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局限

——五论怎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13年8月28日）

2013年8月22日，各大网站转载了一篇《南方人物周刊》对王蒙先生的访谈录《王蒙：人们怀念毛泽东原因就是愈演愈烈的贪腐》。这篇访谈录配发了一张王蒙先生在北戴河海滨浴场的照片，他大笑着，依然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姿态。其时，本组以王蒙先生的《悲情的思想者》为引子和以“怎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文章刚刚“发表”前两篇。而这篇报道给我的感觉是，王蒙先生说：“知道了，哈哈哈……”有读者会说王蒙先生哪里就看到了我对他的批评，我又哪里就知道他表示“不在乎”？是的，仅仅是感觉而已。你要说我是臆想是自作多情，那也是你的感觉而已，你自便。不过，臆想也罢，自作多情也罢，既然说曹操曹操就到，那么，就当王蒙先生插了几句话吧。我们也接着他的话继续闲聊。

王蒙先生谈了很多问题，何以编辑用《王蒙：人们怀念毛泽东原因就是愈演愈烈的贪腐》作为标题呢？编辑这样做是对的。要抓眼球，“毛泽东”和“腐败”都是很好的词语。难怪点击量那么大，窜到排行榜前列去了。这个标题抓住了人心。特别是公元2013年的人心。

“人们怀念毛泽东原因就是愈演愈烈的贪腐”，这是对的，但不仅如此。下面再谈。先谈谈“腐败”的问题。我和腐败很有缘分，十多年来一直在和腐败分子打交道，一直被腐败分子侮辱、压制和迫害；我和反腐败也很有缘分，十多年来一直在做反腐败工作，一直在苦口婆心地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腐败分子不要一错再错不要违法犯罪不要贪得无厌不要祸国殃民不要屡教不改不要不见棺材不落泪。我第一次采访的公众人物是当年（1999年）315晚会的反腐败英雄杨剑昌先生；第一份工作是负责筹办中共中央企业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国企监察》；第一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是《腐败如何寻根——政治经济学札记（一）》；由此我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解决了“如何反腐败”的问题的人……我算得上是反腐败战线的一个老兵了。所以，我对谈反腐败问题是有兴趣也有发言权的。

在这篇访谈录中，王蒙先生谈到了“腐败”。他说，人们怀念毛泽东是因为愈演愈烈的贪腐。他还说，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关键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这些观点是对的吗？是对的。在他所处的坐标系中是对的，在他们这一代人中是对的。这些观点并不是新观点，十几年前，在准备写作《腐败如何寻根——政治经济学札记（一）》的过程中，我都看到过。我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反腐败”的问题的各种思想理论观点，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反腐败”的问题上的思想理论水平。我实际上对这些思想理论观点做了系统清理。当然，我没有像学者们写论文一样掉书袋，我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兴趣。我的清理是哲学的或者说概括的。我原以为“理论只要彻底就可以说服人”，以为中国共产党会按照自己标榜的承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白纸黑字写下来了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天空从此会是一派澄澈清明之境。但是，事实证明，我真傻，我错了。是的，十多年了，中国共产党就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没有长进，他们公然对抗马克思主义，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侮辱、压制和迫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所以，腐败愈演愈烈是可以理解的。十多年前，吴敬琏先生就说过：“腐败愈演愈烈”。王蒙先生承认，十多年来，腐败依然“愈演愈烈”。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了。这个判断是与大家的感受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畜生不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论断正是“愈演愈烈的贪腐”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但是，王蒙先生说“腐败不可避免”，这就值得商榷了。这是中庸之道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读者会反问说难道腐败可以避免吗？难道“腐败不可避免”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吗？是的，“腐败不可避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从什么意义上说呢？就是对于王蒙先生这一代人来说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就只有这样的思想理论水平。王蒙先生如此，吴敬琏先生如此，其他很多大人物也是如此。这一代人的眼界和胸怀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解决“如何反腐败”的问题，他们压根儿就不可能具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这是时代的局限。我完全理解他们。写《腐败如何寻根——政治经济学札记（一）》的时候，我心态非常好，非常平和，非常中庸，非常友善，非常宽容，非常豁达，非常和谐，非常清明，非常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那是一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是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境界，是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境界。那一刻就是永恒。从前几千几百年的历史，今后几千几百年的历史，都凝聚在这篇文章中了。我那时完全相信“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完全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相信不管是吴敬琏先生还是王蒙先生还是其他大人物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赞同和支持这篇文章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太天真了。那时候对所谓“时代的局限”的理解还不深刻不透彻。十多年过去了，我慢慢明白，所谓“时代的局限”，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即使心里明白自己错了口头上也绝不认错，就是为了面子和私利不惜违法犯罪不惜祸国殃民。

