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早期領導人相比較，毛澤東的政治見識政治主張政治歷練政治手腕政治魄力，他的對待大老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態度與方法，以及他的軍事才能都明顯不同，他的經歷個性也與其他人不同，毛澤東遠勝於其他領導人的綜合政治素質和卓越軍事才能使他具備能量逐步建立起絕對權威和不可撼動的領導地位。 
首先，從政治見識和主張上說毛澤東完全不同於其他領導人，從他早期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等一系列文章都能看出他對於當時中國社會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深刻觀察和理解。尤其是他很早就發現和指出農民將成為中國革命不可忽視的主要力量。海陸豐的彭拜是另一位對於農民力量有所認識並善於組織和利用農民運動的領導人，但彭拜死得早，出師未捷身先死，未能取得如毛澤東那樣大的聲勢和成功。在對待農民運動的問題上，陳獨秀和國民黨一樣，是很討厭並否定和壓制農民運動的，他們認為農民運動“糟得很”，是痞子運動；毛澤東卻專門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痞子運動”好得很，公然為“痞子運動”大唱讚歌。毛澤東後來建立中國工農紅軍，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搞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一脈相承都是早期農民運動的延續和發展。陳獨秀下台之後，中共決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對於如何武裝奪取政權，早期領袖與毛澤東的見識和主張是大相異趣的。瞿秋白李立三以及之後的王明博古等人對於中國農村和農民都是陌生的，他們並不懂得也不屑於如毛澤東那樣深入農村積極發動組織農民，他們看不到農民的力量，認為農民落後不能擔當革命大任，他們完全模仿照搬蘇聯經驗，要紅軍搞城市暴動，指望一蹴而就，很快奪取政權。從中國共產黨日後革命成功奪得政權的曲折過程看，毛澤東的見識和主張無疑是最實際最有成效的，如果以成功奪取政權為檢驗標準來衡量，毛澤東的政治見識和主張遠高於任何其他早期中共領導人。張國燾晚年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毛澤東這種思想，是否馬克思主義的旁門左道，此地暫不論及。但那時他的此項見解的重要性，是不容抹殺的”。張國燾的這個評價是中肯和符合實際的。 其次，毛澤東的政治經歷和歷練也與其他早期領袖截然不同。從陳獨秀到向忠發李立三王明，通常早期領袖都是坐在大城市中央機關里發號施令，遙控指揮基層做這個干那個。尤其是王明長期待在莫斯科共產國際里誇誇其談，對於中國國內情況許多時候是隔靴搔癢摸不到頭腦的。毛澤東卻是實際行動派，他長期深入基層，在第一線親力親為從事開展實際工作。毛澤東辦農講所，組織農會搞農運，領導長沙安源工運。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還曾任職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代理宣傳部長，為國民黨也做過很多實際工作，如湖南長沙的國民黨支部就是在他指導下設立的，之後更建立了國民黨湖南總支部，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成果也深得胡漢民汪精衛等國民黨元老的稱讚和欣賞。國共反目成仇後，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組織領導秋收起義，失敗後上井岡山收編袁文才王佐的農民武裝（中央領導視之為土匪武裝），與朱德陳毅所帥南昌起義失敗後的殘餘部隊匯合，成立工農紅軍第四軍，逐步建立起中共的江西中央紅色根據地。在土地革命長期武裝鬥爭中毛澤東不僅豐富了自己的政治鬥爭經驗，同時也逐步成長為一個極其卓越的軍事家和戰略家。與毛澤東相反，早期中共其他領袖沒有這樣的實際經歷和歷練。陳獨秀國共破裂後基本退出歷史舞台自不必說，向忠發李立三王明不曾去過根據地，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人是因為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已無立足之地後才被迫遷往江西紅色根據地的。到達根據地後，博古等人剝奪了毛澤東對於紅軍的領導權，繼續以中央權威發號施令，但博古等人年輕，他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受過比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訓練，但缺乏實際歷練，對中國社會缺乏實際了解，要他們如久經歷練的毛澤東那樣準確把握敵我形勢，制定正確對敵策略和戰術，明顯是勉為其難之事。日後招致重大挫折和失敗也是不奇怪的。 第三，毛澤東處理與共產國際關係的方法與其他領導人不同。他既不似陳獨秀那樣犟頭倔腦硬頂，也不像瞿秋白李立三委曲求全或王明博古惟命是從。毛澤東的方法簡而言之是陽奉陰違自行其是。當中共羽翼未滿之時，許多方面不得不聽命受制於共產國際斯大林意志，這種情況即使在毛澤東重返領導地位後也無改變。對於居高臨下的共產國際的意志和指示，如果不合己意則儘可能虛與委蛇應付其事，如果能利用則拉大旗扯虎皮，是毛澤東獨特的應對方法。