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内讧 “独立中文笔会”在美国法庭遭起诉

● 诉诸法律 让对手付代价

2007年12月3日，美国纽约皇后区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国政治异议团体侵权案，顿时引起各界关注。被告方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缩写NED）资助的“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简称“独立笔会”ICPC），原告方是“独立笔会”的会员高寒。此案令洋法官们殊感诧异，正因为侵犯人权、侵犯言论自由的指控落在以争取民主自由为旗号的民运人士们身上。

起诉人高寒认为，他因批评“独立笔会”领导层“黑箱作业”、“财务违规”、“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党同伐异”以及制度问题而遭到开除，这样的事实令人无法接受，必须诉诸法律。他说：此案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在民主社会里效法共产党打击异己而制造的又一宗“胡风案”和“王实味案”，而两者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伪自由主义的宗派小集团目前还没有掌握国家机器”。高寒表示，他“将竭尽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舆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来捍卫自己受到侵害的权利，并让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应的代价。”

高寒在《“开除高寒案”系列讨论开篇词》中透露，在他被“独立笔会”开除之后，笔会当权派刘晓波、余杰、杜导斌、张裕等“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悦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笔会内“制造某种人人自危的猜疑气氛，严禁‘泄密’、大抓‘线人’，生怕其党同伐异勾当为外界所知。”据悉，郭罗基、刘刚等会员分别发表文章，对会长刘晓波及理事会提出批评，却遭到杜导斌、刘路等人的围攻，而盛雪、郭庆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罗基，秘书长张裕则在笔会的网站上一遍又一遍张贴处理高寒的决定，以示警告。随着高寒状告笔会民事侵权案的发展，笔会纷争将趋白日化。

香港笔会现任会长、著名画家徐悲鸿之子徐伯阳通过一封致《前哨》主编刘达文的公开信发出呼吁：“独立笔会”负责人应“详细阅读自由世界的法律规章”，“勿以专制独裁者的狭隘心态来公器私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信中他愤慨地说：倘若已故会长刘宾雁泉下有知，见到今日笔会当权者（刘晓波、郑义等）恣意打击异己人士，“把一个主旨为争民主争写作自由的作家联谊团体变成腥风血雨的杀戮战场”，“降格为无理取闹、党同伐异的联动红卫兵式的批斗会场，他一定会痛哭流涕。”

● 有你无我 白宫门外吵翻天

“独立中文笔会”内部的利益纠纷盘根错节，冲突频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称“排郭门”）最具争议性，是此后“余、王罢免案”、“拿下高、郭”风波（亦称“删名门”）、“开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内斗的导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 事件的负面影响仍在发酵，白宫人员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何美国官方的高调支持，却反而给“独立笔会”带来了一场灾难？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发布一则新闻《郭飞雄发表公开信，指王怡和余杰阻止他与布什会面》。消息传开，立即在海外“民运”圈内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以总统接见“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的方式，来支持中国反对派的“维权运动”，而结果却导致“维权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们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争执。郭飞雄表示，余杰和王怡为了将他排斥于白宫的访客之列，暗中以“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作要挟，迫使联络人傅希秋作出让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则说：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会谈，而郭飞雄不是基督徒。这种解释对于群情激愤的“民运”们、“维权”们都缺乏说服力，一时间 “阴谋”之说甚嚣尘上。

互联网上关于“余、王排郭”事件的评论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维专栏作家”冼岩的一篇《余杰、王怡不让郭飞雄见布什的真正原因》较有代表性。文章说：“王怡的公开讲法是：不愿以会面形式与郭飞雄捆绑在一起——其实哪里有什么‘捆绑’，一同见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实原因是担心郭飞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见从此将更‘不可制’。”文章指出：“眼见就要与布什见面，经此仪式后，半路杀出的郭飞雄将具有某种‘正统’地位；相对而言，余、王将不再具有任何正统优势。于是余、王果敢出手，在关键时刻将郭飞雄踢出局，将这种危险趋势‘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公然排斥异己的专制主义心态、阴谋主义‘权谋’当然不能宣之于口，只能操之于手。于是，余、王只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这块布的破绽实在太多，无法自圆其说，引来舆论不论左右的一片声讨。”

