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地講,分餐制一直到民國都沒有從中國社會中徹底消失,而合餐制也並非晚近時期的新事物。
早在周代,分餐制就已經在貴族階層中廣泛存在。但和西方的餐桌文化相比,“中式分餐制”和“西式分餐制”誕生的緣由卻截然不同。
西式分餐制直至文藝復興末期才開始於歐洲大行其道,它的流行一方面是出於飲食衛生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強調個體的獨立性。
而中式分餐制是周禮產物,周禮對王、侯、士大夫的行走坐臥、衣着飲食都有明確規定,要求嚴格加以區分。例如,《禮記·禮器》中即有載:“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意味着中國古人實行分餐制的目的,是為了強調地位尊卑。
漢墓壁畫上可以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面
考古發掘成果告訴我們:鼎簋(guǐ)甑(zèng)甗(yǎn)簠(fǔ)豆這些青銅器中常見的器型,原本都是食器;胡椒花椒高良姜這些調味料,在曾侯乙戰國墓和馬王堆漢墓里都有發現;雞鴨魚骨什麼的,各種墓葬發現得也都不少;而青海喇家遺址出土了新石器時代的祖先們吃剩下來的麵條,這就比較罕見了。新疆吐魯番阿斯塔拉唐墓也發掘了不少點心實物,其中就有餃子,與現代常見的餃子在大小和形狀上幾乎是一模一樣。
從分餐到會食
孔子曾說: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古人都是席地而坐,設席每每不止一層。緊靠地面的一層稱筵,筵上面的稱席。筵席之稱,由此而來。進餐方式除了席地而坐外,有身份的貴族憑俎案而食。後來我們常說的“舉案齊眉”的案就是這個。
在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了一些用於飲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呈長方形,長約1米,寬約30厘米,木案下方有木條做的支架,高度僅15厘米左右。木案出土時,案上還放有多種酒具。在遺址中還發現了與木案形狀相近的木俎,也是長方形,略小於木案。俎上放有石刀、豬排或豬蹄等,這應是放置祭祀牲畜的祭俎。
在夏商時期墓葬中也發現有俎案出土,這些俎案由木、石、銅等各種不同的材質製作,木質多施以紅色,再以白、黃、藍、綠等色繪上圖案,石質、銅質多保持材質本色。
以小食案進食的方式,最晚在龍山文化時期便已發明。陶寺遺址的發現,不僅將食案的歷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國出現的源頭,古代分餐制的發展與這種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小食案是禮制化的分餐制的產物。
唐代壁畫上的場景已變成了眾人圍坐在一起的會食
在漢墓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上,經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面。《史記·孟嘗君列傳》裡也有分餐制的佐證:戰國四君之一的孟嘗君田文廣招賓客,禮賢下士,平等對待前來投奔的數千食客,無論貴賤,都同自己吃—樣的食物。一天夜裡,田文宴請新來投奔的俠士,有人無意擋住了燈光,有俠士以為自己吃的飯與田文兩樣,一時間怒火中燒,起身就要離去。田文趕緊親自端起自己的飯菜給俠士看,原來他所用的都是一樣的飲食。俠士愧容滿面,當下拔出佩劍,自刎以謝誤會之罪。這似乎與中國人熱熱鬧鬧圍桌會食的聚餐傳統有些不一樣。
會食制應該出現在唐代引進胡人的高桌大椅之後。中國古代飲食方式的改變,確實是由高桌大椅的出現而完成的,這是中國古代由分食制向會食制轉變的一個重要契機。唐代時椅子就已經很流行了,敦煌473窟唐代宴飲壁畫,畫中繪一涼亭,亭內擺着一個長方食桌,兩側有高足條凳,凳上面對面地坐着9位規規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擺滿大盆小盞,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這已是眾人圍坐一起的會食了。
青海喇家遺址出土的面
從叉子到筷子
人們吃飯一般有三種工具:手指、叉子和筷子。用叉子的人主要分布在歐洲和北美洲,用手指抓食的人生活在非洲、中東、印度尼西亞及印度次大陸的許多地區,用筷子的人主要分布在東亞大部。
使用筷子固然是中國的古老飲食傳統,但實際上,勺子和叉子也曾在古代中國扮演過相同的角色。考古學證實中國的餐叉出現在4000多年前,而隨着西餐傳入的餐叉卻只有100多年的歷史。
華夏先民的主食是粥飯,副食為羹湯,這些都不便直接用手指抓食。在黃河流域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般都有骨質餐匙出土。黃河下游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居民,也時興使用餐匙進食,而且他們的餐匙製作大都十分精巧,包括一些器形標準的勺形匙,還有一些蚌質餐匙。大汶口文化許多精美的餐匙都被作為隨葬品放在了死者的墓中,發掘時看到餐匙常常握在死者手中。在長江流域也發現了一些新石器時代的骨質餐匙。河姆渡文化居民有最精美的鳥形刻花象牙餐匙和標準的勺形餐匙。
韓熙載夜宴圖裡的分餐
那時冶金術尚未發明,因此餐匙的製作主要以獸骨為原料,而且形制分為勺形和匕形兩種。匕是餐勺在古代中國的通名,但現在,匕的古稱已經完全消失。
餐叉也起源於新石器時代,但在地域上並不普及。甘肅武威市皇娘娘台齊家文化遺址曾出土一枚扁平形骨質餐叉,為三齒;另外青海同德一處遺址曾發現過一枚骨質餐叉,為雙齒式,全長25.7厘米。這兩枚餐叉都出土於西北地區,這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應當說明那裡可能是餐叉起源的一個很重要的地區。
餐叉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數量相對較少,有人猜測,古代餐叉的使用與肉食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中國古代將‘肉食者’作為貴族階層的代稱,餐叉可能是上流社會的專用品,應當不會普及到一般民眾中。下層社會的“藿食者”,因為食物中很難見到有肉,所以用不着製備專門食肉的餐叉。
新疆唐代墓葬出土的餃子
而被視為國粹的筷子,出現得並不比勺子晚,《禮記》等文獻中多有記載。在考古發掘方面,年代最早的古箸出自安陽殷墟,有青銅箸6支。湖北清江香爐石遺址發掘時,在商代晚期和春秋時代的地層里都出土有箸,有骨箸,也有象牙箸。漢代墓葬如馬王堆出土過竹箸。漢箸長度一般為25厘米上下,而從江蘇丹徒丁卯橋出土的一批唐代銀器中,有箸36支,長度一般在28-33厘米。元代的箸略有增長的趨勢,而到了明清,箸的形制長短粗細已與現代箸差別不大了。
清代乾隆年間,姚文翰所做的《紫光閣賜宴圖》
可見,分餐製作為一種便於突出長幼尊卑的用餐方式,在中國也從未完全消失。且不論唐宋之後皇帝的用餐禮儀仍使用分餐制,即使是民間,“吃小灶”的現象也還有零星存在。總而論之,排除衛生方面的考量,合餐制更有利於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現代分餐制的流行,實乃是物質的極大豐富,讓我們具備了追求健康生活和個人空間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