2012年11月3日，我在《谈谈若干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中批评过王蒙先生，说“他的很多文章，对于犯罪分子对于腐败现象其实是很宽容的，他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要严惩腐败这样的话。”是的，王蒙先生似乎从来没有主张过要严惩腐败。他总是和颜悦色总是宽容豁达总是满不在乎总是理解万岁总是包容包容再包容以至“仁至义尽无止境”。诚然，这是一种境界，一种中庸之道的崇高境界，其中蕴含着隐藏着深远的哲学意识历史意识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用时髦的话来说，体现了“三个自信”。但是，作为共产党员，身处“腐败愈演愈烈”的时代，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失之于宽，不主张严惩腐败，本身就是一种姑息养奸的态度。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泛滥于中国上流社会，正是导致“愈演愈烈的贪腐”的重要原因。王蒙先生这次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了腐败的问题。他本来得着机会了，可以好好表白一番自己坚决主张严惩腐败，坚决主张贯彻落实“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完全监督”的原则，以纠正欧阳立波同志的误解和成见。但是，很遗憾，他没有。他重复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陈词滥调：“腐败不可避免。”而且对“腐败不可避免”的原因的解释也非常荒谬。

——当然，他提到了对权力的监督，但是我很多年前就说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王蒙先生是贵人多忘事呢还是没有看过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系列著作”？抑或王蒙先生的秘书也和国家信访局的大秘书们一样把我寄过去的文章直接扔进垃圾桶了？

“腐败不可避免”的老调子唱了几十年了，至今没有唱完。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杰出表现。完全可以永载史册。请现在和将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记住，在写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时候，一定要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腐败不可避免。”它不仅是对腐败的宽容，而且是对腐败的庇佑。它和“腐败促进发展”“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等老调子一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没有这些高论，就不可能有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就不可能有什么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腐败和改革是孪生兄弟，腐败和发展具有共生关系，腐败促进了改革，腐败促进了发展，越改革越腐败，越腐败越发展，GDP和腐败从来都是同步增长共享繁荣。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腐败不可避免”，也不是所有时候中国共产党都认为“腐败不可避免”。1989年6月，赵紫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历数赵紫阳同志若干严重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严厉批评赵紫阳同志的“腐败不可避免”的观点。说这一观点事实上纵容了腐败，造成了反腐败工作的消极被动局面。说虽然的确存在腐败现象，但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消除腐败。20多年了，我记不清楚原文了。不过，王蒙先生也好，吴敬琏先生也好，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其他大人物也好，应该对此事印象深刻。至少应该比我印象深刻吧。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中学生呢。你们在演戏，我在看戏，你们演戏的应该比看戏的更加熟悉剧情。

当然，这种批判是政治需要，绝不表明中国共产党真的知道怎么反腐败，真的决心反腐败。风波平息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将自己批判赵紫阳同志的义正词严忘得干干净净了。如今回顾历史，大家都承认，几十年来的历史的真相是“腐败愈演愈烈”。“腐败不可避免”和“腐败愈演愈烈”就像一个等号的左边和右边，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相互支持相互证明，证明着真理和正义，证明着历史的发展规律，也证明着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怎么样的愚昧无知和卑鄙无耻的存在物。

