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錯在哪裡？ ——二論怎麼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2013年7月4日） 王蒙先生在2004年11月的《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悲情的思想者》，借着回憶周揚同志，發表了關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若干意見。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回憶人物的文章，它集中表達了王蒙先生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現實的思考，對於在中國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的思考，代表了王蒙先生晚年的思想。王蒙先生的一生高度政治化，人生重大經歷都和政治息息相關。他曾經說政治是他的童子功。他也曾經說政治是一個男人最應該從事的事業。 我生於1970年代。青少年時代正是現在學術界文藝界新聞界念念不忘的“1980年代”。我們生逢其時。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啟蒙時代，也是新中國的啟蒙時代。那時的中國群星燦爛。那時的王蒙先生是文壇新領袖，發表了很多作品，還做了文化部長。很引人注目。青少年時代的我應該是很崇拜他的。儘管他的小說我看得不多，因為沒有外國小說好看，但是他的隨筆散文之類我看過很多，獲益匪淺。他為人公道正派，胸懷寬廣，勤勉謹慎，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沒有腐敗傳聞，也沒有桃色緋聞，在圈內圈外國內國外都享有崇高的聲譽，德高望重。我是文學青年，我們那一代人幾乎都是文學青年。我不可能不受他的影響。在我的青少年時代，我對他的思想可以說是全盤接受的。所以，我是中庸之道的好學生。政治是王蒙先生的童子功，中庸之道是我的童子功。王蒙先生主張“仁至義盡無止境”，我其實是踐行者，我做到了。有人看我今天的文字說我偏激。我自己一點都不覺得偏激，只覺得還“稍欠刻毒”（魯迅語）。為什麼？為什麼我敢這樣大庭廣眾之下直呼中共中央的要員為“畜生”？為什麼我敢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是一種愚昧無知和卑鄙無恥的存在物”？為什麼我敢公開批判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連畜生都不如”？因為我已經做到了“仁至義盡無止境”。用“仁至義盡無止境”的中庸之道來批判“仁至義盡”的中庸之道和假仁假義的中庸之道，就是用牛刀來殺雞。借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致強敵的死命。”（《墳·寫在後面》）在今天的我看來，中庸之道連雞都不如。畜生有畜生的底線，可中庸之道連畜生的底線都沒有。 王蒙先生在《悲情的思想者》中的思想觀點，我其實已經批判過很多次了，雖然只是在信件和文章中順便說一下。看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系列著作”的人對此都很清楚。為什麼現在舊事重提呢？因為我發現這種觀點極其普遍，可以說王蒙先生代表了幾乎所有中共黨員的觀點：“權力決定一切”。“權力決定一切”的信仰在中國共產黨內根深蒂固。這才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的信仰。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張畫皮而已。就像古代中國“仁義道德”是中庸之道的畫皮一樣。而要批判“權力決定一切”的信仰，需要一個典型，需要一個標本，需要一個案例，需要一個靶子。王蒙先生很榮幸地中彩了。他的地位他的聲望他的智商他的光榮的革命歷史他的傳奇性複雜性可讀性多維性綜合性使他撞了大運。誰叫他曾經是我的偶像呢？王蒙先生說過，年輕人有“弒父情結”，就是覺得長輩就那樣，所以他王蒙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很多人的標杆和靶子。他還得意地說，自己是一隻大蝴蝶，你逮着了他的頭，逮不着他的尾，逮着了他的尾，逮不着他的頭。總的意思就是說，王蒙先生就是時代的標杆，想PK的儘管放馬過來。2012年8月17日，吳高福老師給我講了和王蒙先生的觀點完全一致的觀點，表面意思是說“真理在誰手裡就跟着誰走”，但是真實的意思則是“權力在誰手裡就跟着誰走”。中庸之道真是一種神奇的哲學。王蒙先生和吳高福老師應該沒有交情，但是他們的觀點何其相似！中庸之道真是一種神奇的哲學，能夠把水火不相容的觀點非常和諧地融會貫通在同一番講話中。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回頭去看看王蒙先生的原話和吳高福老師的原話。[1]我來北京十三年了，十三年的皇城閱歷使我很清楚這樣的中庸之道統治着中國的上流社會，統治着學術界文藝界新聞界，統治着整個中國共產黨。“權力決定一切”的信仰是所謂“歷史的大悲劇大災難”的重要根源。所以，今天要談怎麼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就不得不舊事重提。希望大家把王蒙先生看成是一個虛擬的抽象的代表性的人物，看成是我們時代的象徵時代的標杆時代的符號，不要像境外媒體那樣把一切政治鬥爭黨內鬥爭思想鬥爭都看成個人恩怨和派系鬥爭。我對批判王蒙先生沒有顧忌。他無疑是有胸懷直面這種批判的人。但是我還得考慮讀者的感受，考慮王蒙先生的粉絲的感受，也不希望被人將這種批判理解為個人恩怨和派系鬥爭。他是代表整個中國共產黨挨批的，他的錯誤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錯誤。“芝蘭當道，不得不鋤”，對“權力決定一切”的信仰不批透批臭，對官本位主義不批透批臭，就沒法談怎麼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不好意思，委屈您老人家了，王蒙先生。 那麼，王蒙先生到底錯在哪裡呢？ 第一， 王蒙先生認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就是討論誰來掌權的問題，所以不容任意置喙，而只能由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最高領導人來堅持、發展、修正。這個觀點是本末倒置的。因為既然思想理論觀點的對錯問題就是誰來掌權和怎樣掌權的問題，那麼，結論就很清楚：“真理在誰手裡就跟着誰走”，而不是“權力在誰手裡就跟着誰走”。而王蒙先生的邏輯非常奇怪，他的邏輯就是，因為“真理在誰手裡就必須跟着誰走”，所以必須“權力在誰手裡就跟着誰走”。這個邏輯隱藏在冠冕堂皇的中庸之道的語言中，但還是可以一眼就看出其荒謬。王蒙先生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真理在誰手裡就跟着誰走”，所以“權力在誰手裡就跟着誰走”？ 