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小政府，大社会”说成是普世价值、现代潮流，这是国内外一些新自由主义学究们带给国人的错觉、误导。“小政府，大社会”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政经理念，一般追溯到亚当•斯密，主要代表人物有人们熟悉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在现实社会中仅为美国共和党这类右翼政党所支持、采用。包括美国民主党在内的世界左翼政党、经济学界的左翼学者都是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监管、加强财富分流和再分配的。在美国历届总统竞选中，政府的角色往往是两党总统候选人争执的焦点之一，而欧洲的“大（强）政府”理念要更强一些。

人们指出：在全球主要国家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前茅的多是“大（强）政府”理念的国家，如德国、北欧国家、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即使是美国，也并非一直是共和党当家。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美国流行的是汉密尔顿的强政府理念。进入20世纪后，两党博弈下产生的监管措施、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等，也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小政府”意味着反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三公支出过高，反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反对瞎指挥、乱搞“政绩工程”，主张精兵简政、精干高效，这没有问题，谁都会拥护。但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小政府”主要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主张的“小政府”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监管越少越好，“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二是税收越低越好，再分配越少越好。

显然，新自由主义者所讲的“小政府”其实是“弱政府”，这符合私人大资本和黑社会的利益。因为国家干预监管越少，他们就越可以肆意膨胀，进而操纵经济、社会乃至政局；税收越低再分配越少，他们就越可以持有更多社会财富，越拥有财富带来的权利。

现代“小政府，大社会”的泛滥始于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当政时期。里根总统有句名言：“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在位时期实践了新自由主义三大标志性政策：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但正是里根这个政府，在削减基建投资和社会福利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国防经费，使军火工业商发了大财。

支持里根者指出，里根政府的减税促进了经济增长，最终获得更多税收，从他上任时的每年5170亿美元到离任时已提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但反对者指出，美国国债也从他上任初的1万亿美元猛增到他离任时的3.5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里根借了2.5万亿国债送给私人大资本做利润，然后从中提取一部分作税收以充政绩。同时政府赤字也大幅度上升，算下账来美国明显赔了。而且人们普遍同意两件事：里根在位期间贫富差距明显扩大了；里根政府大幅度放松监管措施最终导致了08年金融危机。人们可以说，里根政府带来了更大、更多的问题。    

（二）

再次澄清：如果把“小政府”理解为精干高效，那没有问题。但如果理解为“弱政府”，那就只会对少数私人大资本和黑社会有利，也符合一些自由派文人书生的理念；但对国家没利，对绝大多数人也没利。实际上，只有强政府，才能有强国家。

这个道理在我国古代的《管子》中已经明确讲了：“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意思是：国家虽然大，但政府小（弱），国家也就随着小（弱）；国家虽然小，但政府大（强），国家也就随着大（强）。近代梁启超曾多次引用过《管子》中的这段话。

举几个例子：

鸦片战争时期，大清国的GDP占全世界的大约30%，相当于整个欧洲，约为英国的7倍。但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9000万英镑，约合2.4–2.7亿两白银；而当时大清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仅为4500万两白银。当然，中国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要比这重得多，有人估计是这个数字的四倍，都被贪官污吏们中饱了或管理不当流失消耗了；而且负担不均，越有特权、越富的人负担越轻。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为大清的6倍，其年度军费约合4000余万两白银，与大清的年度全部财政收入相当。所以鸦片战争的结果绝非意外，再打十次最终也还会是英国胜。

甲午战争时，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人口约为日本的10倍。但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300万两，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约为6000余万两，因此实力差距并不大。清廷的财政收入虽然比日本高一些，但当时大清国仍是陈旧的湘军、淮军体制，清政府集中不起全国的力量，所以当时人们讲，甲午战争是日本打败了李鸿章。当然，即使是李鸿章同日本打也不一定准输，打输了有指挥用人上的原因，也有官场矛盾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大清帝国国家大的优势一点没显出来。

