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有学者质疑《史记》中记载的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 理由是，读《道德经》颇能感受到作者愤愤然恶狠狠的戾气；而读《论语》通篇孔子语气庸和而气势宏大。 由此推断《道德经》的作者所处的时代当是战乱和潦倒，而应是战国，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春秋时代是周王朝末期多国联邦共和制的时代，国际交往和国际秩序还相当稳定，齐、晋称霸主盟，和其他大国共同维护国际秩序，比方说某个国家的国王被其儿子弑杀篡位，其合法性不但 不会被国际社会承认而且还会被“联合国”军队讨伐。 但到了战国时代就不同了，国际秩序大乱，国与国相互攻伐，国内父兄相弑，百姓能保住性命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所以作者有“强梁者不得其死”这样愤懑的呐喊，主张柔能克刚，女人、婴儿更强大，逆反社会常识的独特见解。 另一方面，在自然观察和定论上，《道德经》比庄子更缜密更深刻， 而庄子在孔子之后， 《道德经》若在庄子之前从逻辑上讲不通。 等等吧，这一主张钱穆先生在《庄老通辩》一书中有深入的分析探讨。

在春秋时代，国家之间处于竞争之中， 孔子提出的国际战略理论是内圣外王怀敌附远。这一点，在两千六百多年后的美国杜勒斯先生一定颇为同意。杜勒斯说，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和第三代上，果然，毛泽东人亡政熄，精英分子包括邓小平的儿子们纷纷赴美，清华北大交大复旦里的学子削尖脑袋打破脑袋要往西方跑的情景至今记忆尤新。春秋时代各国在黄河流域自然条件都是相当不错的，但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国家要富强有两个途径：增加人口和扩大土地面积。 而通往这两条途径也有两种方式：王道和霸道。霸道就是使用暴力，战争和杀人；王道是在国内搞仁政，建立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秩序，让人民有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样，不但提高生产力，而且把其他国家的人口吸引过来乃至把土地划归过来，国家自然就强大了。

在1970s年前，美国还是普遍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中国人在美国和黑人一样都属于color一类的被隔离对象。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也是在70年代。 但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趋势是往人权、多元和宽容的方向发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精英痛定思痛后的历史性大方向抉择。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就是“仁”， 就能够附远。近30年中国人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移民的热情从来没有衰减过，而且在中国人富起来后向往“仁”的热情更高了，留学生和投资移民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而非印度、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等。

在西方世界生活得滋润后部分华人开始得意忘形了，忘记了加拿大在修完铁路后的排华法案和人头税，忘记了美国曾经的种族隔离，乃至无视仍然存在的种族歧视。 在巴黎恐怖事件后开始散步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言论。 这是一种骨子里的奴性的表现，在主子面前踩别人而抬高自己博取主子欢心的幻想。

《道德经》的智慧在两千多年后仍对我们不无启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道”可以解释为人类文明的一些共同的价值：生命、和平、发展。背离这些价值的集团、种族、国家在历史上都没有好下场，一如《道德经》中所言：强梁者不得其死！ 上帝之鞭阿提拉厉害吧， 蒙古铁骑厉害吧，最终都要完蛋的。最终胜利的还是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这就是《道德经》作者的信仰。

相当多的学者不同意钱穆先生的观点，认为《道德经》先于《庄子》并先于孔子。其中一条理由是关于德怨的关系。 孔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 而《道德经》讲“以德报怨”，（这一点颇合基督教打了左脸再伸过去右脸、抢走了外衣再送内衣和forgiveness的精神。 国内微信上流传一个帖子讲一个法国人讲forgive了，颇让国人感动。）这德怨之辩有人认为孔子是在抗辩《道德经》中的论点。 其实了解先秦思想史后便可知德怨之辩和坚白之辩一样是个广泛流传的话题，并非孔子和《道德经》之间的单挑。 而钱穆先生也论辩到一点，即使不能证明《史记》记载有误，但无法证明该老子即是《道德经》的作者（所称的老子）。 

信孔子也好，信老子也好，中国人都不喜欢走极端， 深知强梁的下场从长远来看不会好。现代博弈理论也从数学上证明走极端是loser。 做长期投资也要搞对冲， 极端做空做多也许一时得利但长远来讲必输无疑。 那些希望全面打压伊斯兰教的华人也许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被打压的可能，因为全面打压即是否定了多元和宽容的精神， 不能容纳穆斯林也就不能容纳华人。华人生活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不能像“进城几十年还是乡下人”俗语所讲的那样没有学习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