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 ---- 一个用毕生精力抓特务最后精神分裂的人

赖怡忠：大陆“民运分子”的内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有时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击的黑函满天飞，总是千方百计封杀对方的“资源”，并把对方诬蔑成“中共特务”。

游盈隆：你说得一点不错。在他们当中，好像已经没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为“特务”的，即使那些在中国坐牢时间很长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幸免。“中共特务”就是敌人，就得置于死地，就得进行残酷斗争。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颇耐人寻味。

赖怡忠：王丹告诉我，有个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成“中共特务”，还说“特务”在各个组织里都是头面人物，正在“领导民运”和“控制民运”。

游盈隆：我也听说了。所以，我们不能让“民运分子”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否则他们就会来台湾闹。这些中国人很难缠，不光是要钱，还要搞事。林樵清对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认为徐水良是被刘青、薛伟利用来专门攻击其他派系的。“海外民运”实在太复杂了。

赖怡忠：徐水良诽谤“民运大佬”有时候不顾场合，听说他在抗议李鹏访美的集会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会上，也喋喋不休地说张三李四是“特务”，结果被鲍戈打耳光。

游盈隆：美国那边的《世界日报》对徐水良没有兴趣，徐水良就说《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这个人很想出名，还自称“民运理论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报》除了报道过徐水良移民去美国的消息，此后就再也没有专门关于他的新闻了。

赖怡忠：“民运分子”个个都自以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责《世界日报》排斥他，却故意捧鲍戈，说它“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贬谁，谁就是真朋友。”

游盈隆：《世界日报》是大报，被它用第一版来报道过的“民运分子”其实没几个，主要取决于新闻的轰动程度。鲍戈曾好几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绝食抗议日本天皇访华，还有他联络54人发起修宪运动，1997年他劳教释放，以及江泽民访美时他获准到美国，等等。

赖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周刊》还专门刊登了介绍鲍戈的长篇文章。其实，这谈不上捧谁贬谁。凡是主流媒体的热点新闻，都有可能成为《世界日报》的头版要闻。

游盈隆：鲍戈到美国时，纽约“民运分子”没有通知记者，刘青和吴弘达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国记者涌进肯尼迪机场等候。飞机航班及到达时间是路透社披露的。鲍戈启程前，法新社和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因为要采访他，而在上海遭拘留，这样事情便搞大了。

赖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运分子”出名，大多离不开海外的组织为其呼吁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说的“捧”，比如魏京生、刘念春、杨建利、李少民等。不过鲍戈是例外。

游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们去美国时，《世界日报》就没用第一版位置发消息，《世界周刊》也未报道，主要是新闻性不够强。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们也要骂《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赖怡忠：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国，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机会出名。仅仅热衷于在海外参加一些会议，争个“主席”什么的，成不了大新闻。

游盈隆：不过，那还得看海外的组织是否肯为他推波助澜地进行造势。彭明、张林被抓、被判刑，就没成头版新闻。想必徐水良要绝望了。据说现在他不断诽谤王炳章、鲍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宁，靠这样来宣泄心中的不平，打发每天的时光。

赖怡忠：当初王炳章、吴方城、唐柏桥、薛伟、刘青拉拢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却以为进了“核心层”。结果人家开会不通知他，不让他坐主席台，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记仇。

游盈隆：他没想到王炳章不让他成“正义党”核心，薛伟没让他进《北京之春》，刘青的“中国人权”拒他于门外，唐柏桥不许他碰“公民议政”，《大纪元时报》、“自由亚洲电台”都不请他当评论员，王丹的“宪政协进会”不要他，王军涛不让他参与《新闻自由导报》。

赖怡忠：还是林樵清说话一针见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没他的份”。人家搞活动时通知他来凑个数，或者引诱他去诽谤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钱的时候，却都背着他。

游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点自知之明，就不会以“民运理论家”、“主流民运”或者“民运核心层”而自诩了。被他称作“朋友”的，没有一个当他是“朋友”；被他诬为“特务”的，也没一个把他当“对手”，嫌他不够级别。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赖怡忠：民运里边一定有“共特”，但决非徐水良、陈破空、张菁、唐柏桥所诋毁的人。“特务”只会一味讨好他们，他要刺探情报，要搞离间，就得想方设法往各个组织里钻。

游盈隆：这是起码的常识。凡是民运搞活动，“特务”一定不肯轻易错过；凡是有新团体成立，“特务”一定会尽量参加。为了不让大家怀疑他的背景，“特务”总是要表演反共。他赞同台独，支持法轮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于让你把他当“自己人”看。

赖怡忠：对。相反，那些一贯坚持己见，不肯通融，对看不惯的人绝不交往，不参加立场相背的活动，不自吹反共，从不讨好这一派，转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会是“特务”。

游盈隆：鲍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认同民进党的政见，就一口拒绝访台，没有通融余地。记得那一次受邀来台参访的有谢万军、陈破空、石磊等。我们没有邀请徐水良，倒不是因为他写文章反对台独，那时候他是迎合洪哲胜、薛伟的。徐水良批台独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赖怡忠：谢万军当时告诉颜万进“鲍戈是反台独的”，但我们还是想请他来台湾了解民意，接触台湾政治人物，可是鲍戈很固执。他如果真是“特务”，岂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游盈隆：我们并不要求“民运分子”公开表态支持“一边一国”，没这个必要，只要他们能够与我们积极合作就行。过去我们对“民运组织”的资助实行“定额补助”，很容易产生弊端，现在改为“逐项审核”，这样就能使他们的活动更符合我们台湾政府的意图。

赖怡忠：我们支持他们，他们也得配合我们。总的来说，现在我们比较重视同年轻一辈的“民运分子”打交道，而对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较高，也并不寄予多大希望。

游盈隆：在台湾，年轻人当中支持民进党的比例一直高于支持国民党，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我们转向支持年轻一代的“民运分子”，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说白了，即便徐水良赞同台湾争取独立的主流民意，我们对他也没有兴趣，更何况这些年来徐水良等总是反复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