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GDP仍为日本的1.5倍，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不是对手。日本声称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这并不完全是虚声恫吓，他们这样讲是有底气的：日本政府随时可以调动数百万大军、数以十亿计的资金；而中国只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内战不断，政府借债度日。所以中国能坚持抗战八年，其实并不容易。

在朝鲜战争时，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七分之一，有人讲当时中国实力还不如鸦片战争时的大清。但这时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能有效地调动全国力量，因此硬是同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打个平手。几年来一直有人争论朝鲜战争是否正确、是否值得。但正是朝鲜这一仗，洗刷了鸦片战争以来世人心目中“中国人懦弱、奴性，是劣等民族”的耻辱。我们对朝鲜战场上的我军将士充满敬意和感激。

（三）

在军事上是有强政府才有强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也是这样。

市场原教旨主义总是讲，英美是自由经济发展起来的，但这只能说是部分正确。事实是：英国是在两三个世纪重商主义主导下取得初步发展的，美国是在半个多世纪汉密尔顿强政府思想主导下后来居上的；只是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1830年代至19、20世纪交替）和美国的“镀金”时期（1870年代至1890年代）才是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居统治地位时期。自从19世纪末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初世界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后，包括英美在内的各国政府都越来越多地干预、参与经济活动。此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20年代和80年代有两次大的回潮，但前一次回潮引发了二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三十年代大萧条，后一次回潮引发了08年金融大危机。至于后起的德国、日本、亚洲几小龙等，都是在强政府主导下发展成功的；前苏联也是在强政府主持下自立自强的，尽管政府强的过度、强得不是地方。而进入20世纪后盲从英美自由主义忽悠的国家，就没有成功的例子。

美国共和党右翼虽然一直极力主张“小政府”，但即使是在他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也是越来越“大”，这反映出社会的需要和历史的趋势。20世纪初叶，美国政府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0％多一点，60年代上升至30％左右，2000年为34.3％，2010年为39.6％。欧洲国家的政府要更“大”一些，2010年英国政府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0.9％，法国占56.3%，德国占46.6%；日本政府也挺“大”，占57%。相比之下，我国2010年政府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7.8%，比美国政府还“小”不少，比欧洲、日本政府更“小”得多。

政府越来越“大”、掌握越来越多的资金，有什么需要或者说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两点需要和好处。

第一，可以有效地分流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

以前曾引用过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他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的弊病之一就是扩大贫富差距。如果政府掌握资金少、大部分资金留在民间，会加剧财富向有权有钱人聚集，因为越有权有钱赚钱越容易，最终导致“国穷民穷豪强富”，引发经济衰退和社会不稳定。而政府掌握更多资金，可以通过福利、补贴等形式进行再分配，可以更多地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可以更好地提供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我国一些新自由主义人士一直宣扬：“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对于大多数企业活动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但套用到社会生活上就未必妥当。市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钱的权力。有钱人当然可以找市场，没钱人找市场又有什么用呢？只能有病扛着，没房挤着。

相比之下，一般认为，台湾的医疗支出和效果比为世界最好，至少是之一；新加坡的公众住房解决的最好，至少是之一。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办医疗、办公屋的。所以很可能是德国前首相俾斯麦讲得对：“社会问题只有国家才能解决”，至少是效果更好。我国古代《周礼》中也是讲国家负责全体国人的社会保障。

顺便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醒中国说：“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个大错误。”

    美国政府的医疗开支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到不合理：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医疗开支超过了军费，例如2010年医疗支出占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24%，军费支出占19.9%；加上地方政府和个人的支出，美国的卫生总费用占其GDP的比重竟达17%，而军费才占GDP的大约5%；平均到每个美国人身上的医疗开支比其它发达国家高出1.5–2倍。但在世界各国医保制度排行榜上，美国只居第20余位，医疗公平性排在第50余位，国民总体健康水平仅排在第70余位。原因是美国把医疗服务完全推给市场、推给私人，这样，每三美元医疗开支中只有一美元花在病人和医生身上，私人保险公司赚走三分之一，药厂药商赚走另外三分之一。那可是几千亿美元的利润，因此任何对美国现行医疗体制的改革都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全力抵制，克林顿总统被这些利益集团打败了，奥巴马总统也没取胜。奥巴马刚上台时，曾提出建立国有保险公司与私人保险公司竞争，实际上是想使国家获得一部分保险利润，缓解一些政府赤字，结果受到私人保险业主的激烈反弹，奥巴马为了选票，再也不敢提了。

