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相信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过上好日子, 看到红朝笑笑生的大做, 特意转载, 供大家分享, 国民党不坏, 不会失去大陆, 替国民党吹牛B的人, 应该头脑清醒一点, 替谁粉刷历史, 都徒劳无益.

对多灾多难的国民党来说，称它是所谓的黄金十年。而我们显然有必要仔细琢磨一下，因为能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十年里不仅没有黄金，甚至连金粉都没有，只有一层细油灰. 能有两百亩地的大地主并不多见，普通小地主和富农生活水准自然要低一点，所以只能吃玉米、高粱之类杂粮，偶尔收麦子时能来几顿面条，就算改善生活的好时候。当然他们比农民要好过得多，因为农民们往往只能挖点野菜之类的煮糊糊，基本上没有吃白面的机会。如果觉得上面的描述太过悲观的话，可以看下面的一组数据：从二零年到二一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一千多万人，灾民三千至五千万；从二八年到三零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灾情延续三年，死亡约一千万人，逃荒人流无法统计，陕西原有人口一千三百万，大灾后死亡三百多万，流亡六百多万，合计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根据某些外国记者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有的村庄甚至公开卖人肉。很明显，如此凄惨的情况下，做农民固然朝不保夕，当地主的职业前景也不妙。没钱的自然是跟农民一道饿死，家里要有点钱粮，首先想的肯定不是吃喝享受，而是赶紧招募民团家丁，再修院墙、垒土堡，买钢枪大刀守住粮库，防范各路山大王的亲切惦记。事实上，当年的地主家确实经常有人前来拜访，并且一来就是一群，没事开片打群架那是常事，作为一个地主想要保住家业，光会种地收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很能打才行。因为穷，所以落后；因为落后，所以更穷，在“黄金十年”的北方，基本上是一片萧条，看不到多少生气。根据一份三零年的调查资料，河北清苑县十一个村、两千户人家中，一共只有七辆自行车、六个手电筒、两个热水瓶，一万多人没有一盏电灯、一台收音机，属于彻头彻尾的原生态环境。北方的地主农民一团糟，南方也好不到哪里去。湖南广东一类地方就不用说了，有孙大炮等人轮流搞革命，加上委员长清共剿匪，红军又喜欢杀地主，几拨人来回拉锯，硬是弄得家家起火、村村冒烟，别说啃棒子面养民团，脑袋能不能保住都要看老天爷，唯一过得好点的，只有浙江、江苏一带。作为一贯有点闲钱的地方，江浙一带工商业十分发达，物产也算丰富，加上有进出口贸易赚钱，某些时候生活还是过得不错的。很不幸的是，即使是不错的生活，也只限于某些特定的时候，具体来说，是黄金十年以前。

自从经济大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陷进财政危机中，纷纷加大出口创汇的力度，希望能墙里损失墙外补，大批机械化生产的廉价商品很快涌进中国，迅速占领广大市场。可怜的农民们要负担苛捐杂税，又没有国家补贴，只好破产成为流民，大批涌进城镇里讨生活。而作为食物链高一层的地主，在扣掉成本开销之后，平均每亩地一年只能赚到一个银元，相当于北大图书馆杂工毛泽东一个月工资的八分之一；很明显，小地主的日子是艰难的，只有在上海杭州一类大城市搞投资的大地主，才能过上象样的日子。守在农村要破产，大家只能一窝蜂地涌进城市。根据当时的记录，上海女工一个月是九块钱，熟练工能涨到十四块，鲁迅家的女佣包吃包住，一个月工钱才三块，而上海的物价水平是一个七八平米的亭子间月租十块钱左右，借用厨房另外交钱。换句话说，普通打工族在上海是住不起房子的，连蜗居都太奢侈，他们只能另想办法，要么流落街头，要么搞违章搭建。中国人一向都非常勤劳而有智慧，搭个小窝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在上海郊区，到处都是农民工自发搭建的棚户。只要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再盖上芦席茅草、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高度刚刚到腰。如此简陋的窝棚，水电之类自然是不用想了（一度电要三到五毛钱，实在太贵），消防也经常成问题；但对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肯吃苦、肯耐劳，却没有地方剥削他们。根据一九三五年的调查，上海四百万人里，失业的工人有六十多万，考虑到失业保险一类还没有普及，街头到处有饿死冻僵的尸体也就不稀奇了。总之，除了躲在租界里的少量富人，大家的日子都很苦。农民成天怕饿死，地主要应付土匪军阀，也是朝不保夕；普通小市民没有枪杆子，又不能抢银行，只能搞点风险投资，具体来讲是两个方法：买彩票、买股票公债。买彩票就不用说了，中奖率极低而且经常碰上猫腻，而买股票也不靠谱，据说二九年经济大危机的时候，自杀的股民漂满了黄浦江。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买公债，因为当年在上海最常发行的是是一种特殊债券，叫战争公债。

不管是国民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各路军阀大帅，民国时都喜欢在上海发行战争公债，而且条件优厚，令人动心。按当时的标准，一百块公债只卖七八十块，只要到期的时候政府还在（仗打赢了），立马返还一百二十块钱，收益率几乎百分之五十，可谓一本半利。如此好的投资机会，当然让人倾心不已，但打仗总是有赢有输的，张三的债劵升值了，是因为打赢了李四，被推翻的李四债券自然就成了废纸。所以每一轮军阀大战结束，都能在上海看到一幕奇景：有的人拿着债券欣喜若狂，另一批人垂头丧气、欲哭无泪，个别赌得太投入的揣着废纸从楼上一跳而下，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自已的生命。正是因为大部分人生活朝不保夕，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而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在收税打仗的问题上一律立场鲜明，所以才制造了大批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最搞的地方还在于，虽然共产党一直闹革命，但搞暴动的大批骨干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送过去的。前面说过，蒋委员长和汪精卫在清党的时候干掉了大批共党分子，五万共党被杀得只剩不到一万。但同时他们也清掉了一半以上本党党员，至少有三十八万国民党在帐目上消失，很多地方是全县全乡的国民党全部抓起来，不分国共一律杀掉，叫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而随着委员长和其他派系相互倾轧，各地的国民党也被一轮轮地相互清理，总之除了杀还是杀，不少人死时还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可谓死不瞑目。

