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一个党外人，同毛主席见面谈话机会之多，殆无其他人能比得。我以一个党外人，同周总理接触往还之多，殆无人能比。(注：这种接触往还多半在全国解放前)今年一月八日总理逝世，从国内到全世界哀悼赞颂盛况空前未有，但未必真知其人。现在就我所知道的总理的为人，略谈一谈，以为治历史者参考之资。

就我所知，周公最是一个好善服善之人，特于其衷心敬服毛主席，一生随从毛主席工作见之。毛主席离不开他，他更离不开毛主席，因为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近几十年间的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前到建国后，全靠他们两位配合得好而著成其功。(附注：毛主席晚年举措不当处，周总理心不谓然，他只能从旁补救一些，却无谏诤能力。)正为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只是贤相而非圣君，所以毛主席虽深知其绝对忠实可以倚任，却从来不考虑以他为自己身后接班人。对于接班人总时刻在另行寻觅中。

总理极其聪明，极其能干，在内政外交上毛主席一切的方针政策，他最能心领神会地去执行。几乎无待毛主席多讲，只须一点，他就明白。但有时似乎未能洞臆于事先。此其事例如我所见者曾有三次，试分类述之。

(一)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夜间在颐年堂谈话时，我向毛主席提议在党的领导下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我愿任顾问。毛主席似表示事无不可，却不多谈，而劝我去新解放区老解放区各地参观访问，我同意。于是四月初间我即出京旅行于关内关外(中间一度回京参加会议)，最后于九月十四日回京，拟向毛主席报告一切，未得其便。

巧遇邵力子，承语我十六日有越剧晚会，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因毛主席点名而演出的，主席必然到场；届时我们一同去怀仁堂剧场，你便可见到毛主席的。不料我随邵同往观剧，终场不见主席到来，却在座间见到周总理。当我略谈在东北的见闻后，总理对我说：你建议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事可以写来一具体组织方案连同经费预算交给我；我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来通过后就可进行。我既得此指示，回家后遵命起草一切。

适毛主席知道我回京了，廿三日夜间派车接去谈话，我随即顺便携去。见面多谈东北事(另记)，临末我以草案请他看。他皱眉不悦地说“不必忙吧!”我答言我原无意忙于进行。这是因某日周总理的指示而起草的。主席连连说，既然恩来同你们商量好，那就去办吧。我说不然，以主席的意见为准；此事应即从缓。

后来我见到周总理，我不再提，他亦不问；大约在他与主席晤谈中，已然明白了。——此即总理对主席的意见有时未能洞晓于事先之一例。

(二)

再一事例，新中国现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我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政协一次会上错误地说了“工人农民的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大有破坏工农联盟之嫌，毛主席后来听到了生怒，而主持此会的周总理初先却懵然不觉。

(三)

第三个事例是在一九六四年尾开的政协会议而于一九六五年初闭幕时，周总理作为政协主席讲话，自己抱歉会议全赖各位副主席主持，自己政务繁忙不及照顾，想今后让彭真接任政协主席。——彭真此时就站在他身旁并随手拍彭右肩说：但他坚持不肯接，他愿以副主席代劳一切而不居名义，那么，就是这样吧！

如我观察，彭真是能力高强的，却不免专横跋扈。北京市多年在其掌握，毛主席曾说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在毛主席心目中已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后来文化大革命首先就对彭真开刀。然而周总理又未觉察到，这时候竟然还要倚任彭真呢!

总理遇事均秉承毛主席意旨而行，我先在重庆，后在南京参加两大党和谈时固所亲见(夜深人静时天天向延安通电话报告及请示)。然而我所及见者有限。数十年长久时间，在代表党应付党外，在代表国家应付国外，大小各项问题多不胜数，或许不免还有类似上举三例者。

总理精力过人，秉政数十年往往以夜继昼，竟亦不觉劳苦，左右侍从见之，不少外宾亦见之。谁不钦敬佩服? 钦敬佩服之下，对于我所说“天生的第二把手”这一点或不及知之矣。周总理虽不及毛主席之雄才大略，智慧绝伦，然而在品德行谊上则一生有善可称，无疵可指，毛主席不如也。林彪、江青、王洪文之为祸于党于国，岂不咎在毛主席乎?故尔总理可称一代完人，举世景仰，永垂史册。

总理既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遗爱在人，深而普遍。此在四月初五清明节日前后群众数十万不期而集于天安门广场革命英雄纪念碑前致词悼念的情况最可见。国际友人见之，纷纷拍照，叹为希有。

据闻在天安门广场致悼念的群众中，有一老妇匍伏碑前哭泣甚哀。旁人问她对总理何缘有这样感情；乃知二十年前老妇之子服务于某一货轮(国内新造成者)，不幸在黄海触礁沉没致命。总理派人恤问其家并致转三百元，她身受慈惠莫能忘也。吾人即此事不可以征见总理用心周到之一斑乎！

总理一生功绩不属此文范围，其他情节非我所备悉，吾文姑结束于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卅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