    第二，可以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发展。

我们都在讲，经济发展靠“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越是在经济不大景气、消费和出口萎缩时，越显出投资的重要性。但如以前所讲，越是经济不大景气，私人就越不敢投资，这时怎样减税、优惠也没有用，政府投资就成为打破困境、带动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投资是最可靠的内需。

私人投资总是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起伏波动，而且往往是“打胜不打败”，越是经济萧条、需要增加投资时，越指望不上。而占总体投资一定比例的政府投资保持持续、稳定，可以起稳定军心、注入活力、带动发展的作用，可以保证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各占比例多少，是个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探究的问题。那种把私人投资作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观念，在历史上某个阶段、在某些国家的具体条件下曾经是可行的；但在当代，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恐怕越来越不适用了。

而且经济要想持续稳定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扎实的基本项目、高新科技研发等，私人对此要么没有足够力量投资、要么利润前景不明朗不愿投资，因此只有政府来做这些事。政府越有钱，越可以多做这些基础性事业。

有相当一些基础性项目，其本身不一定赚钱，很可能还赔钱，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要价值，这种项目只有政府肯做。人们常举成昆铁路的例子。成昆铁路地形地质极为复杂，施工难度极大，成本也非常高，单就这条铁路本身恐怕永远也赚不回来。但这条铁路带动了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整个国民经济角度讲，其价值显然远超过投资成本。

顺便提及，不要以为西方近代的大工程都是私人建造的。例如美国第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就是林肯总统批准修建的。但没有私人资本肯冒这个投资风险，联邦政府只好用土地作报酬付给私人公司。由于事先讲好是按铁路哩数付酬，所以私人公司故意修了很多不合理的弯路，结果得到的土地报酬竟相当于整个得克萨斯州。如果林肯政府不出面起主导作用，美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连通东西的大铁路，美国能不能发展起来还不一定；如果联邦政府有国有铁路公司，不仅花费要少得多，而且铁路取向也会更合理。所以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情还是得由政府来办。

政府投资对经济所起的作用还不仅仅是直接发展。据国外有人估算，政府每投资一美元，就会创造0.5—1美元的私人投资机会，另外生产性投资的大约40%还会以工资、购买消费品等形式转化为消费资金。所以斯蒂格利茨甚至主张政府借贷来投资：“在高回报公共投资支出应该增加。这样做会在短期内增加赤字，但从长期来看，可以减少国家债务。用不到3%的利率借得资本(美国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去投资收益率超过10%的机会，换做是企业早就按捺不住了。”

    还必须提到的是，政府投资多为实体性经济，这会直接提高就业率。而像美国近几年搞的量化宽松，获益的主要是金融界，对减少失业率帮助不大。美国的量化宽松首轮是1.725万亿美元，第二轮是6000亿美元，现在的第三轮和第四轮合计每月850亿美元，一年又是一万亿出头；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一个4500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创造就业的法案，在共和党居优的众议院就是通不过。人们常说美国是个被华尔街操纵的国家，这并非虚言。

把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对立起来、与消费对立起来，这是没有道理的。政府投资对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所起作用显然是正面的、不可或缺的。西方国家每年的财政预算中也都会安排一定比例的投资资金。但在象美国、日本这类基本没有国有经济、税收政策又一直向有利于富人倾斜的国家中，政府投资越来越依赖借国债。我国政府能够基本不依靠国债来投资，这本来是优势。对这种优势抹黑、诋毁，要末是出于理念的偏见，要末是心怀叵测的拆台。

当然，政府投资如果安排不当，也会造成浪费、比例失调、产能过剩，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严重甚至是惨痛教训，但这是技术性问题，不是方向性问题，不能否定政府投资本身。这就好比修一座桥，由于技术失误，桥修好不久就塌了，这是个惨痛的教训，但不能说这座桥不应该修。