海外舆论对中国“自由斗士”们在白宫门外的丑恶表演的批评声浪，对“独立笔会”造成冲击。2006年7月15日，刘水、还学文、郭罗基、刘逸明、盛雪、伍凡、朱学渊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罢免案”，要求撤销余杰、王怡的副会长、副秘书长职务。不过，这项提案遭到会长刘晓波及杜导斌等人坚决抵制和反击。笔会内外风急雨骤，混战各方只看派性不问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纲上线，进而互揪“特务”。

● 删名有过结 争名没商量

2006年10月，两个不同版本的《请像关注当年南非人权那样关注今日中国人权----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的公开信》相继发表，又开启了另一场争执。两封公开信内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却是两批人。谁抄袭了谁呢？“独立笔会”顿时炸开了锅。高寒指出，他撰写此文的目的是请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维权人士”高智晟、郭飞熊等，故以“高智晟、郭飞熊法律后援团”名义发出，然而，胡平、刘晓波却擅自在公开信中删除了高智晟、郭飞熊等人的名字，并抢先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高寒将原稿发表于互联网上，让公众评判是非。

“刘晓波也抄袭，把高寒写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拿去发表了！”

这一说法越传越广，网上骂声不绝，笔会当权派们终于坐不住了。胡平认为，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无事生非、小题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讥道：“茉莉总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以为这个写家如云的‘他们’里头没人写得出高寒底稿那种水平，所以不厚着脸皮抄袭不行吧。”接着他又说：“问题在于，高寒、茉莉有这种感觉。他们以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死皮赖脸地要盗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经典，以至于我们不知羞耻地要抄袭。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想，不过他们至少应该知道我们并不这样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连发表了数万字“驳胡平”、“驳胡平、吴仁华”的系列文章，进行还击。他指出：“刘晓波的问题，主要是党同伐异，且是不讲人道伦理的党同伐异。因为与被救援对象有意见分歧，就连人道救援的底线也不要了：要么‘拿下高、郭’，要么拒绝签名。”高寒说：“为了那点狭隘的帮派利益，践踏起码的工作伦理、程序伦理几成家常便饭，互相为一个、甚至一连串谎话作证竟成天经地义。试问，这样的群体，有何战斗力？这样群体，怎能不轻易被搞定？”“这种在项目出台的最后关头，突然改变既定运作方案，强力另搞一套，终成定局的事件，在民运史上竟屡屡出现。而每一次事件背后都涉及同一股势力：民运既得利益贵族集团。”

最后，“民运元老”王军涛硬着头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虚无”立场来调停，更令众人瞠目结舌。王军涛说：“看着那些放着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顾，却顽强地试图在真相之下寻找和力图证实想象的真相的人们，看着他们那满头大汗和涨红的脸庞，我开始怀疑，历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坏人出于坏水才折磨人的？”他反问各方：“正义感和自尊心真的那么重要吗？说到底，正义感也不过是一种情绪；其遵守的心理客观规律与爱情和贪婪等心理现象差不多。”

● 挥棒收拾你 还要你道歉

既然撕破了脸，那就索性彻底摊牌。2006年7月，“独立笔会”内部论坛抛出署名“芦笛”的文章《敦请“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立即开除害群之马、文盲“作家”高寒》。文章揭露：高寒“企图以此发动群众，制造舆论，掀起网上暴民运动，制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国内外具有巨大影响的笔会负责人，由他这个文盲白丁取而代之，从此将笔会化为他的个人政治资本与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高寒分析认为，这是杜导斌等人“打响了以‘开除高寒案’来反制‘余、王罢免案’的第一枪”。

2007年7月，杜导斌、李建强、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会长刘晓波递交《关于请求笔会理事会审议处理高寒先生严重违反章程行为的提议》。理事会当即作出决定：高寒的会员资格将于9月3日终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须向秘书长陈迈平，向杜导斌、李建强、武宜三、廖亦武等提案人，以及向全体会员进行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侮辱、诽谤、捏造或故意传播谎言’和‘严重损害笔会声誉’违反本会章程的行为”。

