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错在哪里？ ——二论怎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13年7月4日） 王蒙先生在2004年11月的《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悲情的思想者》，借着回忆周扬同志，发表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意见。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回忆人物的文章，它集中表达了王蒙先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对于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思考，代表了王蒙先生晚年的思想。王蒙先生的一生高度政治化，人生重大经历都和政治息息相关。他曾经说政治是他的童子功。他也曾经说政治是一个男人最应该从事的事业。 我生于1970年代。青少年时代正是现在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念念不忘的“1980年代”。我们生逢其时。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时代，也是新中国的启蒙时代。那时的中国群星灿烂。那时的王蒙先生是文坛新领袖，发表了很多作品，还做了文化部长。很引人注目。青少年时代的我应该是很崇拜他的。尽管他的小说我看得不多，因为没有外国小说好看，但是他的随笔散文之类我看过很多，获益匪浅。他为人公道正派，胸怀宽广，勤勉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没有腐败传闻，也没有桃色绯闻，在圈内圈外国内国外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德高望重。我是文学青年，我们那一代人几乎都是文学青年。我不可能不受他的影响。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对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全盘接受的。所以，我是中庸之道的好学生。政治是王蒙先生的童子功，中庸之道是我的童子功。王蒙先生主张“仁至义尽无止境”，我其实是践行者，我做到了。有人看我今天的文字说我偏激。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偏激，只觉得还“稍欠刻毒”（鲁迅语）。为什么？为什么我敢这样大庭广众之下直呼中共中央的要员为“畜生”？为什么我敢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愚昧无知和卑鄙无耻的存在物”？为什么我敢公开批判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连畜生都不如”？因为我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无止境”。用“仁至义尽无止境”的中庸之道来批判“仁至义尽”的中庸之道和假仁假义的中庸之道，就是用牛刀来杀鸡。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后面》）在今天的我看来，中庸之道连鸡都不如。畜生有畜生的底线，可中庸之道连畜生的底线都没有。 王蒙先生在《悲情的思想者》中的思想观点，我其实已经批判过很多次了，虽然只是在信件和文章中顺便说一下。看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系列著作”的人对此都很清楚。为什么现在旧事重提呢？因为我发现这种观点极其普遍，可以说王蒙先生代表了几乎所有中共党员的观点：“权力决定一切”。“权力决定一切”的信仰在中国共产党内根深蒂固。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张画皮而已。就像古代中国“仁义道德”是中庸之道的画皮一样。而要批判“权力决定一切”的信仰，需要一个典型，需要一个标本，需要一个案例，需要一个靶子。王蒙先生很荣幸地中彩了。他的地位他的声望他的智商他的光荣的革命历史他的传奇性复杂性可读性多维性综合性使他撞了大运。谁叫他曾经是我的偶像呢？王蒙先生说过，年轻人有“弑父情结”，就是觉得长辈就那样，所以他王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很多人的标杆和靶子。他还得意地说，自己是一只大蝴蝶，你逮着了他的头，逮不着他的尾，逮着了他的尾，逮不着他的头。总的意思就是说，王蒙先生就是时代的标杆，想PK的尽管放马过来。2012年8月17日，吴高福老师给我讲了和王蒙先生的观点完全一致的观点，表面意思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着谁走”，但是真实的意思则是“权力在谁手里就跟着谁走”。中庸之道真是一种神奇的哲学。王蒙先生和吴高福老师应该没有交情，但是他们的观点何其相似！中庸之道真是一种神奇的哲学，能够把水火不相容的观点非常和谐地融会贯通在同一番讲话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回头去看看王蒙先生的原话和吴高福老师的原话。[1]我来北京十三年了，十三年的皇城阅历使我很清楚这样的中庸之道统治着中国的上流社会，统治着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统治着整个中国共产党。“权力决定一切”的信仰是所谓“历史的大悲剧大灾难”的重要根源。所以，今天要谈怎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不得不旧事重提。希望大家把王蒙先生看成是一个虚拟的抽象的代表性的人物，看成是我们时代的象征时代的标杆时代的符号，不要像境外媒体那样把一切政治斗争党内斗争思想斗争都看成个人恩怨和派系斗争。我对批判王蒙先生没有顾忌。他无疑是有胸怀直面这种批判的人。但是我还得考虑读者的感受，考虑王蒙先生的粉丝的感受，也不希望被人将这种批判理解为个人恩怨和派系斗争。他是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挨批的，他的错误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芝兰当道，不得不锄”，对“权力决定一切”的信仰不批透批臭，对官本位主义不批透批臭，就没法谈怎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好意思，委屈您老人家了，王蒙先生。 那么，王蒙先生到底错在哪里呢？ 第一， 王蒙先生认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就是讨论谁来掌权的问题，所以不容任意置喙，而只能由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来坚持、发展、修正。这个观点是本末倒置的。因为既然思想理论观点的对错问题就是谁来掌权和怎样掌权的问题，那么，结论就很清楚：“真理在谁手里就跟着谁走”，而不是“权力在谁手里就跟着谁走”。而王蒙先生的逻辑非常奇怪，他的逻辑就是，因为“真理在谁手里就必须跟着谁走”，所以必须“权力在谁手里就跟着谁走”。这个逻辑隐藏在冠冕堂皇的中庸之道的语言中，但还是可以一眼就看出其荒谬。王蒙先生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真理在谁手里就跟着谁走”，所以“权力在谁手里就跟着谁走”？ 第二， 王蒙先生认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就是讨论谁来掌权的问题，所以不容任意置喙，而只能由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来坚持、发展、修正，而且对于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这个观点也是很奇怪的。