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控诉毛泽东:背后下毒手

毛泽东一生革命，先打内战，革国民党/蒋介石的命;再反东、反西，文化大革命，革同志/开国元勋的命。

文革时，很多人不理解文革。历史越走越远，越清楚，原来文革是毛泽东私心，他要改朝换代，复辟封建，家天下，做现代的中国秦始皇。

毛泽东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摘桃子”，用这句话形容毛泽东的革命伎俩，再传神不过。可笑的是，毛泽东偏把这顶帽子送给蒋介石。却不希奇，贼喊捉贼，毛泽东一生做过何只千万遍。

王明是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毛泽东早就处心积虑要消灭他，因为他是家天下路上的绊脚石，像彭德怀、周恩来 ┅ 等人一样。

1941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中国血流成河。延安，王明同志37岁，毛泽东同志48岁。

10月4日，两人为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发生争吵。王明怀疑毛泽东在执行“联日反苏路线”，毛泽东拍桌子，大发雷霆 ┅

王明在回忆录中说:

【谈谈下毒药摧残我的健康的问题。

正像上面所讲的，10月4日到9日，我和毛泽东在他家里就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发生了争吵。从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那里吃一顿饭。8日，我的胃由于大量失血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很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是，毛泽东派来他的私人秘书叶子龙，差不多是把我从床上拖到了会上。10日我就躺倒起不来了。

同时，毛泽东藉口必须“加紧兴建”中央会议大厅和中央办公厅，吩咐李富春立即动工。在离我住的医院数十米内，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采石，震耳欲聋的响声昼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恶化了。我请求李富春停工两天、或者到别处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钟也不能停。』10月14日，李富春和傅连暲(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到医院来看我，并用汽车把我送到中央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主治大夫。

在医院里，金茂岳给我规定的治疗方法，摧残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这时，毛泽东正好公开进行“整风运动”，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王明和其他被他列入“莫斯科集团”的人。我常常失去知觉。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遗憾的是她那时还不懂医学和药理学，但看到我的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异常，就不许我再吃这些药并把药扔了。后来她开始对药方发生怀疑，就不按此方去取药了，转而找中医和西医定期给以帮助。

1942年8月13日，我回到杨家岭家中。(注:我早就想出院，但是毛泽东藉口中央办公厅的兴建工程尚未完工，工人还在我家门前继续采石，以此来阻碍我及早出院)但金茂岳继续给我“治疗”。在1943年2月，我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给我的回电以后，他更加紧了对我的“治疗”。季米特洛夫在回电中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一个月以前我的唯一的电报是怎样发往莫斯科的。1943年1月8日，有两位同志 – 他们是苏联的军事记者，来看望我。我问他们，可不可以通过他们的电台向季米特洛夫同志发一分电报，他们同意了。当时我的病非常重。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请求他们向共产国际领导上报告，在我于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以后，在最近这五年里，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这一年多来他搞的所谓“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运动。最后我问了一下，是否有可能派一架飞机来，把我接到莫斯科去治病。那样，我还可以同时向共产国际的领导详细叙述毛泽东的罪行。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回电，特别是我可能要飞往莫斯科这一点，使毛泽东深感不安;因此他马上吩咐金茂岳采取新的措施来害我。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送来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后两种东西可以把甘汞变成升汞，2月19日，他用10%高浓缩的鞣酸液给我灌肠。这两项使命的目的是马上置我于死地。但孟庆树发生了怀疑，她请求别的医生研究一下这些药方，他们真的证实了药物具有上述特性，绝对不适宜服用。于是她便正式向党中央和医务人员对金茂岳的犯罪行为提出指责。慑于社会舆论，在我们的再三坚持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让李富春请延安中央医院、白求恩和平医院和医学院的医生来会诊。

1943年6月30日进行会诊，7月30日会诊结束。医生们仔细研究了金茂岳开的药方、护士日记和他们的说明，以及药剂师的证明，做出了“王明同志过去的病情和治疗诊断的结论”，提出了“今后的治疗方案”。关于金茂岳让王明大量服用毒药的问题，会诊结论中指出:

