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在美國四面樹敵
仇視克林頓政府及民運代表人物

子夜，美國95號州際高速公路，一輛小車以超過100英里（160公里）的時速向南急駛。駕車的是以“保外就醫”為名定居美國的中國前政治犯魏京生。車是借來的。魏京生不停地看看後視鏡，對同車的其他人說，“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則，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蹤我。”

已經五十歲的魏京生每晚睡眠不過5小時，但煙是一根接一根、一盒接一盒地抽，不管品牌。

魏京生只用兩小時多一點的時間即從紐約開到華盛頓，一般人需要4小時，因為在他看來，追擊他的人可能潛伏在任何路口，而這些追擊者可能是曾將他關進條件殘酷的監獄18年的中國政府；可能是中國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柴玲、鮑戈、王希哲、王炳章、王軍濤、王若望等（魏京生稱他們為“瘋狗”，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特工）；可能是哥倫比亞大學，因為原先為他提供住房的哥倫比亞大學已在趕他離開校園（魏京生說“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可能是克林頓政府，儘管白宮曾在1997年歡迎他出獄，魏京生說，“他們現在希望我還是死了好”。

魏京生斷定，最近，他出了一系列交通事故，罪魁就是這些人。

魏京生的車風馳電掣，路邊的交通標誌一閃而過，上面的文字他多半看不懂。

1997年，魏京生出獄後來到美國時，台灣陸委會及美國國會的個別議員曾寄希望於他對北京當局的控訴有助於加強國際輿論譴責中國的人權狀況的聲浪。然而，時隔不久，他的狂妄和無知便使幾乎所有在他來到美國後見過面的人士都與他如同陌路。

由“中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弘達推薦給魏京生當助手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David Welker說，“人們覺得，魏京生已與整個世界對立。”

魏京生在中國並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作為北京動物園的電工及“文革”極端組織“聯動”的基層成員，其見識的淺薄和言談舉止的粗魯是可想而知的，何況他自1979年以來大部分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有鑑於此，現居美國的中國著名異議人士嚴家其、王若望、劉賓雁等曾一再勸告他抓緊時間補習初中文化課程，並多看些書籍，增長知識，以免對公眾發言時貽笑大方。然而他覺得這些忠告實際隱含對他的“羞辱”，心生惡念欲圖報復。

當有人問魏京生解決中國政治專制體制的辦法時，他會不假思索地說：“美國根本不應該與中國打交道，應當斷絕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關係。”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說，“我們曾告訴魏京生，‘這已不是爭論的問題’。但他對我們所說充耳不聞。魏京生已不太為人們重視，因為他的觀點已與政策問題不相干。 ”

從那以後，桀驁不馴的魏京生與朋友們的關係一個一個地鬧僵，政治聯盟也一個接一個地失敗。他毫不掩飾地抱怨，除了幾名領取台灣情治機構津貼行事的人士尚能與他“合作”之外，海外民運的著名人物幾乎都將他逐之門外。更令白宮氣憤的是，魏京生出於強烈的妒忌心竟當眾誹謗聲望遠蓋過他的中國民主黨的創建者徐文立、王有才。與他有相似經歷的另一名中國前政治犯王希哲，為此向紐約法院以誹謗罪起訴他。

在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給魏的公寓裡，地上散滿了書籍（大多是用他看不懂的語言出版的，放在房間裡僅作為裝飾），煙灰缸中的煙蒂、煙灰越堆越高。魏京生在那裡一遍遍向來訪的記者解釋，為什麼那些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是他的敵人。魏京生說，“對我最大的批評是為什麼我不聽從別人的意見。當我是對的時，我為什麼要聽他們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這種特性。”

魏京生說，“我當克林頓是我的敵人，克林頓也把我當他的敵人。當然，他不便直接說，但他指使別人叫我閉嘴。在中國，他們簡簡單單地將你關進監獄；在美國，他們總有其他辦法控制你。”當美國報刊拒絕發表他的文章、政治人物不願見他時，魏京生相信，他們都是聽命於克林頓----一個支持同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人。

美國國務院官員說，克林頓政府並沒有把魏京生當敵人。至於魏京生說，美國政府希望他還是死了好，國務院官員說，“他當然有權隨他說，但設計交通事故不是美國政府的行事辦法。”

光著腳，穿著T-恤的魏京生，從褲袋裡掏出一個形同馬桶的打火機，出示給記者看，說：“中國製造，”接着他便打開話匣子，重複那些至少已被他說過好幾百遍的話：“人們問我是否恨鄧小平，我說，‘不，恨他幹嗎呀？我恨的是那些被中國政府折磨卻還替中國政府作幫閒的人。’”在場的人都明白他所指的是謝萬軍和王丹，因為他們都支持白宮決定實現美中貿易關係正常化。

1999年1月8日，在美國國會的一次情況簡報會議中，他與中國流亡民運人士王希哲、薛明德等推推搡搡，高聲叫罵，並指王希哲為間諜，結果王希哲憤然以誹謗罪將他告上法院。同年5月，在布魯金斯研究所組織的天安門事件10周年研討會上，魏京生再度讓滿屋子的中國問題學者目瞪口呆----他大喊：“華盛頓是天安門鎮壓中的同謀”。魏京生說，“雖然沒有不容置疑的辦法證明天安門事件完全是美國政府的責任，但我們可以以此透視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態度。”

魏京生幾乎與所有中國流亡政治異議人士鬧翻，甚至成為永久的敵人。劉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中的老友，如今受僱於美國“亞洲人權觀察”組織，他告訴記者，現在他們“已沒有任何關係。”

1998年，加州大學大伯克利分校邀請魏京生前往該校完成獄中回憶錄。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煙，然而愛煙愈命的他卻房間裡弄得煙霧騰騰，經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報器大作。6個月後，他被攆了出來，其時他的回憶錄尚未完成。

哥倫比亞大學給他免費提供住房和醫療保健，還為他妹妹魏玲提供英語輔導，但該校最近已要求他在明年6月之前 搬走。“人權觀察”組織的創立者Robert Bernstein說，“魏京生在哥倫比亞大學什麼也沒幹，我們不能永遠資助他。”

接受台灣陸委會津貼的魏京生現在花大量時間在中國問題上遊說那裡的政治人物，呼籲美國支持台獨和藏獨，但他的個人見解往往與政治現實間的存在巨大反差，而他絲毫不在意這些。當穿著寬鬆的藍短褲、皮涼鞋，拿著香煙的魏京生姍姍來遲地走進會場時，人們多半都不願搭理他。

前不久，在馬里蘭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與那些看不見的敵人交手----他在那裡使用信用卡購買一寬屏幕彩色電視機被拒。魏京生說，“他們又在跟我搗鬼。”他斷定，中國的特工曾在他的信用卡上作手腳。

目前的孤立處境沒有讓魏京生倍感煩惱。不過他仍試圖說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話來引起周圍人們的注意，同時安慰自己，比如，他會說：當中國共產黨政權崩潰，他當選總統時，歷史將證明他魏京生是對的。魏京生的結束語通常是：“大多數人不同意我，但最終他們將發現我是對的。我的主張是在監獄中的漫長歲月中思考出來的，永遠不會改變。”

（譯自2000年11月15日《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