高寒的“罪状”包括：在笔会领导换届选举期间，污蔑秘书长陈迈平“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在“余、王排郭”风波中，污蔑会长刘晓波和理事会“参与了余、王二人在美国行为的决策”，并断定笔会“对余、王访美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宣传活动”； 擅自公布所谓“民主中国临时过渡政府各省市政权和平交接委员会接收成员”，使名单中的“独立笔会”国内会员处于危险境地，并导致许万平、杨天水被判刑。

针对上述指控，高寒发表《“开除高寒案”系列讨论》，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仅仅是因为批评了笔会领导层。他说：“尽管刘晓波、余杰帮派集团目前离掌权还有十万八千里，却也亦步亦趋地象中共那样抡起可任意解释的‘泄密’大棒打人了：连本人公布自己对辩护权遭剥夺的抗议信，居然也成了‘泄密罪’。”高寒质问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号称独立于专制体制的中国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团体，其内部却容不得批评和争论？为什么有人动辄就将会员对笔会个别领导人的批评等同于‘攻击笔会’和‘损害笔会’？”

● 贫富不均 纷争之源

“独立中文笔会”创建于2000年至2001年间。起初没有经费，大家都还相安无事，但自从获得美国NED巨款资助后，内部的明争暗斗层出不穷。随着各种经费源源不断而来，笔会领导层高度防范内部人士“泄密”。据高寒披露，曾担任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的茉莉，就因为批评秘书长陈迈平隐瞒捐款来源而受到压力，愤而辞去了理事和会员。此外，现居深圳的笔会“狱委协调人”赵达功也说：“每年从我这里就划走几十万人民币援救狱中作家家属，NED给笔会的钱根本就没有这一项，这都是笔会争取来的。”由此可见，“独立笔会”并非如其财务报告中所称的“基本依赖单一资金来源”。除了美国NED之外，还有其它机构秘密资助，而这正是笔会领导层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独立笔会”又因“秘书长张裕涉嫌选举作票”再起冲突，郭罗基为此发表《化解危机，挽救笔会》，主张：一、张裕停职；二、设立监察小组；三、请美国NED派观察员介入调查。这些建议虽获46人赞同和附议，却遭会长郑义封杀。另外，郭罗基等14人联署的《对续任理事余杰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会员大会议程。这时，高寒发表《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与履新的笔会“会长”郑义老兄谈谈心》，矛头指向笔会当权派的“利益瓜葛”问题。

高寒藉文章向郑义说：“当你还一直站在各种各样的有资源同仁圈子之外时，我们是‘志同道合’的；而当你有可能参与染指某项资源了，你就不得不与铁哥们高寒分道扬镳了。”“据说，你现正与余杰忙不迭地筹划着在华盛顿DC开一个笔会办公室，为此还向NED申请到了5万美金预算。看来此时此刻下决心搞掉内部的“刺头”，剩下的会员不满，就都好对付了。”他还提到，郑义曾经告诉他：“许多人都不满某理事一人就领薪1万5千美金。”高寒指出，“仗着掌管着NED给的钱，伴随着津贴、补助、获奖、出访、出书、稿费、开会等等而来的，是会员们对这一切越来越没有了发言权。”

郭罗基读罢深有感佩，撰文说：“高寒是一个愿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干民运’，而不是考虑如何挣钱、如何吃民运饭。我到他家里去看过，在美国，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破烂的家。听说笔会的某些负责人在国内日子过得很‘滋润’，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国还有如此贫困的高寒。”

● “义工”图利 坐地分赃

刘晓波立即以《关于笔会的反对派——反驳郭罗基为高寒的辩护》作回应。他表示，郭罗基影射其在国内日子过得很“滋润”不尽公道，因为他一直处于警察的监控之中，拿不到出国护照，并随时可能再次被捕。他说：“可能，我的物质生活不像高寒那样贫困，但那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当会长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过穷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并不认为他如此贫困是由于一心干民运造成的。”刘晓波表示：“笔会是个义工团体，领导层与会员之间没有利益瓜葛，所以，谁也操控不了谁。”