王蒙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应该最懂得什么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怎么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就“不可能允许任意置喙”“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呢？太奇怪了。奇怪到如果不是根据对文风和语言习惯的鉴定来确定《悲情的思想者》的确是王蒙先生本人的作品的话，那么，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观点。根本理论问题也是问题，不讨论哪里来的真理？凭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就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理越辩越明，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允许讨论和批判，结果就必然是“一言堂”，必然是封建家长作风盛行，必然是思想僵化，必然是谬种流传。 第三， 王蒙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由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来坚持、发展、修正。太奇怪了。因为这完全是没有任何历史唯物主义修养的观点。可以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主要观点都是对立的，例如真理的观点，人民群众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新生事物的观点……如果一个研究生从这几个方面对王蒙先生的观点进行系统批判的话，他可以写出一篇很好的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王蒙先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活标本。归根到底，他敢发表这样毫无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观点，是因为他脑袋里根深蒂固的“权力决定一切”的中庸之道信仰。他的信仰是非常真诚的，所以他的行文那么流畅那么充满激情那么自信满满。 第四， 王蒙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由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来坚持、发展、修正。王蒙先生的观点暗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就是他认为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全知全能，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问题上必然正确。这样的情况其实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这样的思想是计划经济时代“全能政府”意识在文化领域的遗毒，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思想在文化领域的遗毒。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全知全能的领袖人物，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邓小平……都不是全知全能的领袖人物，即使在一时一地全知全能的情况也没有发生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几乎终生都在和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理论进行斗争，那时候也没有多少人认为他们完全正确，他们一直在思想论战中生活。毛泽东同志至高无上的领袖形象也只是后人的一种虚构，他也几乎终生都在思想论战中度过，直至最后，直至“文革”，他的生命以一个巨大的错误画上句号。邓小平同志“三起三落”，也是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在进行思想论战。新闻宣传中充满诗意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所谓“南方谈话”，从头到尾都在进行思想论战。而所有这些领袖人物，他们的很多思想理论观点，直至今天也争议很大，也不是说完全正确。所以，从历史的逻辑来看，王蒙先生所幻想的“最高领导人必然正确”的逻辑前提并不存在，或者说，只存在于王蒙先生的脑袋之中，只存在于王蒙先生的中庸之道的信仰之中。 第五， 王蒙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由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来坚持、发展、修正。但是，如果所谓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问题上，在一些不容回避的原则性问题上，采取驼鸟政策，装聋作哑，或者没有能力发表正确意见，怎么办？或者，如果有人思想理论水平比中共中央更高，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必须封杀民主讨论封杀思想研究封杀理论探索？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武大郎开店”现象，既然店主人只有一米五，那么，所有人都不得高于一米五，有高于一米五者就必须弯着腰走路或者杀掉。回头来看，这的确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目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因为中共中央没有能力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问题上发表正确意见，就封杀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传播。而且是用搞阴谋诡计的方法来封杀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传播。如果我的那些思想理论观点是中共中央的原创，那么他们大概早就把牛皮吹上天了，早就下令把那些思想理论观点写入党章写入宪法写入大中学教材了。因为究竟不是他们的原创，不是他们的成果，所以他们才只敢采取中庸之道的方式来偷偷摸摸地掩耳盗铃地断章取义地抄袭和剽窃，而对于真正的作者则长期封杀。这种毫无党性毫无人性的做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他们的面子和私利。由此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扭曲，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大悲剧大灾难。——王蒙先生对于这样的历史性的大悲剧大灾难一定是不以为然的吧？ 第六，王蒙先生认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就是讨论谁来掌权的问题，所以不容任意置喙，而只能由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来坚持、发展、修正，而且对于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他声称：马克思主义而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理论，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明证。