第二， 王蒙先生認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就是討論誰來掌權的問題，所以不容任意置喙，而只能由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最高領導人來堅持、發展、修正，而且對於最高領導人的觀點“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這個觀點也是很奇怪的。王蒙先生這樣的大作家應該最懂得什麼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怎麼可能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理論問題就“不可能允許任意置喙”“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呢？太奇怪了。奇怪到如果不是根據對文風和語言習慣的鑑定來確定《悲情的思想者》的確是王蒙先生本人的作品的話，那麼，我不相信這是他的觀點。根本理論問題也是問題，不討論哪裡來的真理？憑什麼說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問題就不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真理越辯越明，不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允許討論和批判，結果就必然是“一言堂”，必然是封建家長作風盛行，必然是思想僵化，必然是謬種流傳。 第三， 王蒙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只能由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最高領導人來堅持、發展、修正。太奇怪了。因為這完全是沒有任何歷史唯物主義修養的觀點。可以說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所有主要觀點都是對立的，例如真理的觀點，人民群眾的觀點，民主集中制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實踐的觀點，新生事物的觀點……如果一個研究生從這幾個方面對王蒙先生的觀點進行系統批判的話，他可以寫出一篇很好的碩士論文甚至博士論文。王蒙先生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活標本。歸根到底，他敢發表這樣毫無歷史唯物主義常識的觀點，是因為他腦袋裡根深蒂固的“權力決定一切”的中庸之道信仰。他的信仰是非常真誠的，所以他的行文那麼流暢那麼充滿激情那麼自信滿滿。 第四， 王蒙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只能由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最高領導人來堅持、發展、修正。王蒙先生的觀點暗含着一個邏輯前提，就是他認為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最高領導人全知全能，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問題上必然正確。這樣的情況其實從來都只是一種幻想。這樣的思想是計劃經濟時代“全能政府”意識在文化領域的遺毒，也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帝王思想在文化領域的遺毒。從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來看，從來沒有出現過全知全能的領袖人物，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還是毛澤東鄧小平……都不是全知全能的領袖人物，即使在一時一地全知全能的情況也沒有發生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幾乎終生都在和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理論進行鬥爭，那時候也沒有多少人認為他們完全正確，他們一直在思想論戰中生活。毛澤東同志至高無上的領袖形象也只是後人的一種虛構，他也幾乎終生都在思想論戰中度過，直至最後，直至“文革”，他的生命以一個巨大的錯誤畫上句號。鄧小平同志“三起三落”，也是直至生命的最後階段仍然在進行思想論戰。新聞宣傳中充滿詩意的“東方風來滿眼春”的所謂“南方談話”，從頭到尾都在進行思想論戰。而所有這些領袖人物，他們的很多思想理論觀點，直至今天也爭議很大，也不是說完全正確。所以，從歷史的邏輯來看，王蒙先生所幻想的“最高領導人必然正確”的邏輯前提並不存在，或者說，只存在於王蒙先生的腦袋之中，只存在於王蒙先生的中庸之道的信仰之中。 第五， 王蒙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只能由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最高領導人來堅持、發展、修正。但是，如果所謂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最高領導人放棄了自己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在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問題上，在一些不容迴避的原則性問題上，採取駝鳥政策，裝聾作啞，或者沒有能力發表正確意見，怎麼辦？或者，如果有人思想理論水平比中共中央更高，怎麼辦？這種情況下，是不是就必須封殺民主討論封殺思想研究封殺理論探索？也就是人們常常說的“武大郎開店”現象，既然店主人只有一米五，那麼，所有人都不得高於一米五，有高於一米五者就必須彎着腰走路或者殺掉。回頭來看，這的確是歷史的真實情況。目前的中國也是如此。因為中共中央沒有能力在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問題上發表正確意見，就封殺正確的思想理論觀點的傳播。而且是用搞陰謀詭計的方法來封殺正確的思想理論觀點的傳播。如果我的那些思想理論觀點是中共中央的原創，那麼他們大概早就把牛皮吹上天了，早就下令把那些思想理論觀點寫入黨章寫入憲法寫入大中學教材了。因為究竟不是他們的原創，不是他們的成果，所以他們才只敢採取中庸之道的方式來偷偷摸摸地掩耳盜鈴地斷章取義地抄襲和剽竊，而對於真正的作者則長期封殺。這種毫無黨性毫無人性的做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他們的面子和私利。由此造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扭曲，造成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大悲劇大災難。——王蒙先生對於這樣的歷史性的大悲劇大災難一定是不以為然的吧？ 