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力谈平型关（转） 2002年9月中旬，我和当年父亲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范济生、周均伦，以及父亲传记组成员王红云、我的秘书常红、表弟周继强、时任保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国伦等一起，组成老区“寻访组”，寻访父亲的战斗足迹。我们最先来到平型关，参观了当年八路军115师与日军板垣师团激战的十里长沟，以及115师师部所在地上寨镇、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等地方。沿途，当人们知道我是聂荣臻的女儿时，乡亲们热情地围上来，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父亲和林彪率部创造的平型关大捷，让当地的父老乡亲们自豪了一辈子。我觉得，那些朴实的乡亲们，都把我当成了亲人，仿佛他们多少年以前就认识我。 平型关只是万里长城上的一个小小的关口，它的名气远远不如山海关、雁门关、嘉峪关等著名关隘。在1937年9月25日前，相信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但是，历史却给了平型关一个名扬四海的机会。 1937年8月底，八路军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林彪和父亲率领由红1军团、红15军团等部改编而成的115师，行进在最前面。蒋介石的委任状上，林彪是师长，父亲是副师长。两个多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父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师政委。 那个时期，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整个华北战场一片失败景象。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以30 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西安，“恐日病”和“亡国论”甚嚣尘上。人们都盼着，中国的军队能够打一个胜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胜仗也好啊！ 日本人太狂妄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当大批的国民党军丢盔弃甲南逃时，却有一支部队迎着他们上来了，而且这支部队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精英。 林彪带343旅先走了一步。父亲带师司令部和344 旅经过五台，穿过龙泉关，插往平型关东南面的上寨镇，与林彪会合。父亲对林彪说：“部队全带上来了，前边的情况怎么样？”林彪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林彪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然后问父亲有什么看法。 父亲说：“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父亲又说，这是我们八路军第一次同日本人交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振奋一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在平型关打一仗的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情况前线指挥员有权决定，不必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之前，八路军还没和日本鬼子打过照面。从前方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日本人不可战胜”。在这种险恶的背景下，率领仓促上阵的115师主动打一仗，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林彪和我的父亲就有这种勇气，历史选择了他们。那年林彪31岁，父亲38岁。 9月25日早晨7时整，平型关战斗打响，至中午，战斗结束。此役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5师团第21 旅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辎重。平型关前的这条寂寞了千年的十里长沟，洒满了侵略者罪恶的血。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115师为此牺牲了200多人，不少是打扫战场时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的，这些烈士大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 关于平型关大捷，有很多的记述，我没必要在这里重复战斗的过程了。当年担任343旅参谋长的孙毅中将，人称孙胡子，他一直跟在林彪和父亲身边。父亲去世后，他写过一段话，算是一个“花絮”吧。孙胡子写道： 在战斗最紧张激烈的时候，我看见聂荣臻拄着个棍子，带着三个通讯员，翻山越岭到杨得志那个团坐镇指挥去了，一直到战斗结束才回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带着胜利的喜悦，立即起草了给毛主席的报捷电报。 当天晚上，我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条土炕上，因为胜利，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就同聂荣臻聊了起来。我说：“政委，你今天够累的吧？”聂荣臻爽朗地回答：“打了胜仗就不觉得累了。战斗胜利，情绪高涨，累也消失了。”聂荣臻的一席话，说得我更来精神了，我们干脆不睡了，披起衣服，一直聊到天明。 平型关大捷，替全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它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仗的政治意义更大，它使八路军名扬天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说不尽的平型关，抗战胜利70年了，只要一提抗战，人们差不多总要说到平型关大捷。它是一座丰碑，是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誓不低头的一种象征。 打完平型关，父亲和林彪就分手了，林彪带115师主力南下，父亲带少数人留下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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