这样，王蒙先生将“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或者说“权力决定一切”的信仰上升到了历史规律的高度，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规律的高度。这的确让人万分感慨万分惊叹。也是我多年来对他的这一番“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的高论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前面说了，归根到底，他敢发表这样毫无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观点，是因为他脑袋里根深蒂固的“权力决定一切”的中庸之道信仰。他的信仰是非常真诚的，所以他的行文那么酣畅淋漓那么充满激情那么自信满满。王蒙先生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人物，不愧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的杰出领袖人物。高放先生曾经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最终都免不了是一个悲剧的下场。高放先生的感慨从何而来我不清楚，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我倒不是说王蒙先生也是悲剧人物。他已经功德圆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极为罕见。我只是觉得，从王蒙先生的思想逻辑中，我隐隐约约地领悟了高放先生揭示的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最终都免不了是一个悲剧的下场。这个观点太偏激也太深刻了，以致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们的事业是一场《红楼梦》吗？我们的生命如此搞笑又如此悲凉吗？我们来到世上一遭就为着落一个悲剧的下场吗？太多的前辈的故事都以悲剧收场，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确是悲情弥漫的。如果这样的悲剧就是我们的宿命，那么，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在哪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最终只是为着一个“红旗落地”的结局吗？只是为着在历史上获得一个“罪人”的称号吗？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想清楚。大家也可以继续思考和讨论。郎咸平先生说，就是死也要死得明白。我很欣赏这个观点。“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意义”，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党来说也是如此。像苏联共产党和东欧的一些共产党，恐怕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而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如何来书写这些悲剧，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王蒙先生这样郑重其事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而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理论，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科学发展观）……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何其轻率？！何其荒谬？！他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我看，也无非就是“权力决定一切”的信仰罢了。只是他也好，其他人也好，不会像我这样直率吧。他们一定会在“权力决定一切”的本质外面包装上“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维护中共中央的权威”“集中全党同志的智慧”……之类中庸之道的语言。可是，不管怎么包装，历史的真相终究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本质终究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也是思想史，它不可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过去不是，将来也不是。别看权力篡改了历史，我们今天觉得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好像成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些以为抄袭和剽窃了一点点皮毛就是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以为掌握了权力就可以篡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人，小看了思想本身的力量。他们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已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权力决定一切”的信仰在中国共产党内很普遍，王蒙先生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挨批。其实他是冤枉的，因为他还不是完全的“权力决定一切”的信仰者。他或许不过心血来潮说了那些糊涂话。他有过规避权力的光荣历史。如果说，“文革”前举家远迁新疆还有明哲保身的意味，那么，新时期官至文化部长和中央委员之后仍然能够急流勇退，主动规避权力，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安心做一个作家，安心做一个爬格子的劳动者，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他那么真诚地认为政治是真正的男人的事业。——当然，他也是幸运的，总是如愿以偿。没有人拿“服从组织”这样的“论语”来逼着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也没有人拿“服从组织”这样的“论语”来阻止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参见欧阳立波：《“真理在谁手里，就跟着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269）》（2012年9月9日）；《最大的问题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没有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267）》（201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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