第六，王蒙先生認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就是討論誰來掌權的問題，所以不容任意置喙，而只能由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最高領導人來堅持、發展、修正，而且對於最高領導人的觀點“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他聲稱：馬克思主義而馬列主義，而毛澤東思想，而鄧小平理論，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明證。這樣，王蒙先生將“權力決定一切”的觀點或者說“權力決定一切”的信仰上升到了歷史規律的高度，上升到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基本規律的高度。這的確讓人萬分感慨萬分驚嘆。也是我多年來對他的這一番“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的高論有着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前面說了，歸根到底，他敢發表這樣毫無歷史唯物主義常識的觀點，是因為他腦袋裡根深蒂固的“權力決定一切”的中庸之道信仰。他的信仰是非常真誠的，所以他的行文那麼酣暢淋漓那麼充滿激情那麼自信滿滿。王蒙先生不愧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代表人物，不愧是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戰線上的傑出領袖人物。高放先生曾經說，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最終都免不了是一個悲劇的下場。高放先生的感慨從何而來我不清楚，但是多年以來我一直在琢磨這句話。我倒不是說王蒙先生也是悲劇人物。他已經功德圓滿，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極為罕見。我只是覺得，從王蒙先生的思想邏輯中，我隱隱約約地領悟了高放先生揭示的另外一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基本規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最終都免不了是一個悲劇的下場。這個觀點太偏激也太深刻了，以致我一直耿耿於懷。我們的事業是一場《紅樓夢》嗎？我們的生命如此搞笑又如此悲涼嗎？我們來到世上一遭就為着落一個悲劇的下場嗎？太多的前輩的故事都以悲劇收場，所謂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確是悲情瀰漫的。如果這樣的悲劇就是我們的宿命，那麼，我們生活和工作的意義在哪裡？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奮鬥最終只是為着一個“紅旗落地”的結局嗎？只是為着在歷史上獲得一個“罪人”的稱號嗎？我不知道。我還沒有想清楚。大家也可以繼續思考和討論。郎咸平先生說，就是死也要死得明白。我很欣賞這個觀點。“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意義”，對於一個人來說是如此，對於一個黨來說也是如此。像蘇聯共產黨和東歐的一些共產黨，恐怕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而所謂“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如何來書寫這些悲劇，仍然是一個有待探討的課題。王蒙先生這樣鄭重其事地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概括為“馬克思主義而馬列主義，而毛澤東思想，而鄧小平理論，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而科學發展觀）……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何其輕率？！何其荒謬？！他這樣做的依據是什麼？我看，也無非就是“權力決定一切”的信仰罷了。只是他也好，其他人也好，不會像我這樣直率吧。他們一定會在“權力決定一切”的本質外面包裝上“黨的組織原則”“黨的紀律”“維護中共中央的權威”“集中全黨同志的智慧”……之類中庸之道的語言。可是，不管怎麼包裝，歷史的真相終究是存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本質終究是存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也是思想史，它不可能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過去不是，將來也不是。別看權力篡改了歷史，我們今天覺得捍衛歷史的真實性和嚴肅性好像成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些以為抄襲和剽竊了一點點皮毛就是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那些以為掌握了權力就可以篡改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人，小看了思想本身的力量。他們終究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們已經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權力決定一切”的信仰在中國共產黨內很普遍，王蒙先生只是代表中國共產黨挨批。其實他是冤枉的，因為他還不是完全的“權力決定一切”的信仰者。他或許不過心血來潮說了那些糊塗話。他有過規避權力的光榮歷史。如果說，“文革”前舉家遠遷新疆還有明哲保身的意味，那麼，新時期官至文化部長和中央委員之後仍然能夠急流勇退，主動規避權力，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園，安心做一個作家，安心做一個爬格子的勞動者，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何況他那麼真誠地認為政治是真正的男人的事業。——當然，他也是幸運的，總是如願以償。沒有人拿“服從組織”這樣的“論語”來逼着他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也沒有人拿“服從組織”這樣的“論語”來阻止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參見歐陽立波：《“真理在誰手裡，就跟着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269）》（2012年9月9日）；《最大的問題是在最基本的問題上沒有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267）》（201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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