好了，对“腐败不可避免”的调侃告一段落。王蒙先生说：“人们怀念毛泽东原因就是愈演愈烈的贪腐。”怀念毛泽东同志的浪潮总是那么汹涌澎湃，看来应该感谢“愈演愈烈的贪腐”。没有“愈演愈烈的贪腐”，人们就不会怀念毛泽东同志。这里面暗含着逻辑上的谬误和舆论上的误导。具体我就不探究了。毕竟，王蒙先生大概也不过人云亦云顺口一说。人们怀念毛泽东同志的根本原因，我在十年前的文章中谈过了，是基于他的革命历史和丰功伟绩，他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象征。[1]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13年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和2003年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或许会与时俱进有所不同吧。然而，对于我来说，没什么要说的了，该说的，早说过了。我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打算怎么与时俱进，不过，希望在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最好不要和我的观点对立。换句话说，提出什么新观点新论断，要慎重。

就说这么多吧。王蒙先生在访谈录中发表的意见，要较真起来，可以商榷的还很多。这一代人，他们有过辉煌的历史，曾经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然而，他们又受这个时代的局限，无法走进更新的时代。王蒙先生是如此，吴敬琏先生也是如此，还有很多我见过的没有见过的老先生老同志也是如此。这十多年间，我亲眼看着他们怎么样艰难地顽强地对抗马克思主义，维护自己的面子和私利（王蒙先生说名声也是私利，但当然远不止此）。他们在论战中处处败北，谈新闻改革，谈党性人民性问题，谈国企改革，谈反腐败，谈党的建设，谈环境保护，谈依法治国，谈教书育人，谈战争与和平，谈人道主义，谈特异功能，谈宗教问题，谈《红楼梦》……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面对批判，他们都无力反驳。他们又不愿意认输，拒不检讨拒不认错，放不下架子。有时偷偷摸摸地抄袭和剽窃，又受到法律上的指控和责难，心情难免沮丧而难堪。他们曾经是道德标杆，如今被指责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法律修养。他们曾经是启蒙者，如今成了被启蒙者。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如今不尴不尬。他们曾经是领路的一代人，如今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代人。他们曾经建功立业，如今被指责祸国殃民。他们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今几乎一开口就错。他们曾经是新生事物，如今封杀新生事物。他们曾经是小媳妇，如今是老婆婆……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历史要求他们进步，要求他们扬弃自己，要求他们实事求是依法办事，要求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求他们接受新事物新时代，可是他们做不到。他们实在是做不到呀。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终结在凝固在过去的某一刻，而他们的大脑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就像茫茫雪地里的贾宝玉，满脑子仍然是大观园里曾经的花团锦簇欢声笑语。王蒙先生是一个愚昧时代的标杆。他一直用自己的高智商在煞费苦心地维护着这个愚昧时代的合理性。他假装不知道这个愚昧时代早在2002年就被马克思主义清算了，假装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已经没有合法性合理性，假装不知道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在过去十多年里的斑斑劣迹，假装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真实演变路径，假装不知道他曾经狂迷沉醉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他的“中国梦”很可能在秋风中凋零，如同一片落叶……他的表现和他们这一代人的表现是一致的。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一代人一直在装。就像那个假装穿了美妙新装的皇帝。他们很辛苦，也很无奈，他们已经到了一开口就错的地步。讲马克思主义，错；讲西方文化，也错；甚至讲中国传统文化，还错。就像王蒙先生自己说的，到处挨批。“左”的批评他右，右的批评他“左”。不“左”不右的批评他亦“左”亦右。他说思想理论的批评最后成了意气之争派系之争名声之争利益之争。他说各种文化争来争去斗来斗去最后胜利的是“无文化”的愚昧。他说还是“不争论”踏踏实实做实事认认真真搞建设的好。总之，心里其实是很累了很烦了很伤感了很寂寞了很无力了甚至很悲凉了，却仍然要微笑大笑傻笑甚至苦笑，要不可救药地以乐观示人，要装，哪怕装成皮笑肉不笑。中庸之道对这一代人的毒害，自始至终，深入骨髓。这些精英人物是如此，普通群众又怎么真的更加明白更加睿智更加理性？人要吃饭要工作要活着这是真理，但是治党治国光靠这些朴素唯物主义的真理可不行。王蒙先生也承认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太差，并调侃说群众掌握了理论之后仍然是利益高于一切，换句话说，他们的眼睛永远只会盯着鼻子底下的那点东西。由此他质疑说哪里存在什么失落的人文精神，谁又见过超越现实利益的普世价值？他历览古今，他居高临下，他看得到发问者的底牌。只是，他也无法追问自己的内心，无法面对历史的拷问。在人前他是导师，在人后他是学生。他更加认可“学生”的身份，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有很多不明白。他看上去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唠唠叨叨，但是在难言之隐的问题上他和他们这一代人一样保持沉默。不是不予理睬不想理睬，而是无法面对束手无策。他们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法律没有了，道德没有了，真理和正义没有了，原则和信仰也没有了，只能演戏。

