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代有學者質疑《史記》中記載的孔子向老子請教的故事。 理由是，讀《道德經》頗能感受到作者憤憤然惡狠狠的戾氣；而讀《論語》通篇孔子語氣庸和而氣勢宏大。 由此推斷《道德經》的作者所處的時代當是戰亂和潦倒，而應是戰國，而孔子所處的時代是春秋。春秋時代是周王朝末期多國聯邦共和制的時代，國際交往和國際秩序還相當穩定，齊、晉稱霸主盟，和其他大國共同維護國際秩序，比方說某個國家的國王被其兒子弒殺篡位，其合法性不但 不會被國際社會承認而且還會被“聯合國”軍隊討伐。 但到了戰國時代就不同了，國際秩序大亂，國與國相互攻伐，國內父兄相弒，百姓能保住性命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所以作者有“強梁者不得其死”這樣憤懣的吶喊，主張柔能克剛，女人、嬰兒更強大，逆反社會常識的獨特見解。 另一方面，在自然觀察和定論上，《道德經》比莊子更縝密更深刻， 而莊子在孔子之後， 《道德經》若在莊子之前從邏輯上講不通。 等等吧，這一主張錢穆先生在《莊老通辯》一書中有深入的分析探討。

在春秋時代，國家之間處於競爭之中， 孔子提出的國際戰略理論是內聖外王懷敵附遠。這一點，在兩千六百多年後的美國杜勒斯先生一定頗為同意。杜勒斯說，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和第三代上，果然，毛澤東人亡政熄，精英分子包括鄧小平的兒子們紛紛赴美，清華北大交大復旦里的學子削尖腦袋打破腦袋要往西方跑的情景至今記憶尤新。春秋時代各國在黃河流域自然條件都是相當不錯的，但農業生產非常落後，國家要富強有兩個途徑：增加人口和擴大土地面積。 而通往這兩條途徑也有兩種方式：王道和霸道。霸道就是使用暴力，戰爭和殺人；王道是在國內搞仁政，建立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秩序，讓人民有幸福感和安全感，這樣，不但提高生產力，而且把其他國家的人口吸引過來乃至把土地劃歸過來，國家自然就強大了。

在1970s年前，美國還是普遍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中國人在美國和黑人一樣都屬於color一類的被隔離對象。美國婦女獲得選舉權也是在70年代。 但整個西方世界的大趨勢是往人權、多元和寬容的方向發展。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知識精英痛定思痛後的歷史性大方向抉擇。 從很大程度上來講，這是就是“仁”， 就能夠附遠。近30年中國人往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移民的熱情從來沒有衰減過，而且在中國人富起來後嚮往“仁”的熱情更高了，留學生和投資移民如潮水般湧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而非印度、中東、非洲和南美洲等。

在西方世界生活得滋潤後部分華人開始得意忘形了，忘記了加拿大在修完鐵路後的排華法案和人頭稅，忘記了美國曾經的種族隔離，乃至無視仍然存在的種族歧視。 在巴黎恐怖事件後開始散步種族歧視和種族仇恨的言論。 這是一種骨子裡的奴性的表現，在主子面前踩別人而抬高自己博取主子歡心的幻想。

《道德經》的智慧在兩千多年後仍對我們不無啟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個“道”可以解釋為人類文明的一些共同的價值：生命、和平、發展。背離這些價值的集團、種族、國家在歷史上都沒有好下場，一如《道德經》中所言：強梁者不得其死！ 上帝之鞭阿提拉厲害吧， 蒙古鐵騎厲害吧，最終都要完蛋的。最終勝利的還是人類的和平與發展。 這就是《道德經》作者的信仰。

相當多的學者不同意錢穆先生的觀點，認為《道德經》先於《莊子》並先於孔子。其中一條理由是關於德怨的關係。 孔子曰：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 而《道德經》講“以德報怨”，（這一點頗合基督教打了左臉再伸過去右臉、搶走了外衣再送內衣和forgiveness的精神。 國內微信上流傳一個帖子講一個法國人講forgive了，頗讓國人感動。）這德怨之辯有人認為孔子是在抗辯《道德經》中的論點。 其實了解先秦思想史後便可知德怨之辯和堅白之辯一樣是個廣泛流傳的話題，並非孔子和《道德經》之間的單挑。 而錢穆先生也論辯到一點，即使不能證明《史記》記載有誤，但無法證明該老子即是《道德經》的作者（所稱的老子）。 

信孔子也好，信老子也好，中國人都不喜歡走極端， 深知強梁的下場從長遠來看不會好。現代博弈理論也從數學上證明走極端是loser。 做長期投資也要搞對沖， 極端做空做多也許一時得利但長遠來講必輸無疑。 那些希望全面打壓伊斯蘭教的華人也許沒有想到自己也會被打壓的可能，因為全面打壓即是否定了多元和寬容的精神， 不能容納穆斯林也就不能容納華人。華人生活在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不能像“進城幾十年還是鄉下人”俗語所講的那樣沒有學習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