能是德國前首相俾斯麥講得對：“社會問題只有國家才能解決”，至少是效果更好。我國古代《周禮》中也是講國家負責全體國人的社會保障。

順便提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提醒中國說：“如果中國完全模仿美國模式，把教育、醫療這類公共服務市場化，那將是個大錯誤。”

    美國政府的醫療開支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到不合理：在聯邦政府財政支出中，醫療開支超過了軍費，例如2010年醫療支出占聯邦政府財政支出的24%，軍費支出占19.9%；加上地方政府和個人的支出，美國的衛生總費用占其GDP的比重竟達17%，而軍費才占GDP的大約5%；平均到每個美國人身上的醫療開支比其它發達國家高出1.5–2倍。但在世界各國醫保制度排行榜上，美國只居第20餘位，醫療公平性排在第50余位，國民總體健康水平僅排在第70余位。原因是美國把醫療服務完全推給市場、推給私人，這樣，每三美元醫療開支中只有一美元花在病人和醫生身上，私人保險公司賺走三分之一，藥廠藥商賺走另外三分之一。那可是幾千億美元的利潤，因此任何對美國現行醫療體制的改革都會遭到利益集團的全力抵制，克林頓總統被這些利益集團打敗了，奧巴馬總統也沒取勝。奧巴馬剛上台時，曾提出建立國有保險公司與私人保險公司競爭，實際上是想使國家獲得一部分保險利潤，緩解一些政府赤字，結果受到私人保險業主的激烈反彈，奧巴馬為了選票，再也不敢提了。

    第二，可以政府投資，帶動經濟發展。

我們都在講，經濟發展靠“三駕馬車”：消費、出口、投資。越是在經濟不大景氣、消費和出口萎縮時，越顯出投資的重要性。但如以前所講，越是經濟不大景氣，私人就越不敢投資，這時怎樣減稅、優惠也沒有用，政府投資就成為打破困境、帶動經濟發展的唯一途徑。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投資是最可靠的內需。

私人投資總是會受各種因素影響起伏波動，而且往往是“打勝不打敗”，越是經濟蕭條、需要增加投資時，越指望不上。而占總體投資一定比例的政府投資保持持續、穩定，可以起穩定軍心、注入活力、帶動發展的作用，可以保證整體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私人投資與政府投資各占比例多少，是個需要在實踐中摸索、探究的問題。那種把私人投資作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觀念，在歷史上某個階段、在某些國家的具體條件下曾經是可行的；但在當代，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恐怕越來越不適用了。

而且經濟要想持續穩定發展，需要完善的基礎設施、紮實的基本項目、高新科技研發等，私人對此要麼沒有足夠力量投資、要麼利潤前景不明朗不願投資，因此只有政府來做這些事。政府越有錢，越可以多做這些基礎性事業。

有相當一些基礎性項目，其本身不一定賺錢，很可能還賠錢，但對整個國民經濟有重要價值，這種項目只有政府肯做。人們常舉成昆鐵路的例子。成昆鐵路地形地質極為複雜，施工難度極大，成本也非常高，單就這條鐵路本身恐怕永遠也賺不回來。但這條鐵路帶動了整個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從整個國民經濟角度講，其價值顯然遠超過投資成本。

順便提及，不要以為西方近代的大工程都是私人建造的。例如美國第一條橫貫東西的大鐵路就是林肯總統批准修建的。但沒有私人資本肯冒這個投資風險，聯邦政府只好用土地作報酬付給私人公司。由於事先講好是按鐵路哩數付酬，所以私人公司故意修了很多不合理的彎路，結果得到的土地報酬竟相當於整個得克薩斯州。如果林肯政府不出面起主導作用，美國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有連通東西的大鐵路，美國能不能發展起來還不一定；如果聯邦政府有國有鐵路公司，不僅花費要少得多，而且鐵路取向也會更合理。所以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情還是得由政府來辦。

政府投資對經濟所起的作用還不僅僅是直接發展。據國外有人估算，政府每投資一美元，就會創造0.5—1美元的私人投資機會，另外生產性投資的大約40%還會以工資、購買消費品等形式轉化為消費資金。所以斯蒂格利茨甚至主張政府借貸來投資：“在高回報公共投資支出應該增加。這樣做會在短期內增加赤字，但從長期來看，可以減少國家債務。用不到3%的利率借得資本(美國政府可以做到這一點)去投資收益率超過10%的機會，換做是企業早就按捺不住了。”

    還必須提到的是，政府投資多為實體性經濟，這會直接提高就業率。而像美國近幾年搞的量化寬鬆，獲益的主要是金融界，對減少失業率幫助不大。美國的量化寬鬆首輪是1.725萬億美元，第二輪是6000億美元，現在的第三輪和第四輪合計每月850億美元，一年又是一萬億出頭；可奧巴馬總統提出的一個4500億美元的政府投資創造就業的法案，在共和黨居優的眾議院就是通不過。人們常說美國是個被華爾街操縱的國家，這並非虛言。

把政府投資與私人投資對立起來、與消費對立起來，這是沒有道理的。政府投資對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所起作用顯然是正面的、不可或缺的。西方國家每年的財政預算中也都會安排一定比例的投資資金。但在象美國、日本這類基本沒有國有經濟、稅收政策又一直向有利於富人傾斜的國家中，政府投資越來越依賴借國債。我國政府能夠基本不依靠國債來投資，這本來是優勢。對這種優勢抹黑、詆毀，要末是出於理念的偏見，要末是心懷叵測的拆台。