我最早学习王蒙先生的文章，应该是《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那一年，我16岁。课本中，这篇文章和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放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是当代中国的鲁迅先生。从那时起，我对王蒙先生就一直是很敬仰的。他事实上一直是新时期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领袖人物。文化领域里的很多重大事件，人们都会看到他的高论。从1980年代以来，每有重大事件，我也习惯了关注和学习王蒙先生发表的意见。所以，后来，2000年，我开始传阅文章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我的第一批读者。第一批读者都是和他一样的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的权威人士。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都是国家的领导者，时代的弄潮儿，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希望“费厄泼赖”，希望看到他们的意见。我很清楚只有他们能够看懂我的文章，只有他们可能是我的知音。然而，没想到他们如此一致地保持沉默。即便王蒙先生，也只能这样玩中庸之道，只能这样借古喻今，只能这样“润物细无声”。其实是很悲哀的。这不是他们的性格，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格。他们真的无话可说吗？他们真的不能说明白话吗？他们真的宁愿把大是大非留到身后吗？他们真的宁愿在不明不白中交班走人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很耐心地陪着他们玩了很多年的中庸之道，很耐心地在无声无形之中和他们切磋过招。可是我终究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我看重时间甚于一切。2008年，我说“玩中庸之道要有度”，说“不要让悲剧无限扩大”。刘海藩同志劝我说：“要将心比心，想想人家的难处。不要得理不饶人。”我以为我是受害者，然而他们觉得他们才是受害者。他们有难处，他们要我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我维护基本权利的诉求，关于必须遵守法律的声明，深深地伤害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集体意识集体尊严。要他们承认犯了错误，多么难啊！要他们遵守法律尊重著作权，多么难啊！我曾经说过对于经历过“文革”的老先生们不愿意说重话，因为他们有过更加屈辱更加悲哀的历史。可是，他们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和他们一样经历屈辱和痛苦的岁月。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态。它非常普遍。在他们眼里，不要说什么著作权根本不算什么东西，就是青春和生命也根本不算什么东西。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分歧竟然出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例如要不要遵守法律，例如要不要尊重著作权，例如要不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可这是历史的底线。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这就不能让了。”30多年前，王蒙先生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他想过他的高论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吗？他想过即使30多年后中国也没有实行“费厄泼赖”的条件吗？在访谈录中，他也谈到了要实行法制，他说：“法制，我想从上到下，没有人会反对。”他还说：“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法制保障和诚信底线。”这种话，中共中央也经常说，他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法大于天”，说“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手软”，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说“法治没有特区 反腐没有例外”，说“全党要有底线意识底线思维”……问题是，这些话就像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中共中央按照自己提出来的口号照过镜子吗？王蒙先生又能够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落实这些口号吗？能够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吗？我看他不敢。他很清楚中共中央是犯罪了的，依法办事就必须将中共中央开除党籍绳之以法。他说从上到下没有人会反对法制。可我十多年的观察和经历得到的结论是，从上到下没有人真正愿意遵守法律。而且众口一词说党章和法律不过就是几张纸，要求党按照党章和法律办事就是和党作对就是神经病就是脑子有问题。法治，要落到实处才是“法治”的。“法治”不是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有一件事情你不能依法处理就不存在什么“法治”。而这个“法治”的观点，是这个党从上到下都反对的。至少，我至今没有见过赞同者。倒是预言我会失败会毁灭会家破人亡的人比比皆是。所以，在一个愚昧时代里怎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弄不好就会闹出你去给人家启蒙结果人家把你扔水塘里喂了王八的悲剧。人血馒头的故事一直都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人家吃你的血还要骂你是傻瓜是疯子是神经病。这是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王蒙先生所没有过的体验吧？