斯大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視毛澤東為土包子，嘲笑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但毛澤東天高皇帝遠，我行我素全然不以為意，逐步制定出農村包圍城市等看似脫離馬列主義正宗卻被證明極為實用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在迫不得已情況之下會妥協服從斯大林意志，比如西安事變後他最初是要公審槍斃蔣介石的，遭到斯大林強力反對後，他一改態度，之後才全力推促和平解決。當中國共產黨羽翼豐滿之後，即使對於斯大林的意志，毛澤東也“我們不理睬他”了。49年國共決戰渡江前夕斯大林勸毛澤東與蔣介石劃江而治各統半壁江山，毛澤東完全不加理會，“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是最典型的例子。另外，從毛澤東在與張國燾鬥爭時利用張浩來自於共產國際的背景，“狐假虎威”迫使張國燾低頭等情形中，則可以看到毛澤東利用共產國際權威為自己所用的高明手段。 第四，毛澤東的政治鬥爭手段和鬥爭策略高人一籌。這使得他最終不僅贏得各次黨內鬥爭，最後也終於打敗了蔣介石。關於各次黨內鬥爭情況，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裡有非常詳盡的描述。從毛澤東被博古為首的中央剝奪權利，到之後在長征途中鼓動召開遵義會議使他重回領導核心的過程；從他一四方面軍匯合後與張國燾之間的激烈鬥爭過程；從他在王明回國後逐步將其孤立斗臭的過程，都顯示出毛澤東的鬥爭手段非比尋常，難怪高華認為他是謀略家（也有許多人說他是陰謀家），他的鬥爭謀略的確是其他領導人所不及的。有關他與博古張國燾王明鬥爭的若干情況，因為稍占篇幅，此處暫不展開，留待之後再說。 最後說說毛澤東的個性，他的個性里有幾個明顯特徵，不是平常人所具備的。首先是毛澤東性格強悍好鬥絕不認輸，具有極其強大的精神意志力。毛澤東的名言“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很好地詮釋了他的這種性格。他少年時有一回與他父親衝突，不認錯，父親要打他，他跑到河邊威脅他父親說，再逼近一步他就跳河，最後他的脾氣同樣倔強的父親只好與他各讓一步，讓他單膝下跪道歉了事。他日後回憶說那件事使他認識到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本美國人寫的《毛澤東傳》裡提到一件毛澤東年輕時的軼事，有一回他與張國燾兩人在船上遇到強盜搶劫，對方人多勢眾，張國燾要交出盤纏息事寧人，毛澤東卻不顧對方人多要與之交手，弄得張國燾十分緊張。毛澤東成為共產黨領袖後在激烈殘酷的對敵鬥爭中從不服輸，即便處於逆境甚至絕境，他的意志終不可摧，這與他青少年時期的性格一脈相承。但當然當他成長為一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領導人時，他已經充分鍛煉掌握具備了鬥爭策略和手段，不會如年輕時那樣僅憑一腔熱血意氣用事了。 另一個性格特徵是罕見的超強自信力。毛澤東的自信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人們幾乎找不到他喪失自信的時候。即使在他被剝奪了紅軍領導權，落難靠邊站，門可羅雀無人理睬時，他也從不曾懷疑自己，即便如在長征途中無論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命運還是他個人的前途命運都懸於一線時，他也依然對於未來充滿信心。早期在井岡山時即便如林彪那樣的紅軍骨幹軍事天才都會產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慮和動搖，毛澤東卻充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堅強自信。他的自信不是憑空而來的盲目自信，而是建立在他對於當時政治鬥爭形勢的洞察和理解之上的，沒有這種強大的自信他不可能不顧蘇維埃十月革命經驗自創一套農村包圍城市的獨特道路，毛澤東的自信傳播擴散影響他的同事和部下，形成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而他被驗證行之有效的鬥爭策略在接連取得勝利的基礎上樹立起了他不可動搖的領袖權威。 與強大的意志力和自信力相輔相成，毛澤東身上還有一種捨我其誰的霸氣。最能體現他這種霸氣的就是他的那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他的這種霸氣其實也是與生俱來的。他年輕時好友蕭三曾給他看過一本世界偉人傳，裡面有拿破崙等聞名世界的大英雄。蕭三回憶說毛澤東看完後對他說我們中國也會有這樣的大英雄，儼然有早晚自己就會成為那樣的偉人的感覺，給蕭三留下深刻印象。毛澤東早期詩作里的“到中流擊水”“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與日後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一樣，都能看出他的沖天豪氣和捨我其誰的霸氣，而這種霸氣不僅在共產黨的其他領袖身上看不到，即使是蔣介石身上也不具備的。 毛澤東性格里還有一些其他特徵，如語言生動性格詼諧幽默等，他的上述性格特徵為他增添了人格魅力，對於他成為最高領袖都具有正面的重要作用。但當然他性格里也有很多使人詬病的東西，比如記仇睚眥必報，比如專斷獨行，脾氣暴躁，比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等等，這些個東西對於身為領袖的毛澤東是有很大負面影響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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