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在三月之前只有中国确诊了八万例，死亡三千多。外国几乎都没有。少量的病例和死亡人数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这个时间点上，不仅有吹捧民主灯塔美国的海量文章，连第三世界的民主穷国也有人敢吹，例如吹捧印度死亡只有4例。在中国病例遥遥领先的前提下，几乎没人在意八万是多说了还是少报了。

  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剧情的剧烈翻转。所有的专家意见都是耳旁风。先是韩国，伊朗，然后意大利异军突起。每天都在破纪录。传统的欧洲强国全部沦陷，死亡人数超过中国的国家已经有八个了。最惨的是美国。从三月一号确诊69例，死亡1人，到4月24号916348例，死亡51742人。

  民主制度在传染病面前不堪一击。在平时自由散漫的优势成为传染病的绝佳助力。但事实证据并不妨碍媒体继续吹捧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许多人跟随西方主流媒体质疑中共的数据造假。他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人人都有撒慌动机，中共造假也不是第一次了，难道以前造假时西方没有学到任何经验教训吗？实际上正是因为西方媒体无数次地宣传中共造假，所以当中共说有新型病毒出现时，西方公众和政府都默认是“狼来了”，因此完全忽略了。现在还怀疑中共谎报病毒的严重性，这个逻辑何在？假设中共说有十亿人染病，还是可以怀疑它没有说99%中国人染病。这与美国的疫情完全无关。

  美国媒体已经在比较纽约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了。同样是大都会城市，纽约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疫区，死亡20861， 而北京上海死亡人数都是个位数。人们当然可以质疑这个零星的死亡人数不真实，但同纽约比，你怎样把这个数字放大一千倍来佐证纽约比上海好呢？

  人们对自由的想象是不受政府的约束，个人可以在最大限度地自主决定一切。而权责是平衡的，一个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政府对人民的责任也同等地减少很多。在平时我们专注于自由带来的创造性时，我们自然忽略其破坏作用。这次新冠传染病突然把自由的破坏作用拖进了公众的视野。

  假如我们从无所不知的上帝的视角来俯视传染病的扩散。又假设的确存在第一个人类感染了新冠病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感染者有八成的机会无药自愈，意味着他上医院就诊留下人类可以追踪的医疗纪录，这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他患病期间有传染性。他的亲戚朋友同事都开始感染，这些人的亲戚朋友同事也逐渐被感染。这个过程是指数增长。而这个过程中，开始有人就医和死亡，等医院收治到足够多的病例并确诊是一种未知的传染病时，在医院纪录之外的被感染者已经扩散得很多很远了。而在医院纪录里的零号病人，也很难确定是第一个感染者。每个人都有隐私需要，所以人类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掌握扩散的完整星状辐射链路。其次，第一个感染者本身就是一个假设。还可以有多个人同时同地感染的可能，还有多人在同时异地感染的可能，还有多人在异时异地感染的可能。人类侦测手段有限，根本无法区分和确定种种可能性。即使不计成本地大规模地调查取证全球死亡病例，也很难确定谁先谁后，或者美国是否有先于武汉的感染者，因为美国同样有撒谎掩盖的动机。（美国的首个病例经过尸检，已经提前到2月6号了。）历史上的各种传染病都没有清楚的来源。最近的SARS和H1N1也没有，可想而知，即使排除人人都有撒谎和掩盖不利于己的证据的动机，新冠病毒的来源也不可能找到。 

  中国有没有可能把新冠传染病控制在国内呢？即使在最简单的假设条件下，即第一个感染者在武汉，也很难在确诊的时刻将所有被感染者全部找到并隔离。而武汉封城的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全球史无前例的严格了，但也不过是延缓了扩散的速度而已。扩散到所谓的“自由世界”，病毒也才可以依靠言论自由“自由地”传播。

  西方利用舆论优势搞讹诈，也不是第一次了。但利用传染病追责却很新鲜。纵向地比较，中国依仗强势体制已经是做得最好了，比历史上世界各国处理传染病都强。但即使实际上不可能，但理论上总可以逼近极限，找到假想中的第一个感染者，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这就给了西方舆论造势的机会。反正撒谎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基本功，成本比干实事低得多。更可以掩盖民主制度的无能为力的缺陷。在民主选举逻辑里，将罪过归于外国人也是最不损失选票的策略。台湾国深谙此道，美国近年来也学会了。通俄门之后，应该是中国光荣登场了。

  新冠疫情戳穿了民主制度优越的假象。百万级别的感染者和近二十万的死者，他们的人权随尸体埋进土里，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幸运的话被呼吸机堵住。法制崩坏，一边是违犯居家令外出的人可能会坐牢，另一边却是因为担心感染而释放囚犯，导致囚犯再次自由犯罪。而因为护工逃离养老院而饿死在床的老人们则揭示着人性的不堪，西方文明的虚伪。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韩战越战死亡总数，而且仍然在快速增长。但无论是眼界还是主观动机，都很难会看到美国舆论反思美国能从中国学点什么。只有超脱个人功利动机，才能更接近事实真相。谁在疫情中裸泳，每天变化的数字不断提醒着追求真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