當然，政府投資如果安排不當，也會造成浪費、比例失調、產能過剩，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嚴重甚至是慘痛教訓，但這是技術性問題，不是方向性問題，不能否定政府投資本身。這就好比修一座橋，由於技術失誤，橋修好不久就塌了，這是個慘痛的教訓，但不能說這座橋不應該修。

（四）

近年來有人介紹19世紀德國著名經濟學家瓦格納提出的“瓦格納法則”，也稱“政府活動擴張法則”。這個法則主要是講：隨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將會提高，也就是政府的作用會日益增強。其實這用我們的常識就可以判斷：隨着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複雜程度的增加、對協調要求的提高，政府所起作用肯定會越來越大。

亞當•斯密曾講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只應當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這在他那個時代、在英國特定壞境下應該是可以的。但在後起國家，政府肯定要起更大作用；而且隨着生產的發展，政府所起的作用只會越來越大。

在牛車馬車時代，人們自己相互讓道就行了，不用交通管理。到汽車時代，就要設立紅綠燈、要規定左駛還是右駛、要有警察。要管理飛機航空，恐怕就要精確到秒。要送人上太空、上月球，管控就要更嚴格更精確一至幾個數量級。隨着生產力水平越來越高、生產規模越來越大、經濟活動越來越複雜精細，政府管理經濟的必要性也只會越來越強，削弱政府的作用是不現實的。

    我們還可以做另一個類比：

在我國的崑曲、京劇時代和西方的莎士比亞時代，是沒有專職導演的。那時多數戲班是以“名角”即主要演員為中心，劇本、排練、演出都要聽主要演員的，戲班管事的也是聽命於主要演員。這種舊戲班體制適應了當時的環境和特點，也的確湧現出一批天才演員和經典劇目。但在現代，即使是相對簡單的劇場藝術，如果沒有專職導演也不能保證整體效果；在相對複雜的影視藝術中，更是非“導演中心制”不可。一部藝術作品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是導演能力水平的體現。導演制並不會限制、壓抑演員的才華，好的導演總是能充分發揮、乃至發掘演員的能力來為整體劇情服務。當然，不稱職的導演會影響演員的發揮、把演出拍攝搞砸，但那是導演個人問題，可以通過換導演來解決，不能說導演制不對。

在現代大工業生產初期的某個階段，可以是私人企業家唱主角，政府只起支持、保障的作用。但隨着生產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整體規劃協調越來越重要，就會越來越需要政府起主導或者說是“導演”的作用。現代國民經濟發展的好壞，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決策、管理、領導能力的體現。稱職的政府也不會限制、壓抑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而是能充分發揮、乃至發掘企業和個人的才能來為社會整體服務。當然，不稱職的政府官員會把事情搞砸，但這是某些政府官員個人的責任，可以通過罷免、撤換來解決，不能說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體制不對。總是吵着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或者臆測說只有不受約束的私人企業才有創造力，那等於是要現代劇團、影視公司倒退回舊戲班體制，或者是鼓動演員“耍大牌”，是行不通的，也是有害的。

據林毅夫介紹，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所領導的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有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從二戰後到現在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3個經濟體取得了“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年均7%或更高增長率”的成績。這13個成功的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都是開放經濟，並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識進行產業和技術創新；第二，他們都達到了宏觀的穩定；第三，這些經濟體都是高儲蓄、高投資；第四，都是市場經濟體；第五，都有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但這一顯然有重要價值的研究結果及其思想觀念，在國內經濟學界似乎沒有引起多大反應。

大體說來，對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有四種理念，從右到左依次為：自由放任、政府干預、政府主導、政府統制。

自由放任是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義所持理念，認為經濟活動應完全依靠私人資本，相信市場萬能、市場總是對的。

政府干預是凱恩斯的主張，認為市場基本是好的，但有時也會出毛病；因此政府在經濟活動遇到麻煩、危機時應該干預，到經濟活動恢復正常後應該退出。

政府主導思想則是認為市場本來就有利有弊，政府應始終監管、調節、參與經濟活動。從廣義上講，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瑞典學派、民主社會主義等都可以歸入這一範疇，儘管他們所主張的主導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新一代的凱恩斯主義者如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等，也應屬於這一範疇。上述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研究報告所講的13個成功的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特點，其中之一就是“都有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顯然也是“政府主導”類型。

至於政府統制，則是以前蘇聯為代表，排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用無所不包的指令性計劃規定全部經濟活動。

國內一些改革派人士認定了最右翼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其代表了最先進的思想觀念，對政府干預思想也取排斥態度，更不要說政府主導思想了。從歷史上看，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這一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理念的確適應了某些國自家的國情和需要；但在世界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後，越來越顯露出其已不再適合新的經濟形勢和社會環境。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這一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理念在反對、破除陳舊僵化的前蘇聯統制經濟思想時，的確起了開拓思想的積極作用。但在隨後的經濟實踐中，可以說越來越顯示出其極端、偏執的一面，離經濟發展實際需求越來越遠，批評反對聲音也越來越多。看來，這些“改革”人士也許有必要對自己的思想觀念也講一講“改革開放”。

在公眾有效監督制衡的情況下，政府水平高、能力強、適度多掌握些資金、起主導或者說“導演”的作用是好事情。政府強，國家才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