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民运“停尸房”里窥视的台湾间谍们
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台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在多伦多，在巴黎，在伦敦，以及在香港的一些公众场合，偶尔会碰到一些以“民运人士”头衔出没其中的神秘人物----他们除了叫喊反对中国大陆，其它一概向人们隐瞒，最怕被人问及真实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被台湾情报部门所雇用的职业间谍，而并非什么“民运人士”。某些“民运组织”（如“北京之春”等）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而已。
2002年9月，“北京之春”杂志社（简称“北春”）的经理薛伟在台北告诉《自由时报》记者，台湾“军情局”拨给“北春”的活动经费多达两亿元新台币，“北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的情报定额为250件。薛伟接受透过《自由时报》要挟台湾当局，扬言如果“军情局”停发经费，他将抖出更多的内幕来。这简直是造反。人们热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借此了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伟后来没有再抛材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国。这到底怎么了？实际上薛伟的要挟已经奏效，不久，王丹被“军情局”委任为“北春”的社长，大笔经费随即进了他们的秘密账户。
2004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报道，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关从其截获的台湾绝密文件中获知，台湾“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专案”、“文正专案”、“致广专案”、“志翔专案”、“二王专案”，网罗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分子充当台谍。报道还指出，早在1994年，台湾当局就已经控制了当时海外十七个民运团体。虽然丁渝洲、颜万进等台湾前情报头目失口否认，然而现任“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却向《联合报》指出，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海外民运分子挟怨报复，故意外泄报道所指的那些绝密文件。据他分析，泄密者正是薛伟。薛伟闻讯立刻四处喊冤，向《世界时报》表示自己不愿卷入台湾情报部门的内斗。
从上述的纷争之中，人们不难觉察“北春”的真实背景----它是台湾间谍网络的海外情报站。为了掩人耳目，“北春”以海外民运团体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报的同时，对民运人士实行监视、控制和利用。
“北春”经常在杂志上呼吁读者捐款，以制造它是靠读者的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实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拨款资助，www.ned.org网站对此并不讳言。“北春”从台湾方面所获得的巨额经费，则主要被用于与经营杂志毫无关系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薛伟等人经常出入欧洲、土耳其、印度、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等地的花费，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余名情报人员（他们分别与薛伟等人单线联络）的工资和津贴。至于“北春”主办各类“研讨会”和集会示威活动，以及安排民运分子赴台参访等方面的费用，则另行向台湾“陆委会”、“台湾民主基金会”、“国民党海工会”、“三民主义大同盟”、“汉藏协会”、“中华欧亚基金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侨委会”等机构进行专项审核报销。
薛伟何许人也？无人知其底细。其实，“薛伟”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所持证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也都是假的。有人在美国认出他曾经是四川一所监狱中服刑的强奸犯。他与台湾女子钟淑梅名义上是夫妻，而钟淑梅真正的丈夫却正是薛伟的老上司陈政三（原台湾情报官员）。从贵阳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妇张菁在生活中是薛伟的实际伴侣。张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沦，到旺角一带卖淫，自从搭识薛伟后萌生了移民美国的念头。两人在香港和台湾的酒店里同房奸宿，引来圈内人士非议。据知情人透露，张菁与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经常打架，但由于钟淑梅的干预而未离婚。钟淑梅有时候会无端生事，指责张菁与倪育贤（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案件的被告人）不轨，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伟夫妇的复杂关系，“北春”最大丑闻莫过于社长王丹在台湾与多名男性淫乱而被《TVBS周刊》爆料。王丹盛怒之下提出抗议，要求对方道歉。然而《TVBS周刊》在回复王丹的抗议信时特别指出：有关王丹的性倾向，决非仅仅根据“一位流亡诗人”的叙述和一些网络文章，而是有多位社会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确切的消息来源。有人为此在网上讥笑王丹“口风越紧，肛门越松”。王丹虽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却总回避人们询问他的“私人问题”，而结果却是他每到一处总引来人们异样的眼神，好多人交头接耳相传“王丹去台湾卖屁股”，还指着他的后背嘀咕不休。据说刘青和王丹吵架时，刘曾指着王的鼻梁骂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此外，人们对于王丹的美国的学历也都表示怀疑，认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湾花钱买的，实际一文不值。
至于“北春”向台湾提交的情报中主要涉及什么内容，据悉都是海外民运方面的。“北春”对于民运人士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及民运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向台湾提供意见。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比如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交往范围、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存款账号、生活隐私及嗜好等等，都会被“北春”写入琐碎的报告之中。或褒或贬，都直接影响着台湾主管人的看法。台湾方面根据这些情报来决定如何控制海外民运，设法增加某些民运人士的发言份量和活动范围，而对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进行“封杀”。
“北春”的政治立场是反华反共和分裂中国，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叫好，对每一时事的评论都与台湾“陆委会”的论调保持一致。《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与《大纪元时报》、“人民报”、“新生网”、“议报”、“博讯”、“多维”、“中国事务”、“中国观察”、“民主论坛”、“自由亚洲电台”、“中华评述”、“独立评论”、“希望之声电台”、“新唐人电视台”上的评论文章几乎雷同，有些只改动一下标题而已，由此可见，他们是随着一根指挥棒而表演单调乏味的大合唱的，难怪卖不出去。“北春”与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并建议达赖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国主张，此外还掌控着“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等组织。
“北春”社长王丹两年前跑到台湾宣布“海外民运彻底失败”，被认为是他所说的唯一实话。不过，无论王丹还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钱，而恰恰因为被台湾和美国的反华势力所豢养而彻底沦为走狗，从而遭到社会大众唾弃。胡安宁、徐水良、倪育贤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纷纷撰文说“民运已经死亡”，那么，对于海外民运来说谁是他们的“死神”呢？是中国政府吗？不是----他们无法在国外抓人和限制民运人士发言。这个“死神”就是台湾当局！正是他们让海外民运钻进了台独和反华的死胡同，并且对民运组织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使理性而独立的民运人士被清洗而完全消失。阴森森的“北春”就好比海外民运的“停尸房”，薛伟、王丹等人不时撩起白布，窥视民运的尸体，生怕它们还会动弹几下----僵硬了还敢反抗。
苏炜
Dec.26,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