（四）

近年来有人介绍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的“瓦格纳法则”，也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这个法则主要是讲：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将会提高，也就是政府的作用会日益增强。其实这用我们的常识就可以判断：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复杂程度的增加、对协调要求的提高，政府所起作用肯定会越来越大。

亚当•斯密曾讲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只应当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这在他那个时代、在英国特定坏境下应该是可以的。但在后起国家，政府肯定要起更大作用；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政府所起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大。

在牛车马车时代，人们自己相互让道就行了，不用交通管理。到汽车时代，就要设立红绿灯、要规定左驶还是右驶、要有警察。要管理飞机航空，恐怕就要精确到秒。要送人上太空、上月球，管控就要更严格更精确一至几个数量级。随着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精细，政府管理经济的必要性也只会越来越强，削弱政府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我们还可以做另一个类比：

在我国的昆曲、京剧时代和西方的莎士比亚时代，是没有专职导演的。那时多数戏班是以“名角”即主要演员为中心，剧本、排练、演出都要听主要演员的，戏班管事的也是听命于主要演员。这种旧戏班体制适应了当时的环境和特点，也的确涌现出一批天才演员和经典剧目。但在现代，即使是相对简单的剧场艺术，如果没有专职导演也不能保证整体效果；在相对复杂的影视艺术中，更是非“导演中心制”不可。一部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导演能力水平的体现。导演制并不会限制、压抑演员的才华，好的导演总是能充分发挥、乃至发掘演员的能力来为整体剧情服务。当然，不称职的导演会影响演员的发挥、把演出拍摄搞砸，但那是导演个人问题，可以通过换导演来解决，不能说导演制不对。

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初期的某个阶段，可以是私人企业家唱主角，政府只起支持、保障的作用。但随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整体规划协调越来越重要，就会越来越需要政府起主导或者说是“导演”的作用。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决策、管理、领导能力的体现。称职的政府也不会限制、压抑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而是能充分发挥、乃至发掘企业和个人的才能来为社会整体服务。当然，不称职的政府官员会把事情搞砸，但这是某些政府官员个人的责任，可以通过罢免、撤换来解决，不能说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不对。总是吵着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或者臆测说只有不受约束的私人企业才有创造力，那等于是要现代剧团、影视公司倒退回旧戏班体制，或者是鼓动演员“耍大牌”，是行不通的，也是有害的。

据林毅夫介绍，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二战后到现在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开放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第二，他们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但这一显然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结果及其思想观念，在国内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应。

大体说来，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四种理念，从右到左依次为：自由放任、政府干预、政府主导、政府统制。

自由放任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所持理念，认为经济活动应完全依靠私人资本，相信市场万能、市场总是对的。

政府干预是凯恩斯的主张，认为市场基本是好的，但有时也会出毛病；因此政府在经济活动遇到麻烦、危机时应该干预，到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应该退出。

政府主导思想则是认为市场本来就有利有弊，政府应始终监管、调节、参与经济活动。从广义上讲，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瑞典学派、民主社会主义等都可以归入这一范畴，尽管他们所主张的主导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新一代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也应属于这一范畴。上述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研究报告所讲的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点，其中之一就是“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显然也是“政府主导”类型。

至于政府统制，则是以前苏联为代表，排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用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规定全部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改革派人士认定了最右翼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其代表了最先进的思想观念，对政府干预思想也取排斥态度，更不要说政府主导思想了。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念的确适应了某些国自家的国情和需要；但在世界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越来越显露出其已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念在反对、破除陈旧僵化的前苏联统制经济思想时，的确起了开拓思想的积极作用。但在随后的经济实践中，可以说越来越显示出其极端、偏执的一面，离经济发展实际需求越来越远，批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看来，这些“改革”人士也许有必要对自己的思想观念也讲一讲“改革开放”。

在公众有效监督制衡的情况下，政府水平高、能力强、适度多掌握些资金、起主导或者说“导演”的作用是好事情。政府强，国家才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