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趙紫陽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趙紫陽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陶鑄上調中央後，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了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廣州軍區司令員、林彪麾下的人馬黃永勝不再受到陶鑄的制約，迅速發展自己的勢力，趙紫陽面臨着被打倒的危險。 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涌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但是由於陶鑄晉升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盡力將風起雲湧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的領導之下。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激發，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1967年1月4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趙紫陽革命造反團”，正式宣布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 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是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年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趙紫陽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學主樓。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徵性的，由於造反派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廣東，所以趙紫陽和他們談判後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又來臨，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造反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1967年2月28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台。1967年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了“八大罪狀”並遭監護審查： 1. 兩面三刀，打着紅旗反紅旗； 2. 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大刮單幹風，破壞人民公社制度； 3. 用評功擺利，代替階級鬥爭，瘋狂地推行劉少奇的明左實右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4. 打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5. 頑固地堅持劉、鄧、陶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妄圖拒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6. 庇護牛鬼蛇神，陶趙互保，蛇鼠一窩； 7. 大耍象徵性奪權的陰謀； 8. 地主階級本性不變，沉醉於發臭、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1970年6月30日，趙紫陽和夫人梁伯琪以及兩個十六七歲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漣源縣湘中機械廠勞動，1971年5月在周恩來的保護下，趙紫陽被分配到內蒙古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革委會副主任。1972年，再度調任廣東，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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