“王明同志服药后 ┅ 出现呕吐、头晕、肝脏剧痛、脾脏增大、心区疼痛、体温下降 ┅ 的症状。事实终归是事实，就拿已经内服的甘汞来说，其剂量之大足以中毒(如果按照金主任(注:即金茂岳，他当时是延安中央医院妇科和外科主任)的指示继续服用，甘汞总共能达到20.4克;这么大的剂量完全可以使一些人中毒或死亡)，对心、肝、脾、肾、肠、胃、口腔、牙齿、神经和其他器官都有不良影响”。结论接着说，“甘汞、不溶于水中，而金主任给王明开服的是甘汞水剂 ┅ 把甘汞与碳酸氢钠、硫酸钠、硫酸镁、含溴的药物等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变成升汞或可溶性汞盐，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给王明开的甘汞要同与甘汞相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时虽然相克的药和甘汞不是开在一张药方上，但他告诉王明把这两张药方上的药同时服用。在服用甘汞的过程中，患者出现汞中毒的症状，可是金主任仍开原方让患者继续服用”等等。(注:《王明同志过去的病情和治疗诊断的结论》第7、10-12页。引文按本书俄文译出 – 译注)

至于在1941年10月到1943年6月这段时间里，我中毒和健康受损害的情况，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因为它要占的篇幅太大。但是我保存的下列文件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一)

1943年6月30日到7月30日，医生们在延安进行会诊的记录、结论和其他材料(会诊结论写了两分，一分由我保存，另一分当时经李富春转中共中央)。参加会诊的15个医生中有11人在结论上签了字，其中包括金茂岳本人和为他辩护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在人证物证面前，他们不能不签字。

在没有签字的四个人中间，有一个叫曲正，他是江青和金茂岳的山东老乡，在法西斯德国受的教育，他在整个会诊期间千方百计为金茂岳辩护，而到最后必须在文件上签字时却逃跑了;还有一个侯健存，他是金茂岳在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的同事。他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納的“干爹”，是中央医院的儿科主任。他的妻子是中央医院的老护士;江青经常把女儿留给他们照管。另外两个是朱仲丽和A阿洛夫，他们在签字那天未能来参加会诊。

结论写好后，由于金茂岳坚决否认，马海德和曲正又企图为他辩护，签字拖延了两天。大多数医生，其中包括苏联医生阿洛夫，按照金茂岳给王明开的药方，从药房取来了含有相克药物的甘汞药水，他们准备好了药水，把断言金茂岳的药方不可能引起中毒现象的马海德请了来，叫他喝下去。马海德坚决不喝。过了几小时，玻璃瓶里的药水呈现出绿色，然后，突然响起了劈啪声，瓶塞蹦得老高。马海德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为金茂岳说一句辩护的话了。曲正害怕也让他尝这种药水而逃跑不参加会诊了。只有金茂岳一个人还在胡搅蛮缠。但是，当孟庆树把金茂岳1943年2月2日开的药方公诸于众时，他跑到她面前，跪下哭着说:『谢谢您，孟庆树同志﹗您没有照这张药方取药，没有让王明同志服用这种药。这样，您不仅救了王明同志，而且还救了我。』在这以后，参加会诊的12位医生中有11位签了字(只有侯健存一人未签)。

金茂岳在结论上签字以后，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说:『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你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我说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前不久党中央决定吸收我为秘密党员，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但李富春说:『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决定让你做，你就应当去完成;你已经是党员了必须服从党的决定﹗┅』』

这时，屋里闯进来了两个军人，其中一个冲着金茂岳喊道:『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里。你跪着干什么，哭什么，还嘟囔什么﹖走﹗到枣园(注:过去，只有中共中央社会部(保卫部)在枣园，后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从杨家岭搬了过来)去﹗你是个犯罪分子，没有权利同别人讲话﹗』

他们揪住金茂岳的衣领把他带走了。】

资料来源:王明，2009年，哈耶出版社，《王明回忆录》，第59 - 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