自四一二之后，共产党人组织了上百次武装暴动，建起大片根据地。如果仔细考察这些暴动，会发现一个极其怪诞的现象，活动的发起人固然是共产党，但各级组织者却以国民党居多，甚至有不少人从来不肯入共产党，却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对国民党大打出手、刺刀见红。有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知道，自已已经在对手的黑名单上，随时会被抓起来拷打枪毙，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要掉脑袋。一个比黑帮还黑帮的军阀联盟，一个随便杀掉一半多党员的所谓党组织，一个时刻迫害基层党员的独裁领袖，想让它有战斗力，实在是比较难。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蒋委员长的黄金十年，最后只剩下两样撑门面的东西：国家建设和国民教育。不幸的是，这两样东西除了门面，也是毫无亮点，因为民国时的建设很惨，不是小惨，是大惨。由于蒋委员长及先前的各路大帅们日理万机，顾不上经济建设，民国时期的工业可以说是一片黑暗。普通工厂能弄台机器磨个面就算企业家，全国连铁钉水泥之类小东西都供应不上，只能依靠进口，唯一扩大生产的只有军火，却又不能出口创汇，全都用在国内搞各种破坏。更加无奈的是中国明明有奇货可居的钨矿、铁矿，却不懂怎么炼合金钢，只能贱卖到国外，再高价买回成品来。作为现代支柱的工业如此萧条，国家经济要能好起来，才是见鬼的事。最重要的是，百年大计人才为本，但民国时培养的人才，同国家建设基本上没啥关系。除掉丘八云集的各大军校外，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主要上以文科为主，培训专业大都是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一类，极少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方面的实用学科。换句话说，全国就那么几所大学，大学里就那么几个能用的学生，却整天不学急用的理工科，而是搞形而上的文科。

文科当然是重要的，但如果一个国家光搞文科，就意味着理工人才极度匮乏，直接恶果就是工农业无法发展。以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为例，民国时期主要培养的都是政法、文学甚至神学人才，每年理科毕业生不超过一百人，算得上是凤毛麟角、鸡立鹤群。明明是全面落后，明明行业亟需，市场如此广阔，却偏偏没有人去开拓，绝非当时的教育部长全都吃错了药。事实上，全国没有实用的工程师，那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全国都流行所谓科学民主观，认为国家要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在经济上发展科学，尤其是培养实用人才。但我们也知道，培养理科学生是很花钱的，想满足一个大学理科生的课程要求，必须添置大批昂贵的设备，并且聘请有资质的专业老师从事教学工作，而且还要有相关工厂配合实习、考核、就业，才能最终调教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来。文科学校只要有个图书馆和教室就能开张，理科学校却必须要有实验室和工厂（毕业生工作分配），相比之下，显然是文科生比较好培养。所以民国在办学的时候，往往都是根据多快好省的精神，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有限的课程上，用最短的时间培养出最多的毕业生来。很明显，这样的办学方法是有问题的。如果今天的教育部搞重文轻理，马上会造成理工科学生供不应求、文科学生就业分配难等系列社会矛盾。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个年代里，理工科的毕业分配才是问题，而文科生的工作却很不成问题。

理工科不好找工作，是因为全国工业不发达，搞科技开工厂没有资本基础，却有军阀盘剥和国外竞争，基本上开不到多久就会困难重重。个把后台硬、市场大的工厂招工有限，容不下大批毕业生来抢饭碗，所以中国学生虽然很会读书，但钱学森、竺可桢一类理工人才只能跑到国外留学，连清华、北大级的名校也找不到教他们的地方。至于文科生找工作容易，那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了。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一直是文官政治，打古时候起就喜欢培养文科人才。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国家掏钱，搞国子监、太学一类高级教育机构；民国成立之后不时兴这一套了，却不过是换个名字，象北大就是从前的“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其办学目的仍然是培养各级国家干部和幕僚，相关毕业生不是进政府当公务员，就是去银行搞金融，总之都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研究的是国家大事，绝不会两手机油地钻在厂房里面卖苦力。在有市场、有需求的情况下，民国教育没有培养多少急需的理工人才，也没有形成自已的科技实力，各路大师们如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学问上都是高山仰止，平时经常写文章抒发感想，打仗时努力喊口号鼓舞人心，端的是百花齐放、卓尔不群。唯一的问题是，整个国家除了写文章，找不到一个实用的人，甚至连合格的刺刀都不敷分配！在几个月后即将到来的大战里，如狼似虎的侵略者没有比文章韵律，没有比吟诗做赋，甚至不比八卦太极，他们只比一样东西，就是赤祼祼的战斗力。而在这个问题上，名额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科生们都无能为力。

一面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一面是几十个大师们吟风弄月、考古论今，民国的前途实在是相当悲催。最悲催的是，不管蒋介石也好，汪精卫也好，都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案。有人做过统计，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饿死三百万至七百万人，整个民国时代累计饿死两亿以上，堪称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对这个吓人的数据，不少人是很有意见的，但他们都保持了沉默。因为给出数据的不是境外反华势力，不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而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