刘晓波的上述说法遭到“自由圣火”网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的驳斥。文章指出：刘晓波虽不直接从“独立笔会”拿钱，却凭担任会长之故“捞到了一个在笔会之外的闲职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国内，坐享每年几万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披露：刘晓波目前掌握的网刊《民主中国》，获美国民主基金会每年拨款十三万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费，其余由刘晓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文章嘲讽道：“无论国安警察如何监控，也没有阻止刘晓波拿着大把国外美元，在中国国内过滋润日子，也没有阻止余杰出入国门周游世界，轻松自由如同赶集。”（笔会中刘晓波的铁杆支持者綦彦臣、余杰、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国”网刊的“专栏作家”。）最后，文章说：我们“并不在意刘晓波所享受的特殊经济待遇。问题在于，刘晓波这两年利用优厚待遇干了多少拉帮结派，欺负弱者的坏事？”

徐伯阳也撰文指出：国际笔会会章与香港社团通则都严禁社团理事会成员受薪，大凡正副会长、理事、司库、秘书都是义务职，然今日“独立笔会”已沦为一个“坐地分赃的黑社会集团”----它制度不健全，监察功能实质瘫痪，而且理事会集体违章。文章说：美国NED每年给“独立笔会”十几万美元，“这笔巨款大多数都被掌权的几个坏头头私分了，真正用于促进创作自由的钱，微乎其微。”徐伯阳透露，这几年已有黄翔、蒋品超、高寒、莫莉花、郭庆海、任不寐、萧雪慧、张嘉谚、周玉樵等多人因揭发账目不清等黑幕而被开除或排挤出会，而唯一的一位监事员余世存因得不到头头们尊重，长期不出席理事会。徐伯阳说：“这个不民主又不独立的团体早已沦为专制独裁者的‘东厂’和‘西厂’。”

● 财务拒公开 假账名堂多

高寒揭露：“独立笔会”获得美国NED资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变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笔会2004年上报给美国NED的决算中，其中“归还”给陈迈平、贝岭、张裕等的差旅费“私人债务”逾5000美元，而在帐面上却是以与实际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该年度之虚假“工资”科目呈现的。他指出，只要那份决算报表没有明确地写上：“归还2003年会员债务”这一科目；只要提交给上次会员大会的那份笔会财务报告中所谓“后来分别由秘书长万之领取 2000 美元以抵销2003年出席墨西哥国际笔会大会路费，前任执行主任贝岭领取1350美元以抵销参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国际笔会大会路费...张裕领取1159美元以抵销参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代表大会路费”之款项，在该决算中是以“工资”来支取的，那么“巧立名目”的批评就成立。

“为何你偏偏不直接、不名正言顺地领工资拿钱，却偏要用这种绕弯子且财务违规的方式来拿钱？这不是很反常理吗？”高寒说：“正是从这种不走捷径反绕弯路的‘反常’支款行为中，正是从笔会会长、副会长、财务秘书、两任秘书长均众口一词为此‘反常’财务行为的站台背书中，让本人看到了我们中国人中作为潜规则所畅通无阻着的某些个猫腻，看到了我们笔会财务透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罗基在《独立中文笔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透露：“由于高寒本人的上诉权被剥夺，我和刘国凯、余樟法、樊百华、刘水、贝岭于九月十三日向笔会第三次会员大会提出议案，讨论和审查‘高寒诽谤案’以及理事会的相关决议。九月二十九日，理事会作出决定，拒绝立案。这个决定的文本，看起来很像秘书长张裕的杰作。”他指出：“‘高寒诽谤案’所涉及的，是笔会向美国民主基金会报的账与笔会内部的财务报告不符。美国的财务制度是很严格的，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高寒若是向美国民主基金会举报，弄不好就会断了笔会的财源。”

