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地委书记眼中的大跃进和大饥荒

    中国底层农民所了解的大饥荒，只是他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村庄以及附近的村庄在1960年前后所经历的苦难，只是他们所能见到的具体事实，所以他们了解的范围很小，认识得很肤浅。由于他们大多没有文化，再加上当局的信息封锁，使得他们不了解其它地方以及全国的灾情，更不了解上面各级领导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们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三年大饥荒。据报导，有人问老农民1960年为什么会饿死人？他们说不知道，只知道没有粮食吃，据说是因为苏联逼债。

    对于那些在省、地党政部门工作的中级干部来说，他们对大饥荒的了解和认识就比普通农民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他们不仅了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极左政策，也了解省、地、县领导的具体做法，还能够部分了解下层农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能够尊重历史，在晚年对大跃进和大饥荒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回忆，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几十年来，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共老干部，都对文革深恶痛绝，口诛笔伐，而对于三年大饥荒，大部分干部缄默不语，讳莫如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整全党的干部、折腾全国的老百姓，大家可以把责任推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而大饥荒是全党干部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坑害全国的老百姓，各级干部几乎人人有责，人人有罪，许多紧跟毛泽东的人（如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更是罪孽深重。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干部希望人们忘掉大饥荒，也忘掉他们应负的罪责。当然在中共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不少有良知的人，他们对毛泽东的疯狂举动心中不满，进行了消极抵制，因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晚年他们能够打破禁忌，勇敢地讲出历史真相，得到了人民的尊重。

    从下面几位中级干部的讲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它跟“自然灾害”没有一点关系，跟苏联更是没有半点关系，彻底戳穿了官方多年来散布的谎言。大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制度，就是不受约束的毛泽东的狂想症造成的恶果。

    下面转载的是从《炎黄春秋》杂志上节选的资料。这里顺便对前不久刚刚英勇就义的《炎黄春秋》杂志和它的培育者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老贫农   2016.12.9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来源: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作者:任彦芳 

 　　 访谈时间：2000年5月7日 。访谈对象：张申，81岁，1955年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74岁， 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高产量，报低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 ’!”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张申：

　　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郫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腌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 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腌女孩肉的小缸! …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括。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地区，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 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3800斤? 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委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报的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10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批斗，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遂平县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任务昨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召开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遂平县县委书记蔡中田：嵖蚜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到嵖岈山公社问陈炳寅书记，他也说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嵖岈山死人实情。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以及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陈正人问县里干部：嵖岈山公社死了多少人？回答说：一千多人。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统计结果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没有什么话可说。

（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