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情只要跟‘民运分子’沾上关系，就说不清楚了。”一位华侨深有感触地说。他告诫周围人，尤其是女性，尽量不要与海外的“民运分子”打交道，以免有理说不清，吃哑巴亏。

“民运分子”借钱不还，不履行合约，或者强暴你（或奸污你的妻女）……总之，一旦发生什么纠葛，你都声张不得，否则，他们会抨击你“破坏民主事业”，故意“帮共产党的忙”。他们甚至会向移民局、联邦调查局写密函，诬称你是“中共特务”，要求取消你的居留、工作、上学、开业或入籍的申请资格，查封你的银行存款，监视你的行踪，窃听你的电话，并尽早遣送回国。这绝非危言耸听！

以轰动一时的倪育贤案为例，华人同胞当引以为诫。

年逾花甲的“海外民运工作会议”主持人之一、“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因为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纽约警察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引起社会公愤。然而，倪育贤却抛出所谓的“阴谋论”，欲将自己的刑事案件作“政治化”处理，来转移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伺机对受害人和举报者进行抹黑和报复，其手段极其卑劣。

倪育贤在接受“多维新闻社”记者吕贤修的采访时，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诬陷”的，并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幕后有黑手”。至于背后的“黑手”是谁？他则强调说是“共产党的同谋”。（详见《多维时报》2005年9月30日《涉嫌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 倪育贤：我是被诬陷的》）

倪育贤在接受《明报》驻纽约记者的采访时，却又声称自己因领导“独立民运”，不耻于台独势力的“贵族民运”为伍，所以受到多方压制。接着又吹嘘自己“为民主事业奋斗四十多年，多次面临失去生命自由的威胁。也因积极从事民运，被中共视为眼中钉。”（详见《明报》纽约版2005年9月30日《倪育贤：杨国君为钱乱咬》）

倪育贤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党的“眼中钉”吗？

七十年代末，倪育贤曾经因为在上海张贴过反对“四人帮”极左路线及发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大字报，以表达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而被当局关押在看守所里达数月，后来宣布“平反”。此外，他在中国没有参加过其他任何“民主运动”。1986年倪育贤移民到美国定居，获“政治庇护”。1989年他参加王炳章、林樵清等人组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不久便在党内搞分裂破坏活动，退党后又另行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自任“主席”，被人讥笑为“一人党”。倪育贤利用海外华人对于“六四事件”的同情，抱着“募捐箱”四处骗钱，并将十多万美元捐款盗为己有，偷偷在纽约长岛购置豪宅。事件被《世界日报》曝光后舆论哗然，从此海外华人不再向“民运分子”捐款。此后，倪育贤热衷于在“民运”内部挑动内斗，诋毁众多“民运领袖”。为了讨好台湾李登辉当局，他还大肆鼓吹“两国论”，叫嚣要破除“一个中国”的神话。

倪育贤在美国没有正当职业，从来不打工，台湾情报机关拨发的“活动津贴”是他固定的收入来源。此外，他还把一些偷渡者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为他们出具申请“政治庇护”的证明材料，以此索取五千至八千美元的报酬。如果那些偷渡者请他到移民法庭作证，每次需付给他五百至一千美元。倪育贤经常把他的那些“政治庇护”客户带到“海外民运”的集会中，安排发言和拍照，作为向移民法庭提供的备案材料，每次收取客户三百至五百美元。此外，嫖娼是倪育贤的一大嗜好。虽然他已有妻室，却嫌妻子长相差，不愿与之同床，结婚至今未有儿女。他与薛伟的姘妇张菁一向关系暧昧，并与魏泉宝的妻子金雪珍通奸。

如此看来，倪育贤是一个品行恶劣、寡廉鲜耻、信口雌黄的小人，十足的社会渣滓。在任何国家里，这种人都该呆在监狱里，以免危害社会。他们丑恶的政治表演，实际上已成为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两名遭受倪育贤性侵犯的华裔少女的父亲杨国君，原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客户之一，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杨国君向《明报》指出，倪育贤是个“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据悉，杨国君与倪育贤交往五年来，被骗钱财逾三万美元，最后连自己的两个未成年女儿也被倪育贤糟蹋了，所以他决定诉诸公堂，将这头色狼绳之以法。

许多海外华人偷渡或移居国外之后，困于无法获得当地的合法居留身份，无奈之下只好改寻“政治庇护”途径，结果不慎落入一些“民运分子”设下的骗局和陷阱之中，有的人象杨国君那样，落得人财两空。据悉，有些非法滞留外国的华裔女子为了获得“政治庇护”待遇，而不幸被“民运分子”奸污。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女性保险经纪人透露，她就曾遭遇这样可拍的经历，在为“民运分子”当打字员期间遭到性侵犯。她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报案，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被移民局遣送回国，而且，‘民运分子’还会反过来诬蔑我是‘中共特务’。现在我总算熬出头了，自从有了‘政治庇护’身份，我便完全摆脱了他们，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和丈夫、女儿愉快地生活。”她还算幸运的。

“民运分子”经常会向你吹嘘自己如何了不得，是什么“主席”、“会长”、“社长”、“未来中国领袖”等等，其实这些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全都是假的，一文不值，经不起刨根问底。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是。“领袖”没有随从，还“领袖”个屁。他们不上学、不考试、也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光写一些谩骂中国的短文，而且都是抄来抄去，也算“博士”、“访问学者”、“研究员”？如果台湾不花钱，他们靠什么活？凭什么混？有谁听他们、信他们？他们年年都说中国“三年后大乱”、“五年后崩溃”，可是，“三年”、“五年”早过了，咋不见中国垮台完蛋，反而越来越强大？

有些“民运分子”实际上过去在中国跟政治沾不上边，坐牢是因为刑事犯罪。比如，《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以前因为犯强奸罪，在四川判刑十年；“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曾经因为猥亵女生、盗窃、偷渡，两次被收容劳动教养，后“留场就业”。他们出国后却都谎称自己因为“反共”，被打成“反革命”，摇身一变给台湾当间谍，忽然又成了“民运分子”了。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女性同胞，是多么的危险！多么可怕！

其实，通过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由“民运分子”出具“证明材料”，而获得“政治庇护”的成功机率如今已经非常小，移民局官员对爱说谎的“民运分子”都十分厌烦。相反，那些因违反“一胎化”政策或因参加“家庭教会”及法轮功的申请人，现在更容易获得“政治庇护”。倘若当初杨国君以“计划生育”受害者身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而不去找倪育贤“帮忙”，或许早就拿到绿卡了，而且也不会使自己的两个女儿白白被“民运分子”奸污糟蹋了。

何永馀
Oct.5,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