我的第一批读者，都是老先生，如今走了三分之一了。十多年里，多次听人说，给那些老同志寄文章没什么用，要求中共中央就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做什么结论更是荒唐。2008年8月，吴高福老师也批评过我不务实，他说：“你给那些老头子寄文章写信有什么用？他们不可能搭理你。他们一年走掉一个，过几年都走完了。可你的事情仍然不可能解决，不可能有人给你什么说法。你要去做你自己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的是实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感觉到形格势禁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正因为觉得来日无多，我才更加重视和他们的交流，哪怕被视为冒失视为狂妄视为自作多情视为不通世故。毕竟，见一面少一面，交流一次少一次。这十多年间一个大遗憾，就是最初有很多老同志我想和他们见面谈谈的，结果未能如愿，他们就走了。例如肖前、喻权域、魏巍、刘英、钱学森、苏星、范敬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曾经是想听听他们的意见的，他们毕竟是过来人，是很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只有和他们面对面，才有可能重返历史现场。这都是不能弥补的遗憾。从2000年2001年一开始面对中国面对历史发言，我就非常真诚地表示过对话的意愿。白纸黑字都在那里。没想到刚刚写了几篇文章，就被视为洪水猛兽视为来者不善视为精神病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以来，也算是大风大浪沧海桑田都见识过经历过了，何以会如此神经过敏？老实说，我至今都不明白不理解。就写了几篇文章，然后就到处碰壁。很多人躲着我，辗转送过来一些什么“狂妄”之类的高帽子。后来，2010年，我说过，早知道北京的十年岁月会这样度过，当初就不会来这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们就这种素质吗？他们连几篇文章都不能面对？他们的最高水平最大勇气就是和我玩这种似有似无的中庸之道？我不知道。如果从一开始大家都开诚布公交流思想，我相信，这十年应该是马克思主义飞跃的十年，真正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然而，事实如此，也没有办法。这十年没做完的事情，将来一百年都做不完。这是历史的大悲剧大灾难。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不仅是2001年2002年回不去了，2004年也回不去了。而历史的功罪不可能是一笔糊涂账，对于犯罪分子必须严惩不贷。王蒙先生当年写《悲情的思想者》，是用心良苦的，我感谢他的关怀和善意，也祝福他健康长寿！关于怎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话题还没谈完，我们仍然会继续。人老了，很多事情不能留到身后。我说过，不喜欢在人家身后再来说什么好歹，趁着这些老人身体还好，能够多说几句话就多说几句话吧。外人怎么看是无所谓的，我只对历史负责。也希望他们对历史负责。不要以为沉默就可以在历史上蒙混过关。沉默不是认错的方式，也不是辩护的方式。就像中庸之道的似有似无的忽悠既不是检讨也不是辩护。对历史问题不说清楚，将来后患无穷。在生之年不承认错误做出检讨，就会在历史上成为反面教材。犯罪了就不要幻想被宽恕。在历史的底线的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那还叫什么政治家？那还叫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1] 欧阳立波（2003）：《谈谈党的领导和国有资本所有权之间的内在联系——政治经济学札记（二十四）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参见《谈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