● 民运有帮规 顺服成大佬

郭罗基的这番话震撼了“独立笔会”，于是，刚上任的会长郑义不得不出面作出回应。他无奈地解释道：“在如此头绪纷杂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出来这么一位朋友违反章程并缠讼到底，且激起公愤，理事会如何能视若无睹，而不秉公执法？如果理事会姑息高寒，那么联署提案者又该作何感想？如果联署者们也像高寒那样寸步不让，理事会又作何区处？因此，我认为开除高寒，不过是‘避祸’之举，防止组织受到更大伤害。”郑义表示：“笔会统共只有200号人没有一条枪，控制不了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被开除者不仅没有恐惧和经济、政治损失，甚至还可以不断声讨，或者进而自己成立一个足球协会，可以手足并用。”“笔会开除高寒，并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产党不能退出，笔会可以自由退出。”

笔会会长带有挖苦意味的解释，对高寒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他愤然反问：“‘自由表达’还是不是笔会所认同的核心价值？”高寒指出：“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极右分子们的一元化思维，与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极左分子们的一元化思维，其实并没什么两样，他们的灵魂深处其实是习习相通的。因此，极右分子搞一言堂较之极左分子搞一言堂，丝毫也不逊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笔会已经逼退了众多批评者，其中有黄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蒋品超、傅正明、萧学慧等；照这样清除异己的势头，至少还有四、五人也面临“泄密”、“诽谤”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党同伐异之陋习不只存在于“独立笔会”，连整个海外“民运”圈也都是帮派伦理猖獗，“冲锋陷阵遭围殴，顺服无害成大佬”，以至终于酿成“排郭门”和“落井下石”这样残酷的背后捅刀子事件。高寒说：“在一个帮规高于一切的小圈子里，是没有真相可言的，是没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辩论中警告刘晓波、胡平等：“对于一个这次铁了心要扫荡积弊甚深之旧民运黑幕而追求新民运伦理的人来说，你们的那套‘公布证据是泄密，没有证据是无理’的玩意儿又岂能难得倒我？”高寒进一步指出：“笔会作为在美国注册的社团，其法人代表是谁，也至今神秘兮兮地处于‘地下’状态。如此，便是既拿会员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庄重在开玩笑，又让整个笔会组织潜藏着随时可发生的法律危机。”

● 制度成摆设 权力更傲慢

出了这么多的事，“独立笔会”的制度上有问题吗？----许多人都提过这样的问题。

制度作为一件装饰品是有的，但对于“独立笔会”当权派实际并无约束力，因而，争夺权力的重要性就远远大于完善制度。2005年12月，盛雪高票当选副会长才几天，在没有违反笔会章程的情况下，就被刘晓波、余杰、蔡楚、孟浪等人以“劝说”方式逼迫辞职，而理由仅仅是“她不够资格”。由于这种“事后资格审查”，不是以任何新发现的资料，而是以候选人早已公开的身份为据，因而引起各方批评。然而，当会员们为盛雪鸣不平之际，她本人却保持沉默，以“风度”保护了黑幕。当时，正在为一项旨在推动财务公开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号的高寒说：“我的抗争余音未了，盛雪就第一个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虽曾得到许多会员赞同，然而，会长刘晓波以及一些大会工作人员却“违反行政中立”，中止大会正常进程，纷纷给提案人打电话，动员他们撤案。于是郑义撤了，王丹、陈破空等也跟着撤了。高寒感叹道：“反正这圈中也时兴‘跟人不跟线’。” 高寒向郑义“掏心窝子”说：“很明显，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在作祟。因为，玩真格的‘公开性’和‘竞争性’，就都有可能要触动到有些人那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预期利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难，不就难在这‘屁股-脑袋’定律吗？中国的一帮‘自由主义精英’实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与从欧洲远道而来的“独立笔会”秘书长张裕在纽约法庭上狭路相逢。穷困潦倒的高寒请不起律师和翻译，而他的对手却财大气粗，不惜耗费每小时数百美元的律师费，以及旷日持久的跨国旅行，来打一场官司。高寒只能抗争，别无选择，因为被告方已拒绝和解。他要向美国法官控诉：“独立笔会”压制内部言论自由，践踏国际笔会宪章，已成为“一个党同伐异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那么，这项诉讼究竟有多大意义呢？高寒告诉记者：“这是中国第一个针对那常以‘维权’为诉求的团体依法维护其成员权利的案件。‘维权者’侵权；向‘维权者’维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林晓生
2008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